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露时代”与《文学界》

　　明治维新时代的“文学改良”，至少包括两大内容：欧化主义和白话运动。然而这种具有普遍化特征的文学或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国粹主义文人的反对。明治中后期，文学创作上进入所谓的“红露时代”，亦即尾崎红叶和随后登场的幸田露伴共同成为文坛主角。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的小说没有顺应“言文一致”的小说发展趋势，而在创作中坚持了他们自己的表现特点。他们的小说，被称作“雅俗折衷体”。也就是说，古典文学中的雅语表现与江户以后的俗文学表现混和在一起。作为范本，是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由于坪内逍遥、山田美妙等人的改良小说尚在初级阶段，盛行一时却并未在创作上留下传世之作，于是红叶、露伴那种基于坚实传统表现的文学，构成了新时代明治文学的重要内容。 

实质上，“红露文学”却体现了当时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时代性。然而尾崎红叶的创作特征前面已有所涉。总之在其代表作《三人妻》、《金色夜叉》中，充分地显示了他独特的华丽文笔。其中《三人妻》堪称尾崎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围绕主人公余五郎和三个妾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通过类型化的性格描写，呈现了封建家庭关系中的义理人情。尾崎红叶谙熟世间的种种伦理凡常，因而在精到入微的人物描写中，构建出一幅幅真实可信、富于人情味的人间风俗画。尾崎红叶的小说适应广大读者的通俗喜好，在心理描写上亦别具特色。 

幸田露伴（1867～1947）跻身文坛在尾崎红叶之后。他的处女作是《露水滴滴》 （1889）。最早的连载作品《一刹那》（1889）刊于“砚友社”的机关刊物 《我乐多文库》。作品风格上模仿了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幸田露伴的成名作是刊于《新著百种》第五号上的《风流佛》（1889）。随后，露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重要作品。代表作有《五重塔》 （1891～1892）、《风流微尘藏》（1893）、《击天浪》（1903）、历史传记文学《命运》（1919）、短篇小说集《叶梢集》（1890）和中篇小说集《新叶梢集》（1891）等。幸田露伴青年时代酷爱读书，在东京图书馆和菊池私塾，他涉猎了有关东方文化的各类书籍，且接触到种种进步的启蒙思想。从父亲成延那儿，他还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化。这些经历，在处女作《露水滴滴》中皆有表现。同时创作之初，幸田露伴受到坪内逍遥小说理论的影响，之后又倾倒于井原西鹤的小说。 

幸田露伴的小说尽管同样模仿井原西鹤的小说文体，但作品的主题、人物、内容、风格却不同于尾崎红叶的小说。他独特的艺术构思集中表现在代表作《五重塔》中。《五重塔》的主人公，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十兵卫。十兵卫空怀绝技。因相貌愚钝、拙于世事，始终运势不佳。当他听说谷中感应寺拟建五重塔，并选中了川越的名匠源太时，便认定这是扬名四海的大好时机，决心向住持提出请求，改由自已来承包这项工程。名匠源太豪爽过人，当即同意十兵卫作自己的副手。十兵卫却不同意。源太又提出更加屈就的方案，自己为副，十兵卫为主。可十兵卫仍不同意。最后，源太同意将全部工程转让十兵卫，同时主动提出，将自己的“秘传”手艺传授给十兵卫。可这十兵卫却冥顽不灵，坚决不领源太的情，要靠自己独自的力量建筑五重塔。源太被激怒了。他的弟子们认为十兵卫是以怨报德的小人，憎恨不已。于是百般加害于十兵卫。十兵卫没有屈服，他苦心营造，终于建成了五重塔。“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不幸遭遇大暴风，十兵卫坚信自己的力量，悠然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他成功了，暴风雨过后，五重塔巍然不动。幸田露伴通过这种独特的构思，展现了一个无视义理人情的“怪人”十兵卫。显然，这十兵卫是个人见人厌的小人物，但却身怀绝技。他终于以独自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幸田露伴的《五重塔》旨在印证福泽谕吉主倡的独立与自尊，且力图摆脱明治初期的封建性。 

有趣的是，幸田露伴与尾崎红叶在文学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露伴被称作理想理念派，红叶却是风俗写实派。幸田露伴的小说世界体现了明治初期勃兴的自我中心思想，同时充满了男性化的雄浑气魄。相反，红叶的文学表现却具有女性化的特征。露伴的文坛评价略高于红叶。但是另一方面，红叶的风俗写实基于现实的体验或感觉；而露伴的作品却常常观念先行，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幸田露伴的文学，具有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或者说，“红露文学”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戏作文学”，作品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上种种封建残余的制约。因而，作品中的情感表现时时悖离积极的近代精神，未能触及二叶亭四迷那种近代性的自我苦闷。近乎同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文学界》被称作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本营。这一文学刊物的创刊人是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平田秃木、户川秋骨、星野天知等。《文学界》创刊于明治26年（1893），最初的发起人是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北村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开始写诗写随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楚囚之诗》 （1889）、《蓬莱曲》（1891）、《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和《我的牢狱》 （1892）等。在他的诗情之中，饱含着希求精神自由的否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毋宁说，《文学界》作家的精神基础，正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精神的平民意识，或是来自于欧美文学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力图靠自己的直觉来把握人的内在精神，进而达到有限的精神解放。 

北村透谷1868年（明治元年）出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批评家。在 《何谓关涉人生的文学》（1893）等文学评论中，他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空幻的事业”，不应以俗界追求为目的。他说文学的天职在于面对无形的自然力，以灵魂的剑刃指向绝对。这种文学主张显然反对文学的现实功用说，因而在当时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主义氛围中别具一格。后来，北村透谷进一步将自己的这种文学理论衍化为文艺学专著《内在生命论》 （1893）。他针对当时忽略人类生命的思想倾向，鼓吹要重视人的内在生命力。同时，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人的“内在生命”，而要依据那种瞬间的灵感，形象化地展示内在生命的极致。北村透谷的这种理论固然有失偏颇，但却触及了文学艺术的独自特性。在明治时代那样一个历史文化阶段，的确尖锐地对立于具有封建性特征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意识。他将文学置于某种架空的观念世界中。 

北村透谷的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1889）和《蓬莱曲》（1891）等。作品表现了透谷浪漫性、内在性的自我体验。其中《楚囚之诗》是最早的自由律长诗集。长诗以亲身经历的“大阪国事犯”事件为素材，表现中受到拜伦自由体诗的影响。《蓬莱曲》也受到拜伦、歌德的影响，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通过这种尚不成熟的诗歌形式，透谷对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否定，并在痛苦的体验中显现出近代人的觉醒。 《蓬莱曲》的一大特征还在于，作品犹如自由体诗歌形式写成的评论文章。不妨说，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他最为著名的一篇评论文章是1892年刊于《女学杂志》上的诗论《厌世诗人与女性》。其中一句名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尔后有人生……”。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实现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时治20年代（1887）前后，新政府确立起绝对化的政治权力体制。就是说，此时政治权力统治着国民的内在精神，亦即宗教、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明治23年10月（1890），以国家权力最高体现者——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其核心便是“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当时普遍化的观念意识，是认为政治权力同时代表着思想或伦理性权威。于是，对国家政治无关紧要的、非社会性的文化艺术或个体意识，一开始便被当作伦理之 “恶”。不妨说，近代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绝对化的过程中。因而，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的启蒙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明治10年 （1878）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因为运动是对当时的藩阀政府直接的政治性反抗。“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影响很大。 

应当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并展开。因而一方面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则背负着特定的存在理由与目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都发生过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北村透谷也是如此，他曾投身于激荡人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北村透谷的特定意义在于，由政治转向文学的直接原因并非仅在运动的失败，尚有对于人的绝望。他由“民权运动”内部体察到某种前近代式的非人性或人之颓废。透谷认为，近代文学的目的、意义正在于否定那种旧有人性，毫不迟疑地向传统的审美意识、伦理意识挑战。他鼓吹尊重人的“内在生命”，并将高尚的恋爱感情奉为“内在生命”的最高发现。他反对偏狭卑俗的实利主义文学论，而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放普遍的人生——自我的全面解放。这些特点证明，北村透谷具有独自的文学追求，透谷文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目标。他所反对的文学卑俗化现象，确非一时一地之状况。文学过份趋附于政治或颓废，必然丧失内在精神的自我支柱。透谷的文学主张，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尊重人性，确立自我。但这里的所谓自我，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主义和主观性特征。最后，透谷还深受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长诗《蓬莱曲》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我心中， 

有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 

一是神性， 

一是人性， 

二者不停息地战斗。 

总之，北村透谷一方面苦于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他始终扮演了一个反政治、反社会的角色。同时代表了《文学界》运动最具积极性的方面。也还预言过日后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方向与特质。北村透谷自杀之后，《文学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以北村之死为分界，《文学界》运动实际上分为前期与后期。北村透谷是《文学界》前期的代表作家，后期的代表作家则是上田敏。前者被称为人生派，后者则被称作艺术派。后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学者诗人或诗人学者的复合境界。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尚有一位苦于左右摇摆的重要作家尤值一提，亦即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 

上田敏 （1874—1916）精通欧洲文学。他是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兼诗人。他的翻译诗集《海潮音》，被誉为日本近代译诗史上的顶峰之作。集中收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29名诗人的诗作，且以法国近代高蹈派、象征派诗歌为主。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诗歌，占有重要比重。上田敏的代表作品尚有 《现代艺术》、《但丁神曲未定稿》、《上田敏诗集》等。 

上田敏崇奉古典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这种特征又使他逐步演化为唯美主义作家。作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继承了拜伦、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部分；而上田敏所崇奉、憧憬的却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拉斐尔美术画风。上田敏等《文学界》后期同人，背离了透谷式的苦斗，面对阴暗的日本风土——“家”或“肉体”。构成后期作家文章中心的，是对于更加新近的西方艺术、文化的憧憬，或对于学术、艺术的赞美，他们发挥各自不同的秉赋，进入了相应的学问领域或艺术世界。与此同时，岛崎藤村却以他甘美新颖的诗风，肯定了透谷的苦斗与追求。岛崎藤村处在《文学界》前、后两派的风格矛盾中，写出了具有新鲜造型美感的诗集《嫩菜集》（1897）。1898年，《文学界》停刊，明治期间的浪漫主义文学至此告一段落。尽管随后出现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重又点燃了浪漫主义文学之火，但此时的浪漫主义已经远离日本社会的文化本质，不再具有透谷那种全人类式的苦斗精神，而呈现出虚幻、单调的官能性享乐特征。 

不管怎样讲，《文学界》所代表的日本浪漫派文学虽为其后自然主义文学所取代，它的历史地位却不能忽视。尤值一提的是，像岛崎藤村这样本属 《文学界》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家，直接转入自然主义文学阵营后，成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创始者。《文学界》解体之后，藤村发表过另一部诗集《落梅集》 （1901）和散文集《千曲川写生》（1899）等。然而，岛崎藤村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品却是1906年刊出的《破戒》。《破戒》被称作日本近代小说的嚆矢——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她结交过许多《文学界》文友，如平田秃木、户川秋骨和马场孤蝶等，创作中汲取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思想。樋口的代表作品有：《一比高低》（1895）、 《十三夜》（1895）、《歧途》（1896）等。这些作品大多表现受虐待的贫穷女性的愤怒与悲哀，且叙事中包含了敏锐的文化批评意识。《一比高低》受到森鸥外、幸田露伴和斋藤绿雨盛赞，樋口一叶遂被称作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由于过度劳累，樋口患了肺病，死时年仅24岁。 

樋口一叶特殊的史学意义表现在，她的作品大多运用陈旧的文体，审美上接近《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的世界，却又以写实的手法试图令作品具有种种新意。同时，当时的日本文坛为男性作家所统治，一叶的文学活动以及她所取得的成就，使她亦成为日本女性解放史上一令人注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