托尔斯泰 （1828—1910）是俄国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的创作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他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巨著，已成了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托尔斯泰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产义发展的初期，他的作品概括了农奴制改革后至1905年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全部，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出身在图拉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在他不满十岁时，已先后失去了父母。在远亲塔吉亚娜·叶尔戈利斯卡娅这个善良人的照料下，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1841年，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学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对道德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他进行了改革，但因农民不理解他而失败了。1851年起，托尔斯泰开始在高加索服役，曾参加过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段军旅生活，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也为他今后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服役期间，托尔斯泰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写下了《童年》（1852）和 《少年》（1854）两部自传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等。前两部小说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内向而好思考的贵族小孩的形象。《塞瓦斯托波尔》以克里米亚战争为素材，描绘了作者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

　　1855年底，托尔斯泰回到了彼得堡，在接触革命民主派人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拥护他们自上而下改良社会的主张，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立场。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自传三部曲之三《青年》，还创作了短篇《暴风雪》（1856）和中篇《两个骠骑兵》（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 （1856）。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作品中，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年青地主在领地实行改革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俄国乡村的落后景象和农民们的艰难的生活，客观上反映了废除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

　　1860年前后，托尔斯泰曾两次出游欧洲，考察那里的社会现状和教育情况，但其结果令他很失望。两次出访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托尔斯泰将目光再次转向俄国的传统文化，促使他重新在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中篇小说 《哥萨克》和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作品。《琉森》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现象。《哥萨克》写一个青年军官厌弃了城市文明，在纯朴的哥萨克农民中寻找生活理想的故事。但他最终因无法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只好再度离去。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托尔斯泰看到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也促使他重新思考人民群众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1864至1869年间，托尔斯泰创作了卷帙浩繁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随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时翔。

　　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走访贫民区、监狱、法院和教会等地，还积极参加了救济灾民的活动。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革命声势的日益浩大，最终使他的世界观由自由派转向了宗法制观念。回到庄园以后，他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参加体力劳动，决心和本阶级决裂。

　　八十至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1863—1885）、《伊万·伊利奇之死》（1884—1885）、《克莱采奏鸣曲》（1891）和长篇小说《复活》等。这些作品仍然多以俄国农村为背景，表现资本主义对宗法制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复活》，它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总结。因为这部小说讽刺、揭露了官方教会的黑暗，托尔斯泰于1901年被东正教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晚年，托尔斯泰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剧本《活尸》 （1900）、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等。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仍一再著文抨击沙皇政府的虚伪和残酷，抗议他们对人民的镇压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导致了托尔斯泰与家庭的格格不入。为了实现“平民化”的宿愿，1910年10月28日，经过长期激烈思想斗争的托尔斯泰终于悄然离家出走，完成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彻底背叛。十天以后，托尔斯泰因患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度过一生岁月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农奴制改革以后托尔斯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间矛盾的结果。它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近二十年间这一完整的历史时代，着重歌颂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达到了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为“整个历史时代、人民运动和民族斗争的复现——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民”。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别祖豪夫和保尔康斯基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在1812年卫国战争的庞大背景下，展现俄国城乡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几乎涉猎了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等。

　　首先，托尔斯泰突出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托尔斯泰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正义的卫国之战唤起了全体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拿破仑入侵俄国起，在波罗金诺大会战、莫斯科撤退、莫斯科大火、俄军反攻等数次战役中，到处洋溢着人们同仇敌忾、勇于为国捐躯的气氛。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托尔斯泰笔下，爱国主义战争还能改变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安德烈、彼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中。安德烈是个典型的贵族军官，战争以前他也是个追求功名的人，但在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在跟着普通士兵同命运、共患难的生活中获得了对生命的新认识，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彼尔是个拥有大笔遗产的贵族青年，但他善良正直，与爱伦的结合为他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脱离开个人生活的圈子，在战争中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农民士兵普拉东那种逆来顺受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对彼尔深有影响。在“普拉东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托尔斯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托尔泰主义” （即“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最早体现。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最生动最迷人的少女形象。她虽经过与安德烈订婚、受阿纳托尔的诱惑、识破库拉金的面目、与安德烈的破裂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在战争中仍出于本性地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这些乡村贵族的形象，作者突出了贵族阶级先进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作者对地主贵族阶级仍是抱有幻想的。

　　《战争与和平》交融了不同时空的社会生活场面，集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诸多体裁为一体，人物虚实并存，情节层次复杂，将叙事的冷静、抒情的诗意和激烈的政论巧妙结合为一体，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心理分析，构制了一幅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历史画面，其艺术成就令后世的作家叹为观止。

　　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的巨变迅速而敏锐地反映到了道德、家庭等方面。《安娜·卡列尼娜》正是这样一部表现妇女感情的觉醒和解放的作品。作者立意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但经过不断探索，这个故事演变成了一部揭示农奴制改革后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爱情、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等各方面问题的社会小说。

　　小说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又相互交错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作者通过这条线反映旧家庭基础的伦理道德准则在社会变革后所受的冲击，深刻揭露了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渥伦斯基为代表的军人集团所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他们无情地扼杀和戏弄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是列文一吉提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经历。作者通过列文这个拥护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的精神追求，反映了自己复杂、矛盾的社会道德观念。列文是个典型的好地主形象，他忠厚、热情、善于思索和有一颗 “黄金一般的心”。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他惶恐不安，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好意，在田庄进行了改革，但农民的不理解和地主农民间本身所存在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导致了列文的失败。虽然作者安排了一个宗法制老农的形象以使列文解脱精神上的矛盾，但列文最终依然是个正在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者形象。在他的苦闷和追求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变化前后的内心矛盾。

　　安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托尔斯泰塑造的又一个生动的妇女形象。她漂亮、聪明、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她代表着新的道德观念，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大胆地同卡列宁所遵循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礼教进行了抗争，在社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她虽然失败了，但她仍表现出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由封建宗教意识而产生的负罪感、羞耻心以及渥伦斯基的背叛，最终使她这个将爱情视为生活唯一内容的贵族妇女走上了绝路。她是不幸而又无罪的。

　　《安娜·卡列宁娜》以其反映生活的广阔和深刻，营造出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激荡不安、迷茫怅惘的时代气氛。小说的情节结构集中，对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更是细腻入微，创作上多采用对比的手法。 “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更增强了。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长斯艺术探索的总结。小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撕下了贵族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小说根据一个真实的生活事件写成。它由描写一件冤案开头，对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庭、监狱、教会等国家机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玛丝洛娃是一个“半养子、半家奴”的孤女。她三岁时死了母亲，被地主收养。刚长大成人时就遭贵族少爷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屈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她相遇，并认出被告正是自己过去奸污过的少女。他忽然“良心发现”，并开始为解救玛丝洛娃四处奔走，最后竟毅然放弃自己贵族身份的架子随玛丝洛娃一起流放。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深深地打动了玛丝洛娃，最后她原谅并爱上了他。小说以精神上复活的玛丝洛娃为不连累聂赫尔留夫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的结合告终。

　　监狱和教会，是托尔斯泰批判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监狱的描写，托尔斯泰彻底暴露了俄国法律草菅人命的罪恶本质。如托尔斯泰所说：“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对俄国的监狱，托尔斯泰又说道：“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真正的公民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而官办教会，则是用教义来麻醉人民以达到统治目的的又一手段，貌似神圣的宗教活动只是教士们勒索钱财、养家糊口的生活手段，他们所宣传的信仰，只是为残忍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到处说情的过程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和凄惨的景象。

　　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是对整个剥削阶级的控诉。她曾经是个道德纯洁、天真朴实的少女，是聂赫留朵夫自私虚伪的贵族本性改变了她的生命、命运。小说中怀孕的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追赶火车的情景有力地谴责了聂赫留朵夫的冷酷和无情。作者描写了此时玛丝洛娃的悲愤心情：“他，在灯火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可以说，聂赫留朵夫是逼迫玛丝洛娃堕落的第一个人，因为她从此已不再相信纯洁的道德原则了。在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者还突出表现了“复活”的主题，描绘了他们从纯洁到堕落，又由堕落走向精神上新的“复活”的过程。在玛丝洛娃的“复活”过程中，政治犯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很快地接受了他们“反对上层人”的思想，并导致了她最后同西蒙松的结合。“复活”以后的玛丝洛娃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少女了，她已成了一个富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新人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他见到不幸的玛丝洛娃后受良心的谴责开始的，他对玛丝洛娃的帮助带有浓厚的赎罪色彩。但随着他四处奔走，接触了社会许多方面的黑暗以后，他最终将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了对整个统治阶级罪恶的认识，他的同情心也由对玛丝洛娃一人扩展到了对整个劳动阶级。“复活”的结果，使他彻底否定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并全身心地站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真实和客观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更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从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变的心理活动来挖掘人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注重描绘心理过程本身、准确捕捉千变万化的内心活动的手法，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的 “心灵辩证法”。这种写作手法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奥秘，就如“一个人的思维的内在运动图案”，使人们看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伸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的”。这种手法至今为许多作家所借鉴。托尔斯泰也是一位语言巨匠，他的语言朴实、浑厚、流畅，在不同的情节中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的出现将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列，也为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以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