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和歌与汉诗

　　日本最早的诗歌是和歌。和歌的产生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具有关联。例如，《万叶集》中即可窥见“记·纪”歌谣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韵律、构思均有近似之处。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卷，传说编篡于奈良时代后期和平安时代前期（公元800年前后），经数位编辑整理，最终定稿者是大伴家持。诗集中，共有长歌265首，旋头歌62首，短歌4207首，连歌1首，佛足石歌1首。此外尚有汉诗4首，汉文22篇。总之，《万叶集》集日本古代诗歌之大成，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万叶集》中的和歌如前所述包括长歌、短歌等不同类型，因而各自皆有不同的形式特征亦即格律限制。不过，当时种种格律尚未定型。此外，由于各类歌体中唯“短歌”最符合日本人的自然审美情感，所以，日后短歌获得很大发展，而其他形式却渐次消亡。 

简单说来，和歌的格律主要体现在假名音节的限定上，例如“长歌”长度不限，在句式上以五音七音句式反复，最后结句却以五音七音七音句式结尾（亦即5·7·5·7……5·7·7）。“短歌”只有31音，句式为（5·7·5·7·7）。除了音节，尚有“枕词”、“序词”之类的形式约定。 

从主题内容上讲， 《万叶集》分三大类，即杂歌、相闻和挽歌。这些类型的名称据说仿自中国的《文选》。“挽歌”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的死亡，为亲朋好友的死别而悲伤。“相闻”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但更多表现夫妇、恋人之间的情思纠葛。“杂歌”所含内容广泛，“挽歌”、“相闻”以外者皆纳入其中。例如行幸、旅行、公私宴庆等等。因此，最具色彩的是“杂歌”。 

另外，“相闻”和歌又细分为三类：正述心绪、寄物陈思和譬喻歌。 

《万叶集》问世之时，平、片假名尚未产生，因而所有和歌皆以汉字标记。汉字早已传至日本。因而当时的文化人能够相当自由地运用汉字。但汉字毕竟是外来文字，运用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汉字字义符合日语的原有语义，二则完全照搬。前者为训读，字同音不同，借用了汉字，却使用日本语原有的语音；后者为音读，如饿鬼、法师等，同时借用汉字的字型、字义与发音。此外，尚有仅仅借用汉字语音而与语义无关的用法，即所谓“万叶假名”。日后“万叶假名”进一步省略笔画演化成为平假名、片假名。假名文字的出现在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作用。 

进而言之，和歌作为富于个性的艺术形式，建构在渐渐舍弃“歌谣”的歌唱性、群体性基础之上。万叶时代的文学形式已有神话、传说、话本与歌谣，但物语、随笔等尚未问世。或者说仅仅以萌芽形态包含于万叶和歌之中。 

“万叶时代”又被称作抒情诗时代，抒情诗不同于描述事件发展、人类关系的叙事文学，是一种表现个人欢愉、苦痛、憧憬、悲哀亦即个体小宇宙的文学形式。《万叶集》以抒情为主。而抒情诗本质上不是反映外界现实，却是将外界现实凝聚到诗人的心中。这一点，也是和歌与歌谣的基本区别之一。虽然“记·纪歌谣”（《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已经超越了原始歌谣，走向更高阶段，例如形式上已有片歌、短歌、长歌之类的划分，包含了艺术动机与宫廷倾向，但说到底，“记·纪歌谣”尚不是贵族艺术，而属乡土化的庶民艺术，具有原始共同体季节祭式的性质。至少，“记·纪歌谣”不能称作“抒情诗”。“记·纪歌谣”是古代日本贵族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这种过程孕育了抒情诗。具体地说，这一过程是由祭式魔法走向个人情感，由原始音乐、原始舞蹈趋向单纯的语言艺术。 

下面是《万叶集》中大伴旅人的赞酒歌选译，不难看出前述个人化和抒情性的风格特征。 

今世寻欢乐，酒足兴津津； 

来生宁愿作，虫豸与鸣禽。 

和歌汉译是极其困难的事，无论多么高超的译作，都将损失特定民族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因为音韵、格律乃至文字的视觉印象，统统大相径庭。 

又如，《万叶集》女诗人额由王的《思念近江天皇之歌》，优美的汉译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作的抒情特征： 

怀恋人难逢，待君一片情； 

吾门帘幌动，翦翦是秋风。 

“风吹帘动”，却是秋风。和歌受《文选》十五卷《玉台新咏》。亦即 “清风帷帘动，晨月照幽房”的影响。但是，和歌中的余情余韵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至少一个“是”字，不得已损失了原诗的素淡与动感。同时，日本和歌的五·七句式，源自日本古代舞蹈的节奏感。原诗为： 

君待っとわか恋ひたむれば 

わか宿のすた重かし秋の风吹く 

《万叶集》另一内容方面的特征，是突然增加了大量叙景诗或四季歌。应当说，这种类型在“记·纪歌谣”中十分罕见。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自然持有友好的态度。在“万叶时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风花雪月成为重要内容，似乎日本人生来与自然处于和谐的状态中。其实不然，在神话时代，日本人对自然甚至抱有敌对态度。 

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的文学发生皆以叙事文学为先，抒情文学随后。不同的是，日本古代的叙事文学相对贫困，而抒情文学却迅速获得了异常发展。例如，“万叶时代”之前几乎只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万叶集》以后不仅迎来《古今集》时代抒情诗的开花季节，甚至将抒情作为传统，注入以后平安朝时代的女性文学中。即便在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也可看到这种影响。叙事文学的贫乏，主要因为文化历史的作用。据说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分化出巡游诗人这种特定职业。同样，抒情诗的繁荣兴盛也有其特定的新的历史文化条件。所谓新条件，无非是与中国大陆文化加强了接触，同时建立起新的基于律令制的贵族社会。 

《万叶集》的作者形形色色，主要有天皇、皇后、官僚、僧侣或平民百姓。早期作者以柿本人虫为代表，包括舒明天皇、齐明天皇、有间皇子、天智天皇、天武天皇、额田王、大津皇子等。此外尚有大量佚名作者。代表奈良时代的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和大伴家持等几位著名诗人，则尤值一提。山上忆良的 《贫穷问答歌》堪称名作。 

《贫穷问答歌》题材独特，形式上是两个穷人的对话。山上忆良超越了柿本人虫的早期和歌，全诗83句中仅仅使用了一个枕词“虎鸫”（日本古代传说中的怪物）。“枕词”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异名，冠于每句之首，一首长歌中往往使用若干“枕词”。“枕词”的作用是造成一种听觉性暗喻，形式感很强。“枕词”起源于古代祭式。而山上忆良舍弃“枕词”，说明这种形式要素在他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桎梏，或是陈旧的雅言语式。从文体特征上看，以前的和歌像咒文一样，具有音乐式的连续性；而山上的作品特征却是非连续的跳跃性。 

最后，仍然需要强调歌谣与“万叶和歌”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歌谣”是群体文学而非个体文学，在此意义上它与《万叶集》尤其是后期“万叶”诗作，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万叶和歌”又与“歌谣”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许多作品直接对歌谣进行艺术性加工，“《万叶集》在日本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古典位置，原因正在于某种民族历史上的一次性——由群体歌谣走向个体诗歌。不妨说， 《万叶集》是所谓黄金过渡期的产物。” （西乡信纲语） 

无可否认，古代日本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极大恩惠。日本从古代中国引进了国家制度、思想文物以至农业栽培、铁器技艺等。但更为重要的首先是引进文字。因为日本古代没有文字，如前所述文化是靠口诵相传。汉字的借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同时也令其背负着深刻的矛盾。有了文字，才可能发展独自的文化。但因最初的开放几乎是照搬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乃使古代日本的贵族意识、贵族情感，几近受到同化的威胁。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下，日本人亦创作汉诗。最早的汉诗集，是公元751年的《怀风藻》。《怀风藻》的编撰者据说是淡海三船，实则不详。其中诗作者64人，收入诗作共120篇。从编撰年代上看，《怀风藻》的创作大致与《万叶集》同期。主要作者，相传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等。诗集以“五言”居多，大都模仿中国的六朝古诗。 

例如，下面是大津皇子的五言诗 《临终》， 

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 

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 

真有一种同文同根感。又如藤原宇合的《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 

往岁东山役，今年西海行； 

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 

不妨说，中国人看日本的汉诗，较和歌更有韵味。格律工整的四句，将人物的身份、情感十分贴切地勾现出来，且富于美感。但遗憾的是，《怀风藻》里这类佳作并不多。大多诗作仅仅模仿大陆诗风，描写宫廷贵族的风花雪月、风流韵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怀风藻》的文学史价值低于《万叶集》。因为《万叶集》根植于民族生活，且与传统的艺术形式“歌谣”具有承接关系；而《怀风藻》作为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一种“教养文学”，多为应时之作，成为宫廷文化的一种消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潜伏着大陆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某种矛盾。汉诗极度受到推崇，却只能作为宫廷文学而存在。 

《怀风藻》中20余位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的作者。也就是说，当时的贵族视需要而选定不同的形式。其实，汉诗在当时比和歌受崇。而有趣的是，《万叶集》的作者多姓大伴，而《怀风藻》的作者多姓藤原。原因在于，作为政治上失败者的大伴氏，思想上奉守传统，因此他们选定了和歌这种植根于日本传统的文学；而藤原氏则是政治上的一度得势者。在统治者的推崇下，汉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当权者模仿唐代中国的宫廷生活，政治上主张儒家的文治主义。 

嵯峨天皇弘仁年间（公元810年前后），又出现了敕撰汉诗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年间（公元823年前后）则有《经国集》问世。从诗歌形式上讲，《怀风藻》是“五言诗”，其后的汉诗集则多为“七言诗”，主要受唐诗影响。内容上，这些汉诗更加趋近于知识游戏，大部分作品仍是描写皇家贵族的行幸、酒宴或游山玩水。 

就是说，汉诗尽管在文字上、形式上日趋完美，艺术上却存在诸多欠缺。而从文化上讲，又不能一笔勾销汉诗汉文一度兴盛（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作用。例如，此期汉诗汉文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空海和尚。空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遣唐使归国后，他独自撰出汉诗集《性灵集》、散文集《三教指归》和介绍大陆诗学的《文镜秘府论》。但不管怎样看，汉诗的文学史意义乃至文化史意义都不能与“万叶和歌”相提并论。“万叶和歌”开始摆脱汉语文字的标记桎梏，使日语渐渐地自成一体，且可自由自在地表达日本人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假名文字”的发明对日后民族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公元9世纪中叶，和歌的一大发展《古今集》更体现对于汉诗的反抗。 《古今集》的6位重要作者，被称作六歌仙。亦即：僧正遍昭、在原业平、文屋康秀、喜撰法师、小野小町和大伴黑主。《古今集》继承了“万叶后期”的传统，创作中涌动着个人化特征。至此，和歌进一步完善了形式。《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成为后来的和歌集范本。但是与《万叶集》相比，《古今集》中的日常用语减少了，世界局限于某种特殊的美的框架中。因此有人批评它是离开了生活的“艺术”。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在于“万叶时代”的生活环境是自然和乡村；而“古今时代”面对的却是达官显贵的意识形态，以及渐次城市化。如果说，《古今集》体现了和歌形式的完善；那么从内容上讲，和歌却成为“展示日本王权心情的文学”（西乡信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