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过渡：中世文学

　　一般来说，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以前的文学统统称作古代文学。但日本人又习惯于将古代分为四大阶段：上代、中古、中世与近世。上代最重要的作品是前面述及的神话传说与万叶和歌；中古毋宁说是日本古代文学中最为辉煌的阶段。《源氏物语》、《枕草子》、《古今和歌集》皆属此期作品。中世文学，乃处于一种文化性过渡阶段，主要作品有《新古今集》（和歌）、《方丈记》、《平家物语》与《徒然草》等。中世以后的近世文学，则孕育着近代文学的萌芽。近世的重要作家，主要有松尾芭蕉、井原西鹤、与谢芜村、上田秋成等。 

文学史的阶段划分有时与社会政治史、经济史并不同步，但必然具有无法分割的关系。中世文学，便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中世是日本贵族文化、政治制度发生变革的时代。促成变革的主体是武士与市民。此期，市民文化渐渐抬头，成为王朝贵族文化的否定力量。市民文化是多样性的，因此中世文学的作品样式亦形形色色。与此同时，文学精神上也继承了前代王朝文学的传统。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和歌中，也体现在新兴的民间话本文学中。具体说来，就是由对于现实的深刻怀疑趋向逃避、超越现实的世界。例如以藤原定家为代表作家的《新古今集》，一脉相承于《源氏物语》、《和汉朗咏集》等前代名作的艺术世界。祈求净土的愿望，在以前的王朝文学中即有展现，而中世以后的《梁尘秘抄》等，则将此类文学表现推至顶点。 

中世的时间划分是平安时代末年（1192）至江户时代（1603）。在此期间，日本战乱频仍。“承久之乱”（1227）后，日本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一度兴盛的和歌黄金期成为过去。其次，出现一些新兴的文学样式如民间话本、军记物语等。 

中世末期，在两个多世纪的战乱中，社会发生很大变革。王朝贵族文学的变质解体早已缓然发生。而南北朝之乱与应仁之乱，则加剧了这种进程。作为现象，首先是作为王朝文学美学传统的“悲哀”意识趋于淡化。其次，早期对于神、佛的虔敬信仰渐渐消失，却赤裸裸地流露出对于现实利益的渴求或觉醒式的批判。总而言之，中世后期的文学与前期不同，它无所顾忌地向滑稽、谐谑的风格特征倾斜，表现中所侧重的，似乎不再是个性自我，而是集体意志。或者说，不再是理想性而是现实性。后期的中世文学自然已包含近世文学的诸多要素。 

中世早期的和歌盛期，代表作品是敕撰《新古今和歌集》。《新古今集》共20卷，由源通具、藤原有家、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雅经五个编撰而成。 《新古今集》继《万叶集》、《古今集》之后，是和歌发展史上的第三阶段。编集年代，大约是镰仓幕府初叶至承久之乱年间（公元1210年前后）。其宗旨，首先是继承发扬平安末期以后的和歌新风。具体地说，《新古今集》修辞上、情趣上皆讲究巧致纤细的雕琢美。且最大特征在于，和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新古今集》在和歌文体上崇奉优美华丽，且受文化中幽玄闲寂、追求余情余韵的时代风尚之影响。 

《新古今集》确立了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世界。藤原定家在陈述编篡理想时说：《新古今集》追求的是“旧词新意”。 

《新古今集》由后鸟羽院（天皇）统辖编撰。此时另有一位承蒙后鸟羽院恩宠的乡野歌人鸭长明值得一提。鸭长明的代表作却是随笔集《方丈记》。作品描述了作者在日野山麓闲居时期的所见所闻，例如养和年间的饥馑、长承年间的大地震以及日野山区的隐遁经历等。总之对世事的轮转无常特别关注。《方丈记》是镰仓（1192－1333）初期的作品，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中贯串的文化精神，是基于佛教思想的无常厌世观。 《方丈记》由短篇随笔连缀而成，但却不同于《枕草子》或《徒然草》，而具有首尾一贯的特点。 

“战记物语”又称“军记物语”，乃物语文学的新样式。《平家物语》则是“战记物语”的代表作。全书共分12卷，作者不详。相传是一位名叫生佛的盲目法师口述留传下来。当然还有其他猜测。《平家物语》的一大特征，是历史与文学的重合。全书的主线，是历史人人皆知的源平战乱，但主要却叙述了平家一族的兴亡荣枯。《平家物语》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要素，荣枯无常，盛衰不经，作者如实地展现出悲哀、痛切的人生境况。而这种叙事过程，却并不基于个人化的中心故事。《平家物语》开篇写道，“祗园精舍的钟声，呈诸行无常之音；娑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实际上，源自佛经的这个对句，正是通贯全书的核心思想。在以“源平争乱”为主题的这部物语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于力量的礼赞，许多问题都是靠实力来解决的。不过，这种力量的立足点在于正义与责任。源平两军都十分看重名份、名誉，而贬斥欺瞒与卑怯。冲锋陷阵，战胜强敌，建功立业，扬名沙场，成为当时武士的共同愿望。而作者字里行间，也对此倾注了满腔热情。就是说，《平家物语》并不是单纯的战争描写，在强调、赞美力量的同时，还突出地表现某种 “爱”心。这种爱，表现在君臣、父子、夫妻之类的人类亲情、义理中。同时对立于残酷的战争描述，使征杀屠戮的阴惨场景或心境，变得清澄、明亮、柔和起来。或令人生超越那地狱般的战场，走向所谓的“安养净土”。 

《平家物语》中的女性大都是平家眷属。她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人生苦难，骨肉分离。但与此同时，这些女性通通具有平安朝时代的贵族风彩。平家是武人，同时是贵族或诗人。因而兵马倥偬之中，仍不忘观赏山水花月。或赋诗奏乐，抒发幽怀哀情，仿佛全然忘却了行将破灭的命运。以此为题材的《平家物语》，自然带上豪华绚丽、优雅哀绝的色彩或情调，使作品具有了十分强烈的人生感染力。作者将凡常的人生感受融现在身为贵族的人物命运中。此外，《平家物语》揉合进许多民间传说，事件的发展与人物活动，亦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保持了一致。为此，它被称作日本“国民文学”代表作。 

《平家物语》创作时期的时代思潮十分复杂，神道、武士道、儒教等种种要素都在发生作用，因此当时文化上的重要特征在于，由崇奉情感、趣味、唯美转向理智、思索、真实。这种文化特征自然影响到《平家物语》的表现形式，例如作品中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态度，由主观转向客观。 

《平家物语》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取材于这部物语的作品，竟有几百种。如 《太平记》、《义经记》、《明德记》、《难波战记》等等。此外尚有许多传统戏剧、谣曲取材于此。《平家物语》表现了日本文化史上过渡期的多元化精神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可磨灭。 

《太平记》也是战记文学。记载了日本南北朝时期（公元1333—1392）空前规模的战乱历史。全书共40卷，一般分为三部。第一部由后醍醐天皇的治世、讨幕计划到建武中兴；第二部写新政权发生动摇，皇家、幕府发生对抗，进而写到天皇死后，幕府获得了优势地位；第三部则是幕府内讧，一直写到足利政权第三代的义满时代，意味着安定时期的开始。描写中，可以看到《平家物语》的种种影响。但与《平家物语》不同的是，《太平记》里的悲壮美或模式性相对淡薄。在《平家物语》的创作年代，王朝式抒情尚具生命力，可以借此表现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同时胜败已经分明，败者平家已被消灭。从平家灭亡到 《平家物语》受到推崇，中间隔了近200年时间。相反，《太平记》中的战争却十分切近，直接反映在“物语”叙事的文学视野中。且给人以动荡、浑沌、复杂之感。 

《太平记》的作者不明，相传是一位叫作“小岛法师”的物语僧人。或由多位僧人合作而成。作品中，禅宗思想十分明显。因而有人推断作者是禅僧。《太平记》描写了跨度50余年、频繁激烈的战争场面。错综复杂，给人以散漫之感。比较而言，第一部的结构情节较为明晰；第二、第三部由于事件过份复杂，略微失去统一之美。而且，第二、第三部过份热衷于战争场面的描写，给人以阴惨残酷的印象。《太平记》的作者在反映时代思潮时，同样渐渐淡化了个人的主体意识。在时代性群体意识作用下，作者喜好表现男性特征，例如勇武、刚强、壮烈、果敢之类的英雄形象。相反，对于自然、人生的观照却趋于简单。作者注重的是现实性的扬善抑恶或敬神崇佛。因而作品有道德性、教谕性或宗教性倾向。说到底，作为作品的指导性思想，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美学意念，而是现世的伦理观念，且儒教、禅宗、武士道三位一体。从艺术上看， 《太平记》显然不及《平家物语》那般完整统一，且缺乏优雅诗意。但是，作品却透现出时代的光彩，发扬了刚劲遒健的民族性格。而且，《太平记》具有史书价值。它是考证吉野时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还是一部兵法历书。 

《太平记》颇受日本读者喜爱，对日本后来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中世文学中值得一提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吉田兼好的散文集《徒然草》。从文体上讲，《徒然草》中的散文有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兼好在记述、描写以及论述等各方面，文笔非凡。因此，《徒然草》被誉之为古典范文。从思想上看，兼好具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对古代充满憧憬，一方面又受到新时代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拟古文体和新文体的并存。 

兼好精通日本中古时期的文学，同时对中国文学、儒家学说、老庄思想皆有所好，对佛经亦了如指掌。博学多识，使他的作品复杂深邃。兼好的“古代憧憬”首先表现在崇奉平安朝时期的优雅风俗。其次，则对平安时代的自然观、人事观、文学观，别有所好。例如，《徒然草》中的“四季评”、“花月评”之类，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自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又映现出古典式的美学情趣。《徒然草》的第三特征是某种现实性的人生观照。 

散文名作《徒然草》，对后来江户时代的“戏作文学”曾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