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汉辞赋的发展，这种侈丽闳衍之辞的写作技巧，给当时文人以一种新的启发，于是文学就逐渐走向骈俪的道路，甚至纪叙文也用骈偶，甚至韵文也倾向到骈偶。这种倾向是不是对，我们姑且不谈，不过由于有这种倾向，于是使一般人逐渐从文学的形式上认识到文学的性质，于是文学批评也就有了相当的发展和成就。所以到了魏晋，始有专门论文的作品。

　　另一方面，由于汉末的清议，重在人物的品藻，于是从人的言论风采方面转移到文学作品方面，也就产生了自觉的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序志》一篇称，魏时论文之著，有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三种，并再加以批语云：“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此外只讲到“公?（刘桢）亦泛议文意，往往间出”。他所说的“魏文述《典》”即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陈思序《书》”即陈思王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与吴质书》等文。至于“应?《文论》”，现在只有一篇《文质论》，见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中，内容似与文论无关。此外刘桢之说，也只有论“气”的话，还见他书称引。所以讲到魏代的文学批评，也只有以《典论·论文》为中心。

　　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究竟取怎样的态度呢？曹丕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弛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忽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儒家的见地。曹植更是这样。所以看轻辞赋而要“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见《与杨德祖书》）说得明白一些，就是要做有内容、有价值的理论文，而不限于侈丽闳衍的文艺文。这样，文章尽管为不朽盛事，但是离不开经国大业。这就因为他们毕竟是统治阶级，所以作风尽管偏于形式技巧，但是论调总还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使重形式技巧的文学，不暴露现实，不反对政治。我们明白这一点，那就可以明了曹丕对于建安七子，所以独推崇徐?的理由。他《与吴质书》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传长（徐?）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不免有些微辞了。

　　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典论·论文》，真是就文论文，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由于就文论文，所以讨论的不外是文体和文气的问题。

　　《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后人对于文体的区分，就是从这几句话开始的。他认识到文的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识到各种体裁都有它特殊的作用与风格，都有它不同的修辞标准。

　　《典论·论文》再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又是从作者方面说明风格的不同，所以拈出“气”字。这里所谓“气”，是指才气说的。至如他再讲到“徐?时有齐气”，又《与吴质书》也说：“公?有逸气，但未遒耳。”这里所谓“气”，又是指语气说的。“齐气”是说语气的舒缓，“逸气”是说语气的奔放，这一样也可以形成文章的风格。事实上，语气的不同，也还是跟才气变的。

　　从作品方面，看到由于内容和作用之不同，形成不同的风格，于是有文体之分。从作者方面，看到由于才性习染或学力的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风格，于是有文气之说。最后，他综合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这是他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他品评当时作家说明他们的长短，就是应用这观念，作为“能之者偏”的例证。

　　由于才异，所以能偏；由于“能之者偏”，于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恶可言，而品评以起。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能之者偏”，固然可以使“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可是，正由于“能之者偏”，也可以使世人著棕各有专长。以各有专长的眼光，来品评不同的作品，于是很自然的会使批评漫无定准，莫衷一是，而陷于文人相轻的陋习。

　　所以曹丕《典论·论文》这样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所以曹植《与杨德祖书》又这样说：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这都是看到“能之者偏”，各有所长，不要轻易批评的意思。同时也就不免把批评与创作混而为一，而品评也就只成为润饰改定种种技巧方面的事了。我们假使明白他批评的基本观念“惟通才能备其体”，那么这种必作始可言利病的主张，实在也是当然的结论。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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