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体制的分类，一方面须重在形式的歧异，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的相同，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要同时并用，事实上也不容易求其完善无疵。所以后人吹毛求疵，对于当时人文体的分类，寻垢索瘢，挑剔过分，也不免苛刻一些。

　　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我们只须看《后汉书》诸传所载，如《冯衍传》谓“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崔る传》谓“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传》于举其著述之后，再说”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吊、箴、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就可知道这些记载是何等的繁琐。后来把这种杂著，纳诸文集之中，那就只须说文集几卷好了，所以这是一种进步。不但如此，编入文集，也就再要加以类聚区分，才能眉目清楚。这种情形，在编选总集尤其需要。所以曹丕《论文》只分四科，陆机《文赋》也不过分到十种，至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就分得更繁。这种愈析愈细的的趋势是必然的，──尤其在应用到编总集的时候，更是当然的。所以萧统《文选》就不得不分得更细，别为三十九目。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篇，攻击萧《选》分体，几无完肤，但是曹丕早已说过：“夫文本同而末异”，文体之分，正在要指出末的方面之不同。那么多立名目，也不能说有什么严重的错误。

　　《文心雕龙》之论文章体制，就比较精密。第一，以文笔分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云：“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这是一点。第二，以性质别体，并不拘于形貌。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都是选择两种文体之性质相近者合而论之。这样，各体同异之间可以分得更清楚。第三，无可分者则别为一类，如于有韵之“文”则把对问、七发、连珠等都纳入杂文一类；于无韵之“笔”则把谱、籍、簿、录、方术、占、式等附于书记一类。这样，又把一些正在发展，暂时不能独立的都能有个归宿。大纲细目，罗罗清疏，可说对于文体的辨析，基本上确定了基础了。

　　《文心雕龙》之于文体，不但辨析，而且再加阐说。（一）给各体以明白适当的定义，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之类。（二）辨别各体不同的风格，如论“颂”则谓“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之类。（三）论述各体的源流，说明它的演变，这在《文心》论文体各篇又都是这样的。（四）评述各体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作为各体的标准模范。以上（一）（二）两项，同于陆机《文赋》而疏解较详，第（三）项同于挚虞《流别》而论述较备，第（四）项又略同曹丕《典论》、李充《翰林》而评断较允，所以即就文体的研究而论，《文心雕龙》也可说是集以前之大成了。

　　从文体的辨析再进一步，于是就提出了“文”“笔”的问题。

　　文笔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从汉人“文学”“文章”之分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而产生的。梁萧绎（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所谓有二，就是指汉人文学文章之分；所谓有四，就是从“文学”中分出“儒”与“学”，从“文章”中分出“文”与“笔”。我们试看《文心雕龙·总术》篇也这样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又说“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些话就可与《金楼子·立言》篇相印证。这样，可以知道一切溯源之说，如阮元《文言说》、《文韵说》及《书文选序后》诸文，以《易》之《文言》为千古文章之祖，而梁光钊《文笔考》，更加推阐，说孔子所作《文言》是文，《春秋》是笔，就不免近于臆说不足为据。即刘天惠《文笔考》谓西汉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以此为文笔之始，也不妥当。汉人可能有些朦胧的看法，但是不会象南朝人这样分析得明确。

　　为什么到了南朝会从“文章”一名，作进一步的分析呢？这关键就在文体的辨析，因为从辨析文体的结果，就很容易体会出，也就是归纳出“文”“笔”两大类。

　　于何证之？我们只须看“文”“笔”之称在习惯使用上的意义就可以明白，南朝文笔的分别是从辨析文体得来的。文笔之分虽始于南朝，但是文笔之称却不始于南朝。《汉书·司马相如叙传》称“文艳用寡，《子虚》、《乌有》”，而《楼护传》亦有“谷子云笔札”之语，似乎汉人就有文笔的分别，但是这分别是很朦胧的。这所谓的“文”和“笔札”，只泛言两人的著述，并不能看出对立的意义。这和《论衡·超奇》篇所说的“文笔不足类也”，把文笔组成连语的用法是一样的。后来如《晋书·蔡谟传》称：“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习凿齿传》称：“以文笔著称”，《文苑·张翰传》称：“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曹毗传》称：“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以及《袁弘传》称：“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等。这些都是文笔二字连缀成词的例。凡这些连缀而成的连语，事实上不一定指对称的“文”和“笔”，也可能指一切属缀的文辞。这就是习惯使用上的意义，并不是当时人加以分别后的意义。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明白这一点，然后知道当时人所谓“文笔”，有时也沿用习惯使用的意义，并不能看作对立的“文”和“笔”。不但“文笔”是这样，就是“辞笔”“诗笔”之称，有时也是这样的。这一点说明些什么呢？这就说明了“文笔”之称原来统指一切的文辞，也就是统指所有的文体。到后来从形式上或性质上辨析文体而得到新的体会，于是就利用这“文笔”的名称而析之为二，因为原来也可以分开用的。正因这样，所以在当时文笔之义还有前期后期的分别。不论在前期也好，后期也好，前后期的解释各不相同也好，总之都是利用旧名称来作分别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正因这样，所以在当时还有“辞笔”“诗笔”“诗文”“文史”“文记”诸称，原来这些名称也是原来区别文体的旧名称，不过到这时，就另外赋以新意义罢了。这样，所以我们说文笔之分是从汉以来文章日多，辨析文体以后逐渐获得的结果，同时，也是骈文讲究对偶声律的结果。

　　把文笔对举而再说明它的区别，则是开始于南朝的。《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文笔二字对立分用的开始。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云：“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那再说明了文与笔形式上的不同。这是当时人分别“文”“笔”的意义，所以《文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可以证明这是当时人给“文”“笔”的新意义，但是这还是前期的见解。

　　刘勰之撰《文心雕龙》是在齐末，所以论文章体制的时候，明明以文笔区分，但是讲到文笔分别的时候，还是根据当时一般讲法只重在形式之区分。至如《金楼子·立言》篇所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那就显然和刘勰所说不同。他以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善为章奏善缉流略之流谓之笔，明明是着眼在性质上之差异，不仅是有韵无韵形式上的不同了。在《金楼子》以前虽也有一些见解重在性质的分别，但是总没有说得这般清晰而肯定的。又在《金楼子》中虽犹以吟咏风谣者谓之文，不便为诗者谓之笔，似乎也重在形式上的区分，但与专在形式上作区分者总是不同，所以这是文笔区分之后期的见解。后世如阮元等只知有韵无韵之分，泥于形式来讲南朝的文笔，当然不免成为曲解了。但是阮元的《文韵说》还是有一定的见地的。

　　此外，“辞笔”“诗笔”“文史”“文记”诸称也常见南朝文士引用，实在可以看作“文笔”的同义词。不过这些名称，六朝人用法也还有些分别。这在下文还要说明的。

　　现在，我们首行应当提到的，就是当时人是不是仅仅只知文笔的分别；说得再广一些，就是当时人是不是只知辞笔、诗笔、文史、文记诸称的分别。不，我们要知道当时人除文笔、辞笔、诗笔等等名称之外，还有“笔”和“言”或“语”的分别。这分别更重要。由于有这一个分别，才能对文学认识得更清楚。

　　“言”或“语”是对“笔”而言的。“笔”是“言”与“语”之文者；“言”与“语”则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而已。自阮元《文言说》以单行的古文为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于是阮福《文笔对》遂以“直言无文采者为笔”。刘天惠《文笔考》亦以笔“为直言序述之辞”。这种错误，都由于把“笔”当作直言。而这种错误之所由产生，又在泥于形式以论六朝的“文”“笔”，以偶语韵文为“文”的缘故。既以偶语韵文为“文”，当然不得不以散体直言为“笔”。实则笔之与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龙·总术》篇引颜延之说云：“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此数语定“笔”与“言”的分别正极分明。笔虽不必如文之“绮?纷披，宫徵靡曼”，然而也决不同于“直言之言”与“论难之语”，所以为“言之文”。而刘勰乃不以为然，认为“《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必其论立也”。实则颜延之所言是就经典的共相言之，所以称为“言而非笔”；刘勰所言，只指《易》之《文言》，是就经典一部分的特点言之，不是同一对象，不能引来作证。再有，颜延之所言，是就“笔”和“言”的分别讲的，并不是就“笔”和“文”的分别讲的。而刘勰乃牵涉到“文”“笔”的分别，当然更不得要领了。

　　现在，再就当时史籍之以笔与言对举者证之。《晋书·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称名笔。”我们就从这一节来看，就可知道“语”和“笔”不同。所谓“因取次比”就是所以文饰其“言”，文饰其言，当然可以成为名笔了。这也可以说晋人已有笔和言语的分别，不过这分别还是朦胧的，所以到南朝还会引起刘勰对颜延之不同的意见。

　　这个区分所以重要，就因为这样一分，“言”和“语”可不在文学范围之内，而对于文学的认识，也就更清楚。

　　“言”和“语”为什么不在文学范围之内，就因为它根本不成为“文章”。汉代有“文学”“文章”之分，“文章”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文学作品。当时人把“文章”与“文学”合而为一，所以以“文学”作为属缀文章的学问，而以“文章”为文学的作品。这样用法，和现在正相一致，所以“文章”“文学”只是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北史·李昶传》云：“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此所谓“文章之事”，就是指“文学”。下文再接着说：“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这所谓“文笔”就是指“文章”。正因他不重视文学，所以也不重视自己所写的文章。《梁书·简文帝纪》云：“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此所谓“文章”就指文学的作品，所以讨论文章必须引纳文学之士。这是当时人从体制上认清了“文章”的意义，不把“言”和“语”混称为“笔”，所以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性质，把“文学”与“文章”合而为一。

　　“文章”，是指文学作品说的，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区分，只能重在形式方面，体制方面，因此，有韵无韵就成为区分文笔的标准。当时人再有诗笔之称，如刘孝绰有“三（孝仪）笔六（孝威）诗”之语，《任?传》有“任（?）笔沈（约）诗”之目，也是形式体制上的分类。至于沿用旧称以诗文对举的，也是这样。

　　把文学与文章合而为一，才能明确“文学”的性质，于是所谓“文学”也就能独立自成一科，不再看作学术的总称了。宋文帝立四学，命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其后明帝立总明馆亦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这样，“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现在一样。所以说当时人对文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清楚。

　　“文学”，是就它的性质说的，是就它可以独立成为一科的性质说的。因此，从性质方面再区分，也就看出了情灵摇荡，流连哀思，和善为章奏，善缉流略，显然再有性质上的分别。所以文笔之分也可以着眼在性质上的不同。当时人文史之称，也和文笔相同。潘后《西征赋》云：“长卿（司马相如）渊（王褒字子渊）云（扬雄字子云）之文，子长（司马迁）政（刘向字子政）骏（刘歆字子骏）之史”，文史对举，也和文笔对举一样。《金楼子·立言》篇说：“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可知任?所以以笔著名，正因他长于史才。《陈书·岑之敬传》称：“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辞笔”，“文史”与“辞笔”正是修辞互文易辞之列。从他所读的来讲，则称“文史”，从他所写的来讲，则称“辞笔”。所以“文史”也可以看作“文笔”的异称。又再有文记之称，也是一样。《后汉书·文苑·葛龚传》云：“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著文、赋、碑、诔、书记十二篇。”“文记”之称，究竟是不是后汉时已有的，或是范晔所创的固不得而知，但是“记”有记室书记之义，和当时所称善为章奏的“笔”，正相符合，所以“文记”也可以看作“文笔”的异称。而这些异称，就都是重在性质上分别的。

　　至于“辞笔”之称则同“文笔”一样，可以作为形式上的分别，也可以作为性质上的分别。如《南史·孔?传》“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博涉文史，雅有辞笔”之类，也是文笔的异称，不过用得比较少一些罢了。

　　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就文学性质言，可以分为“文”“笔”两种，“文”指诗赋，兼及箴铭、碑诔、哀吊诸体属于纯文学一类的作品；“笔”指章奏、论议、史传诸体，属于杂文学一类的作品。所以不称“文笔”也可称“文史”或“文记”。文章既指文学的作品，所以就文学体制言，也可分为“文”“笔”两种，“文”指有韵之作，“笔”是无韵之作。有时不称“文笔”，也可称“诗笔”或“诗文”。总括来说：文笔、文史、文记诸称都可以作为“文学”这一共名中的分名；文笔、诗笔、诗文诸称，又可以作为“文章”这一共名中的分名。

　　明“文学”为文与笔之共名，则知《文苑传》中人物，即所谓文学之士，不妨兼擅文与笔。《梁书·鲍泉传》：“兼有文笔”，《周书·刘?传》：“兼善文笔”，即是其例。侯康《惠氏后汉书补注跋》乃谓：“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两汉文章惟诏策、章奏等无韵，其密尔自娱者则皆有韵。文苑诸子不与汉廷大事，故文多笔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这错误就在用文章体制的文笔来解释文学的文笔。《文苑传》之所谓“文”，乃是指文学之“文”而言。指文学之“文”而言，则所谓“文学之士”，那能不“善为章奏”，那能不“善缉流略”！

　　明“文”或“文章”为文与笔或诗与笔之共名，则知文集中之所荟萃，即所谓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赅诗与笔。当时阮孝绪撰《七录》，即以文集别为一类，而时人文集，大率兼包诗笔二体。《北史·萧圆肃传》云：“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亦即其例。这样，就可以知道萧统《文选》所以兼辑诗笔，而刘勰《文心》亦总论韵散的缘故了。阮元《文韵说》不明此义，泥于有韵为文之说，于是对于无韵之文，只能以句中宫商当之。此说只说对了一半，不能包括“文”的全部，所以没有得到当时许多人的同意。

　　阮元之论文既谬，于是其论笔也未当。他们最大的错误，即在硬以散行者为笔。阮元《文韵说》云：“今人所便单行之语，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梁国珍《文笔考》也说：“韵语比偶者为文，单行散体者为笔。”这种讲法，章炳麟就不以为然，他的《文学总略》说：“《南史·任?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命陵草之。‘详此诸证，则文即诗赋，笔即公文，乃当时恒语。阮元之徒，猥谓俪语为文，单语为笔，任?与徐陵所作，可云非俪语耶？”今案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中之《论诸病》，每先举五言诗为例，次论赋颂，又次及诸手笔，而诸手笔所举之例，正是全属俪语，则知章说为是。盖时人之所谓“笔”，本与骈散无关，所以可兼骈散二体。其有以骈体为笔者，此《金楼子》所谓“善为章奏”者是；其有以散体为笔者，则又《金楼子》所谓“善辑流略”者是。阮元所谓奥折奔放者只能指后一种，而不足以赅章奏；章炳麟所谓“公文”者，又只能指前一种而不足以包乙部。大抵手笔之称原指公文，所以《汉书·楼护传》有“谷子云笔札”之语；其后范围稍广，始兼赅乙部，所以《隋书·经籍志》又有《前汉杂笔》、《吴晋杂笔》诸书。

　　最后，将上所论证，列为概括的表式如次：

　　习惯用法　　　　　六朝所分　　　　　　　　　　　　　　当时异称

　　　　　　　　　　　　　　　　┌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　　文文辞

　　　　　　　　　　┌文（文学）┤　 ┌ 善为章奏

　　　　　　　　　　│　　　　　└笔 ┤　　　　　　　　　 史记笔

　　文章、文辞、辞笔┤　　　　　　　 └ 善缉流略

　　　　　　　　　　│　　　　　┌文──有韵　　　　　　　诗诗辞

　　　　　　　　　　└文（文章）┤

　　　　　　　　　　　　　　　　└笔──无韵　　　　　　　笔文笔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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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