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 （《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构陷愍怀太子，尤为人诟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 “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３００）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谧，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３０３）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２０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成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嵘《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 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缛，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缛彩雕焕”；“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缛的特征。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历，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三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准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三、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 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复，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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