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爱情小说传入中国大陆，出现了持久不衰的“金庸热”、“琼瑶热”，并推动了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研究这一特殊的文学传播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改革开放以前，通俗文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那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学是政治化的严肃文学，而满足大众消遣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则不具有合法性，几乎等同于“黄色小说”；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以武侠和爱情题材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被贴上“封、资、修”文学的标签遭到彻底封杀。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极“左”思潮，中共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放松了政治对文学的禁锢，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宣布改变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其后果之一是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得到承认或默许，从而为通俗文学的兴起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大陆市场经济的兴起也给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通俗文学是最适应市场经济的大众商品文化，市场是通俗文学传播的最合适的渠道。虽然大陆80年代还没有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体制，但多元化的所有制正在形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商品化大潮正在兴起。通俗文学作为畅销书而得到广泛传播。但通俗文学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使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得到了解放。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里，政治理性统治了社会文化生活，人们的消遣娱乐需要被抑制到最低程度。改革开放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遣娱乐需求突出增长，文学兴趣多元化，除了对严肃文学的需求外，也产生了对通俗文学的需求，特别是一些非知识阶层对通俗文学的需求更为突出。当时与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的严肃文学正处于繁盛期，但它主要还是知识阶层的欣赏对象。广大非知识阶层更需要消遣娱乐的享受，因此对通俗文学有巨大的心理需求。对这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来说，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严肃文学过于沉重，他们寻求一种更为轻松的精神生活。但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没有现成的通俗文学资源：1949年以前的通俗文学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流传，1949年以后没有留下通俗文学遗产，而80年代的大陆作家当时也没有形成通俗文学意识，他们还专注于严肃文学的创作，通俗文学仍然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这样，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就发生了脱节，文学市场出现了通俗文学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引进通俗文学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引进通俗文学的首选之地必然是港台，因为港台与大陆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且通俗文学相当发达，积累丰富。于是，港台通俗文学就捷足先登，填补了大陆通俗文学的空白，造成了风行一时的港台通俗文学热。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的传播，还由于大陆推行统战政策，对港台文学网开一面，较对大陆作家的作品更为宽容的缘故。
    通俗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爱情小说为先导，因为二者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通俗文学的特征。金庸的武侠小说继承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同时又进行了现代性的转化，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现代通俗文学，从而适应了现代大众的文学兴趣。琼瑶的爱情小说继承了五四以来的言情小说传统，同时又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感伤情调，因此引起当代广大青年（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迷恋。在80年代，金庸、琼瑶小说风行大陆，出版数量几乎无法统计，更有远远超过正版数量的盗版书销行。从大书店到小书摊，没有金庸和琼瑶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看过金庸和琼瑶小说的青年人恐怕也是不多的。可以肯定，金庸和琼瑶小说在大陆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远非其他作家的作品所能比肩。更由于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的火爆，也助长了金庸热和琼瑶热。金庸热和琼瑶热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至今还余热未消。这种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
    金庸热和琼瑶热直接推动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发展。在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流行的同时，香港和台湾的通俗文学大量引入，武侠小说还有古龙、梁羽生等，言情小说的种类更多。在大量出版港台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模仿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很明显，大陆通俗文学初期是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楷模的，这不仅表现为题材集中于武侠和爱情，也表现为在内容的模仿和雷同上。甚至还出现了署名“全庸”和“吉龙”（企图造成“金庸”和“古龙”的错觉）的武侠小说和假冒虚构的香港作家“雪米莉”的通俗系列小说。这种模仿可以看作大陆通俗文学的向港台通俗文学的学习阶段。在一段时间里，港台通俗文学填补了大陆通俗文学的空白，出现了大陆严肃文学和港台通俗文学共同繁荣的局面。于是，港台通俗文学向大陆传播，而大陆的严肃文学向港台传播，形成一种交流互补格局。这种格局至今仍然存在。这种交流互补格局缘于大陆与港台社会发展的差距。港台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通俗文学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积累，而严肃文学则有衰退之势。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严肃文学仍然是文学的主导形式，而通俗文学则处于不发达状态。因此，两岸三地的文学传播就形成互补。这种互补促进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发展，也有益于港台严肃文学的发展，而且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学中国”。
    在经过80年代向港台引进和模仿的过渡阶段以后，90年代大陆的通俗文学也开始兴起，并逐渐占领了市场。这个契机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兴起了市场经济的热潮，通俗文学有了市场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形成了了通俗文学的作家队伍。同时，由于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1989年春天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冷却，80年代流行的严肃文学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人们需要感性的放纵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娱乐需求。于是，严肃文学衰落，走向边缘；而通俗文学由边缘而成为主体。大陆现在每年出版约1000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属于通俗文学，更有数量巨大的中、短篇小说发表在各种文学期刊（由于严肃文学的市场太小，许多地方文学期刊转向通俗文学）和报刊的副刊上。还有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昔日禁绝或被挤到边缘的通俗文学，如今已经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完全可以与严肃文学平起平坐了。如果说80年代是大陆严肃文学兴盛期的话，那么90年代是大陆通俗文学的兴盛期。80年代通俗文学的兴起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传播为先导，而90年代通俗文学的繁盛以王朔小说的流行为标志。王朔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它标志着文学的重心由严肃文学转向通俗文学。王朔小说介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是一种过渡形态，既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又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更重要的是，它以通俗的形式和幽默的调侃以及游戏的态度（“玩文学”）对严肃文学进行了解构，这非常类似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对骑士小说的解构。王朔小说给人们展示了一种与80年代严肃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类型：它不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读者，而是以底层的“痞子”身份与读者“侃大山”；它不是向读者灌输高深莫测的思想，而是通过调侃解构理性，让读者获得“解构的快乐”；它不再树立崇高的形象，而是展示生活的荒诞与无意义。如王蒙所言，王朔小说的非理性是对虚假的“崇高”的“躲避”，还可以补充说，是对过于沉重的理性的解构。于是，中国文学的理性传统包括五四到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传统都被消解。王朔现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不仅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成为焦点之一，而且以后还引发了“二王”（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大陆本土作家的具有通俗文学性质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大陆通俗文学就正式与严肃文学分流，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文学的舞台。
    以金庸、琼瑶小说为先导的通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就在于弥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片面性。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体现了现代性的另一方面。现代性既有理性层次，体现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就是韦伯强调的“祛魅”；也有非理性层次，即人的欲望的解放，这正是舍勒所强调的“怨恨”和松巴特所强调的以性享乐为中心的奢侈欲望。如果说严肃文学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性层次的话，那么通俗文学则体现了现代性的非理性层次即人的消遣娱乐需要，而消遣娱乐需要来自人的无意识冲动即原始欲望。人主要有两种原始欲望，一为性欲，一为攻击性。因此，通俗文学有两大主题即性与暴力（严肃文学的两大主题爱与死也基于同样的深层欲望）。由于通俗文学以感性化的形式宣泄了原始欲望，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色情、暴力倾向。但通俗文学不能直接表现赤裸裸的性与暴力，而必须对性欲和攻击性加以道德化的处理，使其具有合法性，并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于是，性欲转化为情爱，成为言情小说的主题；攻击性转化为对力的崇拜，成为武侠小说、战争小说、警匪小说等的主题。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现代性运动，它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解放了人们的欲望。现代性在文学方面首先体现为严肃文学的繁荣，随后则体现为通俗文学的兴起。因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学现代性表现为雅俗文学的分流与各自的现代发展。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区别于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是以现代市民为主体，以市场为传播机制的文化形式。在现代社会，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并驾齐驱，并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雅俗之分，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并不像西方文学那样明显，因此通俗文学的前身民间文学传统就不那么强大。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而五四白话文属于严肃文学范围，并不包括通俗文学。五四时期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小说还属于旧派小说，因此受到了新文学的抨击。尔后，旧派小说开始转向市民社会下层，向现代通俗文学转化，出现了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和以平江不肖生为代表的武侠小说。 但通俗文学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它仍然被看作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无聊文学，不能与严肃文学比肩而立。五四新文学虽然提倡平民主义，但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仅仅肯定严肃文学而排斥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会明确地宣称：“将文学看作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对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 很明显，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通俗文学被主流思想所排斥。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也同样忽视甚至排斥通俗文学。虽然它们倡导大众化，但实际上是以政治性的严肃文学教化大众；对消遣娱乐性的现代通俗文学视为资产阶级庸俗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工农兵文艺，但仍然是取传统民间文艺的形式而填充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并不意味着肯定现代通俗文艺。它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先普及后提高）问题替代了雅俗分流的问题，从而抹杀了通俗文学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这种文艺方针。这种文学观念和政策造成了中国大陆严肃文学的低俗化和通俗文学的绝迹。通俗文学的兴起，完成了中国文学的雅俗分流，使中国文学现代性不仅仅属于严肃文学，而且也属于通俗文学。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文学界就一直在讨论艺术性与通俗性的关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由于排斥了通俗文学，企图取消雅俗文学的界限，结果总是不得要领，甚至出现了严肃文学低俗化和通俗文学被取消的后果，这种情形在“文革”中更为严重。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流，解决了这个问题。严肃文学的读者侧重于知识阶层，注重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主要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通俗文学的读者侧重于非知识阶层的大众，注重文学的趣味性，主要发挥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不同阶层的人各得其所，不同形式的文学各展所长，使文学园地更加绚烂多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金庸、琼瑶小说的流行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在80年代，金庸、琼瑶小说和港台通俗文学的流行，并没有引起文学思想界的注意，主流文学还是把通俗文学看作雕虫小技，并没有把它当作对手。但在90年代，大陆本土通俗文学借着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兴起，并且给严肃文学以巨大冲击时，文学思想界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通俗文学的热与严肃文学的冷形成强烈的反差。据当时报载，一些著名的严肃文学作家的作品也卖不动了，征订数量锐减，有的仅有几百本，甚至被书店低价处理；而在80年代，他们的作品是非常畅销的，动辄数以万计甚至达数十万册。严肃文学为了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企图阻挡通俗文学的兴起。1993年开始，发生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针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领域变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表现为道德滑坡，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流行，高雅文化和严肃文学衰落；因此，应当抵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反对文化和文学的商品化，保持“人文精神”的纯洁。他们特别对王朔小说大加鞑伐，认为是“痞子文学”，是文学的堕落。当然，也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如王蒙就反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并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持肯定态度。 很明显，这场讨论是针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表明文化界和文学界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不适应。但通俗文学的兴起是历史的潮流，它很快就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并迫使人们正视它、承认它。学术界发现，通俗文学的兴起并不是仅仅用“人文精神失落”就能解释了的，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应当简单地反对它，而应当从中获得启示，并重新定义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在开展“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同时，学术界开始讨论文学的商品性和娱乐性。传统文学理论只承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轻视或否认文学的商品性和消遣娱乐性，这种理论受到了通俗文学的冲击。方志强的〈〈商品性：文学理论的更新〉〉 一文具有代表性，它认为必须肯定文学的商品性，并处理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和商品性的关系；在肯定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外，承认文学的娱乐作用；在严肃文学之外，把通俗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批评对象；修正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在社会标准和艺术标准外增加可读性标准。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彻底否定文艺教育功能第一位的文艺观念。” 有关讨论虽然并没有取得一致，但却使人们意识到，通俗文学是必须正视的重要文学现象，忽视或抹杀它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必须转变传统的文学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通俗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官方也注意到了文学领域的新变化，并开始调整文艺政策。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课题组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 一文，主张“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文艺功能重新审视”。该文在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教育作用的前提下，承认了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和通俗文学的合法存在。。应当在90年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看待中共对通俗文艺的宽容，除了吸取历史上极“左”思潮的教训以外，主要还由于在“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到相对于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肃文学，消遣娱乐性的通俗文艺并没有政治上的危害，甚至还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承认较为迟一些。从90年代后期开始，学术界对金庸等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品的评价逐步提高，并出现了金庸小说的评论、研究热潮。国内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召开了多次金庸作品学术研讨会，美国、台湾和香港也召开多次，均有大陆学者参加，出版了多部论文集。在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许多金庸小说的评论文章。还出版了许多研究金庸作品的专著。著名学者钱理群、温儒敏、严家炎、陈平原、王晓明等都写作了关于金庸作品的评论文章。更有陈墨等专门研究金庸的学者出版了系列研究专著。这些现象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这表明通俗小说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与严肃文学一道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金庸小说的评论大抵都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它不仅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而且达到了超越雅俗对立的境界。严家炎称道金庸小说：“他借用武侠这一通俗文学作品类型，出人意外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其实。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对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说创作所获得的成就而言，我个人认为，金庸恐怕已超过了大仲马。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 通俗文学的兴起，还导致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严肃文学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不受重视，不能成为主要线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严肃文学大师的作品为经典。但是在9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却有所改变。王一川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十大经典作家的排行榜上，破天荒地把金庸列入，而把严肃文学大师茅盾排除。这种新的文学史观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无独有偶，中国文学界也发起了提名金庸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运动；而金庸本人则被聘请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通俗文学作家的金庸受到的崇高评价和礼遇，标志着通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与严肃文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格局，也改变了人的精神生活。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不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春之歌》的熏陶下下成长起来的，而是在金庸、琼瑶等通俗文学的影响下长大的。当代青年人的心理、人格和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俗文学的影响。通俗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而复杂。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阵研究大众审美文化的热潮，出版了相当多的学术专著。在这些研究著作中，通俗文学与其他大众文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和现代性的表征受到了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说明大陆学术界已经适应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不仅不再排斥它，而且它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肯定，通俗文学的发展将越来越大地改变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面貌。
    通俗文学的兴起，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起到了特殊的社会作用。除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遣娱乐需求外，还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中国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很严的社会，在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最后走向偏执化，成为所谓“左”的思潮。在“文革”后虽有所纠正，但传统的势力仍然强大，成为改革开放和人的自由的桎梏。因此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过程中伴随着反复激烈的新旧思想观念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核心是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争论。六四前发生了多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以及六四后邓小平奋起反“左”都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尽管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在表面上维持正统地位，但事实上已经被解构，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统治效力。但新思想的诞生和旧思想的崩溃不仅仅是理论争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的作用。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张扬感性，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因此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和“左”的思潮。通俗文学的这种解构作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只要回顾一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通俗文学如《十日谈》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冲击就明白了。中国大陆兴起的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取代以往的政治灌输，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重要的精神消费对象，它无疑更符合人们的口味，更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则受到冷落。这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作用是潜移默化但又异常有力的，它使昔日的神话成为过时的笑话。典型的例子是王朔小说，它不但嘲弄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以政治话语的调侃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可以说，通俗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泽厚认为应当“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功能”，而这种正面功能主要在“消解正统意识形态” 陶东风认为，古代文论是教重于乐，寓教于乐，文以载道，乐不具有合法性，只能依附于教、道；现代社会乐从教、道束缚下解放出来，乐对教、道的从属关系被解构。 当然也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如张汝伦认为，要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作用，警惕它破坏人类生态，形成大众文化的霸权主义。 中共也提出了“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通俗文艺的，它表明，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通俗文学作了有限的承认；另一方面对其解构作用也保持着警惕。当然，通俗文学往往具有某种色情、暴力倾向，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产生负面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更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大陆通俗文学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色情、暴力倾向，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注意。90年代以来，政府多次进行了“扫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没有危及通俗文学的发展，这是值得庆幸的。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理性对人的压迫将日益严重，对这种精神的桎梏，既需要严肃文学的反思，也需要通俗文学的解构。通俗文学以感性化和非理性对抗理性，平衡着文化生态，维护着人的精神的健全。这种作用随着现代化的来临将愈益增强。总起来说，尽管对通俗文学有种种非议和忧虑（如低俗化甚至某种色情、暴力倾向），但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它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
    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引发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文学传播现象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几条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当代文学传播不是无序的，而是循着现代性的方向的。金庸和琼瑶小说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被广泛传播，是由于它们具有现代性，而大陆文学正向现代性转化和进行雅俗分流，有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因此港台通俗文学有了广大的市场。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严肃文学的传播。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也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从而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向。第二个规律是，文学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具有互补性。虽然港台通俗文学走在大陆通俗文学的前面，因而通俗文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港台流向大陆，但大陆严肃文学的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它也被港台引进，影响了港台的严肃文学发展，并出现了大陆文学与港台文学的互补格局。而且，在大陆通俗文学发展起来后，也出现了逆向流动的态势，如王朔小说以及近年来通俗影视文学在港台的传播。第三个规律是，由于文学传播的现代性方向，必然走向世界文学，但这并不等于文学的趋同性，文学拒绝全球化。在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每个民族和地区的特色。中国大陆引进通俗文学，主要不是从西方引进，而是从港台引进，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学传播的选择性，而民族性是选择的重要标准。而且，文学的引进不是模仿，是创造；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大陆对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经历了短期的模仿阶段以后，很快就转入创造阶段，并表现出与港台通俗文学回异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