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新诗发展时，中国新诗近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几千年之常的关系是一个关键话题。中国新诗应当中国，应当有民族的身份认同，对民族传统的几千年之常的批判继承就是涉及新诗兴衰的问题。  拒绝这个“常”，新诗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备感寂寞，甚至枯萎。从这个角度可以找到观察闻一多的新话题。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第十四章《现代的诗圣与诗仙》一节中对闻一多给予高度评价。这位学者认为，闻一多和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两个巨峰”。他写道：“闻一多的笃实恳挚，紧紧抓住中国的土壤，使人想起诗圣杜甫。”[1]
      此论不虚。
      和杜甫一样，闻一多怀抱祖国，热爱草根，珍视传统，是朱自清称赞的“唯一的爱国诗人”。“致君尧舜上”的杜甫，“心里有尧舜的心”的闻一多，两位诗人真挚的爱国之情，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又是何等相似。
      和杜甫一样，闻一多也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古风。唐诗的成熟是以律诗的确立与完成为标志的，而杜甫律诗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唐诗成熟的一个标志。闻一多同样为新诗建立了新的艺术规范和美学标准，他的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与实践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
      可以说，闻一多和杜甫是相隔千年的同道知音。      　　
      一、人格：从前人到今人
      闻一多直接从老杜的人格吸取了丰富养分。在唐诗研究领域，闻一多成就十分突出，他从“诗唐”来言说“唐诗”，但他着力最多的、最为重视的则是杜甫。
      闻一多评价杜甫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绚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74。上下千年伟大的文人墨客不胜枚举，闻一多唯独与杜甫惺惺相惜。
      闻一多认为诗人是有等级的，而杜甫应该是一等，因为他的诗博、大。李、杜的优劣固不能有所轩轾，但闻一多还是做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2]75杜甫人格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关心民生，为民请命，借诗来忧国忧民。“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3]221
      同杜甫一样，闻一多也非常重视诗的社会价值。“诗是社会的产物。如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3]222“艺术是改造社会的急务。”[3]14诗歌就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来，抢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关怀正在受苦受难的民众。正如他的生前好友朱自清所说：“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4]
      闻一多和杜甫有着相同的爱国忧民之情是与他们的成长经历、个性以及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杜甫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家世足以使他自豪。在先人中，他最喜欢夸耀的是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杜预和著名诗人杜审言。他们都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其他的家族成员中也不乏贤才和孝子。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终其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目标和理想，儒家思想造就了他爱国忠君、忧国忧民的人格。加之自幼饱读诗书，他不仅早慧而且早熟。在书斋里，“他沿路看到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2]75。在现实中，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宏大的志向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强烈信心。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想见诗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傲气。杜甫一生坎坷，严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美梦，他不仅没能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做到济世安邦，反而遭到了统治者的冷遇、打击和迫害，几乎性命不保，一生饱尝战乱之苦、流离之害，被迫寄人篱下。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贵族子弟居然也遭遇到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使得杜甫更能从屈辱中体会到底层人民的忧患。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对国家危亡的焦虑以及对人民的同情就有了更深广的内容。他推己及人地关爱民众苍生，直到年老依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面对国家危难，他毅然挺身而出，闻一多在《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文中对杜甫在天宝之乱时临危不惧的气节给予高度的赞扬：“几乎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人便算是了不得的忠臣，那时代忠的观念真教人齿冷!”[3]358杜甫的举动和那些张皇失措、趋炎附势的大臣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是一个精忠报国、死不我顾的爱国者形象了。这种“临危莫爱身”的赤子之心和心系民众的仁爱之情，都表现了杜甫的英雄气概和高尚人格。
      闻一多的故乡是湖北浠水，是荆楚文化之地。在文学史上，这里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其忠君爱国的思想、信巫近鬼的浪漫风格，源远流长，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与伟人为邻便也潜移默化了闻一多。他称屈原为“人民的诗人”，对屈原的精神赞颂不已。
      深厚的人文传统养育了闻氏家族，闻家祖上世代耕读。闻一多从小嗜书成癖，深受诗云子曰之熏陶。 入清华后，又进一步读了不少古书。他一生都坚持研读中国古籍，对悠久的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情感。1923年，他在评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著名文章中，说“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还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3]121。
      热爱黎民，家国为上，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以诗传言的责任感早就印在闻一多心里。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古训，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铸造了他的民族精神。在五四时期，他说，每至古人忠义之事，“吕端大事不糊涂”；“三一八”惨案时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说：“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3]134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极端仇恨，他已身处险境之时，他凛然地对华罗庚说：“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愈紧张，我愈应当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5]
      闻一多以他的死完成了一首流传后世的优雅的诗，这与杜甫“临危莫爱身”的英雄气概一脉相传。
      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洗礼，闻一多的爱国意识大大超越了封建士大夫式的忠君爱国的杜甫。闻一多说：“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3]121所谓“情绪底事”可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来表述。杜甫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里一些最重要的品质，他爱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古代志士仁人经过几千年的心理积淀累积而成的。杜甫从出生开始便处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中，“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在儒家尊敬祖先的伦理准则下代代相传，坚不可摧。这些正统的说教深刻地影响了杜甫，使他从唯心主义天命观的角度出发，错误地认为“君王自神武”、“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从这种思想出发，在杜甫眼里，国家的兴衰系于皇帝一身，忠君与爱国就是一回事了。杜甫人格中最本质的东西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儒家传统，由于时代的局限，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并没有经过自我意识的过滤和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观念强调个体自由，尊重个体思维和体验。闻一多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强烈影响，开始了新的觉醒。“理智底事”显然是经过闻一多自身体验和思考得出的结果，由中国文化的滋养而生发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足以使他理智而又真挚地爱国爱民。闻一多自小研读古籍，也接受了不少的儒家思想，处在新时代的他能够博古通今，贯通中西，在文化的长河里去粗取精，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事物。闻一多以时代的崭新眼光重新审视儒家。他写道：“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则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是什么，也就值得深长思之了!”[3]401这和杜甫“兴衰看帝王”的思想不同，闻一多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黑暗腐败，大片国土沦丧，千百万人民惨遭日寇屠杀蹂躏，使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深感愤怒。
      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新时代，绝对不能“君为上”，而是要“人民为上”。他说：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3]407。 有着英雄气概的闻一多毅然走上民主斗士之路，用生命和民众一起争取民主与自由，这正是他理解的爱国精神，和千余年前杜甫的“忠君爱国”有着巨大差别。
      二、格律：从古代到现代
      在诗歌艺术规范方面，闻一多提倡诗是“做”出来的，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对新诗的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产生了重大影响。闻一多的“做”诗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思飘云物动，律中惊鬼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古代诗歌写作技术化时代的到来。闻一多以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远见卓识，赞赏杜甫的艺术技巧和写作境界，敏锐地把握到了艺术的本质：“格律是艺术必须的条件。实在艺术自身便是格律。”[6]313“律诗是中国诗独有的体裁”，“他是中国的诗底艺术底最高涨标。”[6]315律诗的价值即在其格律，杜甫在格律方面比其他诗人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可以看作是他“功夫长进的宣言”。正是对精缜的艺术的不懈追求，才让杜甫登上了唐代诗歌的顶峰。闻一多感叹道：“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2]74
      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探讨和提倡，源于对古典律诗所构成的传统诗歌的美学要件的赞赏。在新诗诞生十年后，面对只强调“白话”而不看重“诗”的时尚，他站了出来，指出这是诗歌的自杀行为。闻一多坚决反对新诗的“绝对自由”说，是很有见地的。他提倡“做”诗，反对郭沫若们主张“自然流露”的“写”诗。“做”，就是“游戏规则”。只有遵循“游戏规则”，诗才成其为诗，才能与其他文体相区分。凡“游戏”皆有“规则”，凡艺术皆有“约束”。“游戏规则”带来“约束”，但也带来创造的巨大空间。优秀的艺术家正是在克服、驾驭这“约束”里显示才华的，尤其是诗。其他文体是以内容为基础的艺术，而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对诗来说，形式即内容。“绝端自由”就是取消形式，取消形式就是取消内容。获得抛弃“游戏规则”的自由，也就获得了消灭诗歌的自由。闻一多有一个很著名的“戴着脚镣跳舞”的比喻：“越是有魄力的作品，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到格律的束缚。”[3]139千余年前的杜甫，对七律的运用就已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了，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是大历二年秋杜甫在夔州所写，杨伦《杜诗镜铨》赞此诗为“杜集七言诗第一”。胡应麟《诗薮》也评此诗为“旷代之作”，“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四联都对仗工稳，在形式上更是严整精致。
        闻一多也实践了他自己的诗歌理论，他的《死水》便是他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如第一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死水》全诗共五节，都同第一节一样，每节四行，每行都用三个二字尺、一个三字尺构成，每行九字，起头收尾都是双音尺。这种形式上的严格、整齐的句法“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和”[3]143，读来铿锵悦耳。闻一多的《发现》、《一句话》、《洗衣歌》、《太阳吟》、《祈祷》、《也许》等名篇，无一不是格律严整、音韵谐和的佳制。格律变为了诗歌表现的利器。现代格律诗比毫不修饰的“裸体美人”更美、更诗。难怪闻一多写诗并不多，却可以在诗坛掀起一股新诗寻求新路的风暴。
      闻一多非常重视诗歌创作的独创性。他欣赏叶梦得《石林诗话》里的那段话：“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7]杜甫律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初唐、盛唐律诗发展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遵守律诗的声律即平仄相对相粘之规律的同时又加入了双声叠韵的运用，使他的律诗更为细密讲究，神明变化；在初、盛唐时期，五七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题材范围，七律的题材是最狭窄的，杜甫的创作打破了这种风气，扩大了律诗的题材内容。
      闻一多是使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第一人，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诗建构的可行性原则，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他多次讲，“三美”理论中，他的真正贡献是建筑美。他继承了杜甫等的律诗精华，但是从现代社会的复杂和现代人的心灵世界的广阔和精微，提出了突破古代格律诗只有一种格式的传统，认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而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古代律诗的格律和内容无关，新诗的格式却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古代律诗的格式是前人既定的，而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就是闻一多!他既继承杜甫，他又反叛杜甫。他的富有时代创新的理论，给业已中衰的新诗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扩大了新诗的艺术道路，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使新诗踏上了“创格”之路。
 　   三、新诗的路向：从“破格”到“创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中心。诗教，是宗教意识淡薄的中国人的类宗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文学是富有诗美特征的文学，诗对各体文学保持了强大的辐射和渗透力。诗魂，是一切文体的中国作家的寻求。“如诗”，是对一切文体的中国文学作品最高的赞誉。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写道：“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个封建时代的文化。”[6]364从“诗三百”的时代起我们的文化大体就定型了，文化定型，文学也就定型了。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王冠上的珍珠。
      现代文学在新旧之争、人我之分、中西之辩中逐步站稳脚跟，叙事文学逐渐走向中心，但诗美仍然普遍存在，诗魂仍然是作家最高的审美理想和语言理想，诗的建设仍然牵动着整个文学的建设。
      怎么建设？闻一多从古代的杜甫那里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他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阐述唐诗的发展历程说：“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也在这里。”[8]
      他推崇杜甫，首先因为，杜甫吸取了前代包括六朝以来的文学精华。杜甫将《诗经》、《楚辞》视作诗歌的最高典范，但他绝没有因此轻视后代文学。《偶题》说：“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对浮靡的南朝诗歌没有轻视，杜甫反复强调重视诗律，就说明杜甫对南朝诗人在丽辞和声律方面的艺术探索是高度肯定的；杜甫的诗歌中也流露出对南朝诗人的推崇，如《戏为六绝句》之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遣怀》：“不复见颜鲍。”当然他也对南朝文学的萎靡不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戏为六绝句》之五说：“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广泛地借鉴了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又删汰了文学遗产中的糟粕，他对文学遗产继承又批判的态度正是他成为“集大成者”的原因之一。
      闻一多推崇杜甫，其次是因为杜甫恢复了两汉文人关心生民哀乐的良心，符合了当时人民的审美需要和文学的美学标准。唐代是诗与生活关系最紧密的一个时期，诗歌美学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庙堂到市井，从童子到老妪，无人不浸染几分诗意的色彩，可以说唐人的诗也是生活化了的。而六朝及初唐百年间诗学的话语权是由宫廷诗人控制的，李白和杜甫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李白和杜甫拒绝“词臣”卑微的角色，一改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作派，而直面国家的灾难和普通人的情感。特别是杜甫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把笔触放到了底层民众的身上，着意于日常生活里的人和物，并在诗中运用口语俗字。 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见萤火》“却绕井栏添个个”，经过杜甫的锻炼选择，这既是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也是优美精炼的诗家语。杜甫在保持民间特色的同时也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戏为六绝句》之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种文学思想使杜甫既能虚心地师承他人，又能创新求变，建立自己的艺术规范和美学标准。
      闻一多从杜甫那里取来不少有现代意义的理念。梁实秋说闻一多是个“民族气息极为浓烈的人”。闻一多曾说：“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想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6]270早在80多年前他就意识到了域外诗歌经验本土化和传统诗歌经验现代化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对闻一多的艺术眼光感到钦佩。新诗是对旧体诗进行爆破的产儿。但是，爆破之后必有建设。闻一多对新诗“创格”的总构想是这样的：“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是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特色，它不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西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6]268这是闻一多相当重要的意见。如何保存诗歌的本地特色呢？在《律诗的研究》中，他指出：“为郭君(郭沫若)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镕入其作品中，然后吾必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6]323律诗是中国诗歌独有的体裁，能代表中国艺术的特质。唐诗、宋词、元曲这古诗三大高峰都是格律诗的高潮，他们铸造了中华民族对诗歌特有的审美积淀、审美期待和审美理想。在中国，绝大部分是格律诗读者，闻一多对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合理继承：如，含蓄、隐秀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等民族审美方式，既照顾了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又为新诗美学开辟了广阔的审美天地，是适应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审美需要的。
      与杜甫一样，闻一多在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本土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糟粕，深刻地意识到了“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6]366的现实。新诗必然要吸收西洋诗的长处，闻一多就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中国五、七言诗，每行停顿的数目是固定的。古代汉语单音节的词占优势而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和多音节的词大量增加，用固定字数的办法来建立诗行就不一定合适。闻一多参照英国诗中音步的理论，指出汉语诗中的每一个诗行可以划分为若干音尺，音尺的数目要大体一致或进行有规律的变化，以形成诗行的节奏感。这样，新诗在音节上就有均齐调和的特色。新诗现在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闻一多那个时代新诗显露的弊病和面临的危机仍十分相似地出现于今天。
      闻一多的眼光很广阔。他说：“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的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之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的金科玉律‘变异中之一律’了。”[6]274
      如果说杜甫将中国古代诗学推向纵深，那么闻一多则把中国现代诗学推向纵深。闻一多是站在古今中外交叉的十字路口上的学者，精通古典，创造现代，怀抱中国，面向世界。他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识网络是千年前的杜甫望尘莫及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离开时代语境去要求杜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这是铁的规律。
      研究闻一多这位新诗史上的杜甫，不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闻一多的新诗源头有用，也对我们今天思考新诗如何在千年之常的基础上求得健康之变有益。   
       参考文献：
      [1]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157·
      [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6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4]　季镇淮·闻一多研究40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22·
      [5]　赵慧·回忆闻一多[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54·
      [6]　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7]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G]，北京：中华书局，1981：420·
      [8]　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茄吹弦诵传薪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8·
      作者简介：吕进(1939-)，男，四川成都人，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学。
 (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
 

      附：
      主持人语：本期发表“闻学”的一篇新成果。中国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因此，虽然它是中国诗歌在近百年之变，但是也必然会保持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没有“常”，中国新诗就没有民族身份；没有“变”，中国新诗就没有现代气质。所以，“变”与“常”是一个重要话题，它牵涉到新诗的兴衰。吕进、周婷的《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正是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落墨的。两位作者既研究了闻一多对杜甫的“常”的承接，又研究了闻一多在“常”的基础上对杜甫的反叛与新变。这篇论文不仅梳理了闻一多的民族诗歌源头，而且也在对今天新诗的健康发展发言。原计划在去年结束的“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笔谈”，由于参加讨论的人太多而延伸到了今年。本期是最后一次，共发表代迅、颜同林、王珂和胡登全的文章四篇。对其余的来稿，我们只好说声“抱歉”了。在美学领域，生态美学是个值得注意的走向。代迅教授对现代诗学的发展预测了一个新的方向。新诗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是人们议论很多的话题。近年有人对新诗诞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也是重要依据之一。颜同林的文章，虽然篇幅很小(这是笔谈的“游戏规则”)，但是内容丰富。他指出，现代诗人通过“反传统”不断建构属于新诗的新传统，显示了诗人的创造能力。王珂提出的“新诗研究必须重视培养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见，文章是在比较充分的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提出的事实不可辩驳，作者建议以团队的力量培养人才也有道理。他说的文体歧视和学科歧视的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也不尽然。比如在重庆，在西南大学，现代诗学就是占据重要位置的学科。胡登全所论的新诗音乐性本来是个老话题，但是他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就给现代诗学带来了新意。[主持人：吕进]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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