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４０岁，曹植享年４１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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