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基本理论在当下被一些人忽视，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是不正常的；而对于时下浮躁的学风来说，则又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一个变动不居的消费性暂时战胜生产性的文化发展阶段，思想常常是被喧嚣所淹没的。文学理论将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冷静沉淀、反思整理、重新出发，这时，文学理论针对自身品性的改良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何改良呢？我觉得主要应该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场域化、综合化和精细化三个方面下工夫。 

　　

      场域化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在我们的解释学里应该有一条过犹不及的原则，真理都是在一定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就会成为谬误。这范围与限度就是真理的适用场域(或语境)。我们的文学基本理论必须在特定的场域内来把握自己的规定性，否则就会导致逾越的理论。“纯文学”理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成为真理的，形式主义文论在特定场域中也有其存在的道理，文学的社会学分析离开一定的限度也会暴露其局限性，文学意识形态论如果无限扩张其范围就会遮蔽文学解释的其他可能性。场域化有共时性场域化，也有历时性场域化(历时性场域化就是历史化)，它们共同把握着对文学性质的认识的动态特征。

 

　　变革时代文学的启蒙功能、革命战争年代文学的宣传功能、社会建设时期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消费时代文学的娱乐功能，都在一定的场域中具有真理性，而一旦脱离特定场域，这种功能就会趋于弱化，或者变为潜在的功能。我们必须在语境或者场域的不断变化中去把握文学的诸种性质，这里主要是讲文学理论的历时性场域。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所谈到的文学的诸种性质还是一个环纹结构，其最为核心的点是文学性，扩展为审美性，又扩展为意识形态性，再扩展为意识形式，这些性质的判断只有在确定的场域中才会有其恰当的意义，如果逾越出去，则会给人们的理解带来困扰。比如，我们在社会功能的场域谈论“纯文学”问题，就会显得偏谬。我们以前的研究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一个观点，比如讲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就把这一特性扩展到阐释文学的所有场域，仿佛非这样不足以证明其普遍性和科学性；讲审美性也是如此，这样缺乏场域意识的理解和把握，久而久之，就会成为阻碍文学理论进步发展的樊篱和障碍。

 

　　当然，场域化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性的。对于文学性质的理论阐释的各个场域并非是相互禁绝的，而是相互有机沟通关联的，只是在某个场域中文学性质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更为凸显，而其他方面则成为潜在性存在，潜在性存在并非消失了、不存在，并非不起作用了，只是其作用不如显在的场域明显罢了。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不少文学作品来说，其审美功能萎缩了，审美仿佛被一些文学家们遗忘了，其实不然，它作为潜在的要素一直在发挥着影响，只是被其他更急需的社会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超越了。

 

　　综合化

 

　　文学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于文学的理论问题是人们所没有探讨过的，并且，在任何一个文学理论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也大多是多样的，甚至是多元的。如何在这些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把一些异质观点完全排斥掉，还是积极吸纳异质见解中的部分包含真理的成分或元素而实现理论的综合呢？显然，综合化应成为推进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研究才能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为在新的起点上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些以一种文学理论的一个方面来排斥另一个方面的做法是片面的，是不利于实现综合化的。比如，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以实践论取代认识论，在实践论的高度上，重建对文学性质的判断和认知。这种以新的视角取代以往视角的做法显然不能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不利于文学理论的科学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认识论为基础把认识论和实践论结合起来(实践本来就是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这样才能在新的综合中推陈出新。当然，综合并不是知识的简单拼贴杂凑，而是经过严格批判后加以吸收的有机融会与整合。

 

　　综合化应有一个主脑，这样围绕这个主脑才可以形成有机的综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宗”就是主脑，这道出了确立主脑对于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主脑起码应具有这样几个规定，其一，这个主脑要体现中华性，贯通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言义表达和价值观倾向；其次，这个主脑要体现科学性，要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现象在诸场域中的规律和本质；再次，这个主脑还要体现对象性，即要能够明确自己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文学的性质，而非即便是与文学关系非常紧密的其他事物的性质。以这个主脑为核心综合其他相关学科、综合西方文论、综合古典与现代，以形成以我为主有机综合的文学理论形态。

 

　　综合化倾向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一种文学理论学术研究趋势，但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有些“综合”实际上是一种生硬的拼凑，不仅没有达到有机融会的效果，反而把两个相互反对或在某层面上并无交集的理论要素凭空捏合到一起，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两个“主脑”，实际并没有达到综合的应有效果。比如，一些主张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学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拼贴在一起，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新解读，这实际上就制造了两个主脑，因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在根本上是分途的。

 

　　精细化

 

　　以前有些文学理论常常有种粗线条的倾向：重论断，不重论证；重结论，不重过程；重本质，不重形式。现在虽有所改观，但精细化的程度尚远为不够。随着人们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和眼界的拓展，今天的文学理论比以往可能更要求逻辑的严谨、论据的扎实、视域的开阔、分析的细密、形式的精致。因此在理论研究上必须戒除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的叙述，尤其是戒除那些主观的、想当然的判断。在我们今天这个语境中，尤其对于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只定性还不够，它还要求理论中介环节的生动、丰富和耐人寻味，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探索必须走向精细化。

 

　　精细化要求戒除那种直接给予某种判断的定性思维，但这并不是要取消定性，而是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前，要对作为对象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对其做细致审慎的剖析。甚至我们可以不给对象定性，而只是在学术的“解剖台”上打开它、描述它，展览给人们观看和鉴别。定性思维的一个缺陷是会在陈述中省略许多中间环节，而直接切入本质；或者不计枝节，只抓住能揭示本质的现象进行探讨。这样无疑有很多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的好处，但也往往容易忽略对象的丰富性和其他可能性。

 

　　文学理论精细化要求建构起阐释和分析的微观模式。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常常是宏观模式，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这是与文学基本理论高屋建瓴的特质相适应的。精细化并不排斥宏观模式，而是要在此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微观实证模式的探索，使宏观模式能够落到实处，从而改善宏观理论易流于空洞化的弊端。比如，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刻把握宏观语境或大语境之外，加强微观语境或小语境的探究。微观语境或小语境，这里是指文本内部的语境，也就是文本自身的术语、概念、命题所结构而成的语境。加强小语境的探究就是要细读文本，细读文本的文化意蕴，从微观的层面去把握其细微差别和真切含义，并与宏观模式下的阐释和结论相对比、印证，达到融会综合的、更高层面的科学理解，这是做到精细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前几年，我曾同一位资深日语翻译探讨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问题，其中涉及汉语译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这句话。日语翻译告诉我，在日语中，这句话译为“人类可以遵循美的法则去建造”。这里日语译文中的“可以”一词表明，人具备这个能力，但这个能力可以是付诸实践的，也可以是潜在的、不付诸实践的。而中文译文没有“可以”一词，则意味着人都具有这种能力且都会把这种能力付诸实践。中文翻译的理解和表述显然就失去了人运用自身潜能的多种可能性与多种选择性。相比较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的日语译文似乎更为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