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于182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生长在莫斯河南区，这里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他很小就十分熟悉商人的生活。1835年，他考入了省立中学，在这一时期萌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强烈兴趣。184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缺乏兴趣而很快便退学了。

　　1843年及以后的数年，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直在莫斯科的多所法院中工作。这一时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商人、官吏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他在法院供职期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剧作，是他写于 1849年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戏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成名作，也是他所创立的“生活的戏剧”体系诞生的标志。该剧描绘了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世界，揭示了在这个“黑暗王国”贪婪、欺骗和唯利是图的冷酷面目。专横的商人鲍尔肖夫为侵吞别人的财产，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管家名下，佯装破产。但狡猾的管家不仅乘机娶了主子的女儿，还占有了主人的全部财产。鲍尔肖夫因赖帐而锒铛入狱，女儿和女婿为了钱，甚至不肯营救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奥斯特罗斯基以其深刻的思想触怒了沙皇和反动势力，他们下令禁演此剧并迫使奥斯特罗夫斯基辞去公职。

　　沙皇政府的迫害和斯拉夫派保守思想的影响，使奥斯特罗夫斯基一度陷入了矛盾。五十年代初，他创作了美化商人和宗法制社会、向现实妥协的三个剧本，这便是：《各守本份》（1852）、《贫非罪》（1853）和《均勿随心所欲》（1856）。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思想界人士的帮助下，奥斯特罗夫斯基很快便摆脱了斯拉夫派的影响，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

　　1856年，莫斯特罗夫斯基沿伏尔加河沿岸作过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农奴制即将崩溃的局面和进步力量所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根据这段生活所积累的素材，奥斯特罗夫斯基写下了一系重要的剧作，如：《肥缺》（1856）、《代人受过》（1855）、《女学生》（1858）和《大雷雨》（185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通过塑造地主、商人、官吏的丑恶形象，来表现俄国社会贫富不均、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本质。对于因不堪忍受剥削而向旧势力挑战的人，奥斯特罗夫斯基则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阶级日益衰落的六十年代，奥斯特罗夫斯基还写过几部反映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戏剧作品，如：《一个旧友胜过两个新友》（1860）、《艰苦的日子》（1863）、《闹市》 （1865）和《深渊》（1866）等。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些作品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堕落，赞扬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

　　六十年代中后斯，奥斯特罗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日渐密切，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旺盛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1）、 《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对没落贵族的腐朽堕落生活方式进行揭露，对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的批判，展现了一个旧贵族、新商人主宰的“黑暗王国”。《来得容易去得快》刻画了一群没落贵族的堕落生活，地主的女儿、不惜一切追求金钱和享受的丽佳·切鲍克萨罗娃便是这群人中的代表。《没有陪嫁的女人》表现了新兴资产者冷酷、残暴的本性。富商克努罗夫和奥热瓦托夫为了一千卢布的陪嫁竟无耻地破坏了拉丽莎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其抵押出去。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无论是作为没落阶级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丑恶的本性和种种罪行，都被他揭示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揭露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作为民主主义者的立场。

　　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生写有近五十部剧作。他的作品，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格里鲍耶陀夫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而且在戏剧的题材、形式等方面有所革新，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戏剧革新家。

　　《大雷雨》（1860）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重要戏剧作品，它发表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夕，是对“黑暗王国”的控诉，也是对“光明“世界的呼唤。

　　该剧根据作者在伏尔加河收集的素材创作而成，反映了一个旧传统与新风尚相互较量的故事，剧中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位善良而又刚强的姑娘，她嫁到专横跋扈的卡巴诺娃家后备受婆婆的欺辱，她的丈夫季洪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受虐待的妻子。在孤单和绝望中，卡捷琳娜爱上了商人季科伊的侄子鲍里斯，而鲍里斯同样是个软弱的人，他虽然幻想着和卡捷琳娜过幸福的日子，但又无力对抗叔父的意志，在季科伊的逼迫下鲍里斯只好抛下卡捷琳娜，远走他方。无依无靠的卡捷琳娜最后被迫向婆婆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然后投湖自尽。在这部作品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揭示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人民的穷困、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和妇女在家庭中爱奴役的不平等地位。

　　季科伊和长巴诺娃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旧传统和旧秩序的卫道士。季科伊凶恶无比，仗着自己的势力对穷人进行敲榨勒索，对鲍里斯他也不放过，最后逼得鲍里斯离开这座城市他才罢休。卡巴诺娃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者形象。她表面上很善良，但实际上却十分专横、毒辣。她是家庭的主宰者，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她仇视一切新的事物，拚命将家里的人约束在她所信奉的陈规陋习之中。当预感到“老规矩完蛋了”，“末日要来了”的时侯，仍不停止对卡捷琳娜，甚至是亲生儿子季洪的折磨和迫害。库利金一语擢穿了她的伪善本质：“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作者指出，正是这两个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是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

　　季洪和鲍里斯同受着卡巴诺娃和季科伊的支配，也是卡巴诺娃和季科伊手下的牺牲品。季洪在母亲专制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他从来就没有过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虽爱自己的妻子，却又无力保护她。鲍里斯虽比季洪有知识和文化，但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眼看着季科伊侵吞了自己的财产，他也只是忍气吞声，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也爱着卡捷琳娜，但他是无力从“黑暗王国”中救出卡捷琳娜的。季洪的唯唯喏喏和鲍里斯的软弱，同样是造成卡捷琳娜死亡的原因。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卡巴诺娃、季科伊、季洪和鲍利斯等人物形象，营造出了包围在卡捷琳娜周围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表明了卡捷琳娜悲剧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

　　卡捷琳娜也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性格与季洪、鲍里斯的性格相比，要勇敢、坚毅得多。她厌恶沉闷而冷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着卡巴诺娃的百般欺辱，季洪的软弱更加使她感到孤立无助。鲍里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改变生活现实的契机，她对鲍里斯的爱，多少带有反抗命运的色彩。卡捷琳娜性格的光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她最后与卡巴诺娃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再屈从下去，而是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她将不再忍受“黑暗”的统治、誓与暴虐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形象，被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大雷雨》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思想，而且具有精湛、独到的艺术技巧。它的结构匀称，情节流畅而合乎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大自然作为剧情的背景，而且风景的变换与剧情的内容、人物的心理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可称第一人。当卡捷琳娜心理活动异常紧张激烈的时候，作者总是以“大雷雨”的背景来加强戏剧效果，提高戏剧的艺术表现力，烘托出剧中的紧张气氛。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而生动，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客观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透过不同的人物类型，表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阶层或阶级。戏剧的语言是戏剧艺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雷雨》以其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天才。作者为剧中每个人物选择了恰如其分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了作家艺术雕琢的精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物性格和清新真实的生活气息令俄国的戏剧舞台面貌一新，他的出现，使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民族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