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２０８）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２３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１９２）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比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人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 “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 的气概。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此外，刘桢的《赠徐干》诗，哀叹命运多舛，抒发愤懑与不平；《赠五官中郎将》四首，着重表现他与曹丕之间深厚的友谊，情词真切而又十分得体，也都是比较著名的作品。

　　刘桢的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重嫁董祀。其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此诗长达５４０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的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其中第二段写得最为沉痛：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这首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从中可以看出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诗人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另外，“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徐干等人，也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陈琳和阮瑀虽以章表书记见称于时，但诗歌创作亦较突出。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实意义。

　　饮马长城窿，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驾也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其风格与汉乐府民歌《孤儿行》颇为接近。徐干诗今存４首，都是五言诗。其中《室思诗》为拟思妇词，共分六章，描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文辞凄厉深婉，感情哀怨缠绵，堪称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二句，尤为后人推重。另一首《情诗》在情调与风格上也都与此诗相似。徐干的《答刘桢诗》，表现他与刘桢的诚笃友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诗语高简浑朴，颇能反映建安时人通脱真率的精神面貌。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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