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购了周立波先生的《山乡巨变》和余艳的《新山乡巨变》，互相对比着读完了这两部精品力作，深受启发，有许多话憋在心里，想一吐为快。
       周立波是我们汝州人的女婿，余艳是我在沙家浜年会上认识的河南老乡，她祖籍河南镇平，离我们平顶山很近。
       《山乡巨变》的故事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团县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但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却不肯入社。邓秀梅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合作社赢得了秋季的大丰收。壮阔的波澜触动了每一个角落，引起了巨大的矛盾，在父子、夫妻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之内，都展开了深刻的冲突。 1955年周立波返回家乡湖南农村，安家落户，深入生活。一九五七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写出了续篇。深刻地反映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
       周立波是一个时代感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以敏锐的眼光紧跟时代变革，把笔触集中到农村，以农村为背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变革。作者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代表了现实中的各个阶层人物的行为与心态。真正做到了化大为小，小中见大。较好地用有限的笔墨记录大的历史变革。邓秀梅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是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的象征，盛淑君是一位活泼、开朗，有上进心，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是建国后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为人民服务的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的象征。
       盛佑亭是一位老贫农，对党和政府有无限的感激之情，但是长期以来农民身上残存的私有观念仍在他身上作祟，他还未能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他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民中一部分仍未完全摆脱旧社会劣根性的人的形象。其他像陈先晋、王菊生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型，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的。作者细微地写出了他们间的差别，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心态的复杂性，较忠实地反映了生活。
       然后作者以清溪乡为背景，围绕合作化运动展开故事，将各阶层人物在这一大变革前各自的行为与心态表现出来，人物之间互相交叉、斗争，使故事波澜起伏，表现了变革的曲折性。同时通过在曲折中党和人民的最终胜利，歌颂了党和人民的力量，歌颂了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是一曲时代的赞歌，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本文的另一可取之处是：作者很好地注重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可贵的创作方法。
       文贵以真，只有真才能引起共鸣。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艺术创作忠实生活的表现。盛佑亭是一个老贫农，旧社会吃苦受穷，新中国成立后，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在他的性格中有拥护新社会热爱新社会，紧跟党和毛主席的较好的一面，可是几千年来旧社会沉积在他身上的私有观念却一时还未摆脱，这种观念又不时鼓动他做些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抵触的事情来。革命首先是政权与制度的变革，但观念的革命却是一项更深层次的工作。
       作者写出了盛佑亭身上新旧观念之间的艰苦的斗争，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它像对陈先晋、王菊生等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都具有这种特征。对性格的复杂性描绘并不只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而是写出了各种性格在一个人身上的冲突与对抗。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其实并不只是写出了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而是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艰巨改变。这是本小说最可取之处，是大家手笔。
       《山乡巨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并富有立体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刻画了一批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人物形象。
       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中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
       而余艳的《新山乡巨变》的书名既暗示了作品与《山乡巨变》的内在勾连，又显现了“山乡”新的巨变，今昔的对比鲜明，艺术的概括性也很强。阅读这部作品，有很多的感慨与感想，我主要谈谈两个方面的突出感受。
       第一，作品由过去与现在的接续和当年与如今比较的方式，写出了山乡巨变诞生地——清溪村和益阳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以“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四个方面的“新”，形象地表现了当年山乡的新的巨变，以及新的山乡巨变的样态、方式、路径与模式。
       周立波小说里的“清溪村”，是作家依凭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原型是益阳郊区的邓石桥村。因为《山乡巨变》的影响深远，使得小说里的清溪村声名远播，人们便把邓石桥村改为了清溪村，并在村子的入口处立了一块“山乡巨变第一村”的石碑。清溪村的切实改变，也是数十年来的事。因为要纪念周立波诞辰100周年，要保护和修建周立波故居，使得“立波精神”成为清溪村人的前进动力，要把文学中的“山乡巨变第一村”，打造成现实中的“山乡巨变第一村”。作品由此写出了清溪村人借助文学与文化的力量，从生态、卫生到居住环境的切实改变，从农牧结合到农旅结合的产业开发，使得清溪村满含文化内力，又充满诗情画意，真正成为清溪人为之骄傲的美好家园，外地人流连忘返的文化园区。
       作者既主要聚焦于清溪村的改颜换貌，又着力于表现清溪村的带头作用，既通过实行“新山乡巨变”建设，引领了大清溪——益阳郊区的谢林港村、玉皇庙村、复兴村、鴉鹊塘村等乡村联动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建成了互联网与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深度融合的智慧乡村，打造以清溪村为依托的大清溪景区。这样的蝶变是巨大的，惊人的，这样的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清溪村、清溪景区，当得起“山乡巨变第一村”的称谓。
       作品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第一章紧紧围绕周立波故居的修复建设以及修建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写出了人们对于周立波文学遗产的高度重视，以及这种格外珍重和保护利用不断给清溪带来的新的变化。最后一章写到的新农民里，有一个一直对粮食的增产很有兴趣的王保良，一生崇尚两个人：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周立波。一个是物质粮食的专家，一个是精神食粮的作家，把两个不同领域的典型和楷模自然而然地对接起来，表现了王保良的独到追求，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说，整个作品实际上写了清溪村或者泛清溪村发生的新变与巨变，是以文学为抓手、以文化为内核的综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第二， 这部作品以独到的方式，写出了经典作品的深刻影响，以及文学所具有的能动作用，深刻揭示了文学和生活密切联系和相互促动的特殊关系。
       周立波写作《山乡巨变》的邓石桥村，因为《山乡巨变》的巨大影响改为了清溪村。把原来的村名——邓石桥村，改为了小说里的村名——清溪村，背后是乡亲父老们对这个作品的充分认可，对小说里颇具诗意的村名的真心欣赏，以及对周立波精神的高度推崇。
       事实上，邓石桥村改为了清溪村之后，先是村名改了，立起了“山乡巨变第一村”的石碑，接着是环境卫生的整治，使得村容村貌不断改变，继而是农业生产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带来生产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循序改变，还有在这些改变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状态与精神风貌也得到不断升华和深刻改变。从村子改名开始，依次发生的如许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是清溪村的乡亲父老本着为《山乡巨变》增光，不辜负周立波的殷切期望而奋力打拼的巨大收获与喜人成果，而由此，也充分彰显了文学对于生活的积极影响和能动作用。
       在作家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周立波是可与柳青、赵树理等量齐观的当代作家的杰出样板。从1955年到1966年，周立波在故乡益阳深入生活达10年之久，他以桃花仑、大海塘、清溪村三个村为创作基地，密切联系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关切群众福祉，留下了许多美谈与佳话。他在长期的深入生活中，总结出了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三同一片”的原则，并写出了《山乡巨变》这部乡土题材的力作。可以说，《山乡巨变》是周立波以文学的方式，对养育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所作的自觉的反馈与主动的回赠，而以清溪村为代表的“新山乡巨变”，是清溪村人以他们怀揣梦想的不懈追求带来的现实新变，续写“山乡巨变”的新的华章，并以这种方式彰显文学本有的能动力量。
       周立波从生活出发写出了《山乡巨变》，余艳的《新山乡巨变》，也是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让周立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活着。作品中写到清溪村人说周立波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好，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这个作品非常特别，也是别的写山乡的变革、乡村振兴的作品所不能相比的，有着自己的独到韵味和独特价值。《新山乡巨变》的又一亮点，表现在宏大的创作视角上。本书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乡村振兴的奋斗线，写了一大批奋斗在农村一线的鲜活人物；另一条是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人民作家周立波人生的细枝末节、生动故事贯穿始终。此外，章节中突出的新旧山乡巨变的对比也是令人赞叹的巧妙之处，这种对比像是一帧帧历史影像在书里来回闪烁、映照，既诠释了“巨变”这个核心主旨，也让人感慨时代的发展。
       因此，余艳捧出了一部讴歌时代和人民、写出了真正“新巨变”的作品。
       ——“智能智慧”让作品扎实而又有“新”意。周立波先生60多年前的《山乡巨变》，写的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巨变。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化时代，新农村的“新”，更多地体现在智能智慧上。余艳说采访以后才发现，这是她的短板，这些带高科技的互联网、大数据，她一时搞不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先到现在的新农村去体验和感受，并且至少要学懂一点智能农村的智能知识。而这也正是余艳写这作品的意义所在，一个“新”包含了新时代、新农村、新巨变的新三农的丰富内容。
       ——作品讲述的故事具有时代前沿意义。我们国家刚从脱贫攻坚转到乡村振兴，余艳已经提前深入到益阳农村一线，立足新时代、新农村的深刻变革，尤其展现了清溪村卧薪尝胆，突破环保、产业、人才等12大“痛点难点”问题，奋力实现凤凰涅槃的艰辛历程。展现了近5年，这里借助“互联网+”转变传统农业方式，实现的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的深度融合，再现了清溪村这个深具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山乡巨变第一村”。这个题材正好搭在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上。这不是偶然的，是余艳长期对时代风向跟踪，捕捉新时代最时尚信息元素而得到的。
       ——这个作品写“新三农”，其主角是人民。余艳立足新时代历史坐标，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这个作品写了上百个从脱贫攻坚而来，又迈开乡村振兴步伐、努力奋斗的人物。她既将思想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又传承周立波精神，扎在农村最基层，走遍了益阳的7个县市区，前后8个月采访了200多个人物。比如“金扁担”里的王保良，余艳经过了前后半年的跟踪，把这个历经坎坷、不懈奋斗的农民塞进他们的采访车，一路拉着走。在“燕子峪”一章，她写孵化农村电商模式的潘远征、扶贫干部蔡小鹏，跟着他们到边远山村点上采访成功“孵化”的农民典型。余艳的写作，真正写在了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乡村现实生活经验取材，书写农业现代性的追求与农村的时代变革图景，在历史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以栩栩如生的笔法，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家周立波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息息相关，他对处于重大历史变革期的农村情态与农民为之波动的心理深为熟稔，并极为重视叙事过程中生活细节的表现力，从而形之于笔，所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信可感。我们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如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君、陈孟春等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先进人物，也可以看到作家倾注极大笔墨所塑造的“中间人物”如“亭面糊”盛佑亭、陈先晋等，及落后典型人物如“菊咬筋”王菊生、“秋丝瓜”张桂秋和“符癞子”付贱庚等，丰富了当代乡村叙事的人物形象世界。
       《山乡巨变》中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改造过程涌现出的新人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刘雨生的成长，可谓遍尝了艰辛百味。作为一名农村基层乡政府合作社骨干干部，他一心为公，心地纯良无私，熟知“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他全身心扑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上，对于工作尽心尽力，深受村民的拥护。为了有效推动消极落后农民积极入社，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刘雨生不厌其烦地上门到家，耐心听取他们的想法意见。可以说，刘雨生成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上被作家塑造为基层先进干部，代表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乡村基层干部勇于担当守责，积极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带领人民群众不辞劳苦创业的光辉形象。
       在艺术上，《山乡巨变》的语言自然清新，善于运用方言口语，营造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充满地域文化风情特色。周立波在保留典雅细腻笔触的同时，也自由地使用着湖南山乡富含生活气息的方言俚语，极大保留了湖南乡间生活的本色。周立波格外注重叙事语言形式丰富的表达力，这也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突出的艺术特质。在助力刻画人物形象的语言上，他深下了功夫，经其提炼润色之后，那些方言口语获得了独特的气息韵味，其语言传神达意，有效地呈现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质。对于时代变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山川大地，周立波怀着难以抑制的内心激动，他跟随历史精神的召唤，用凝于心尖的泪与笑，镌刻出一个个激荡时代中前行的身影。
       周立波对于叙述语言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追求，他刻意在文中广泛使用方言俚语，避开了普通话用字用词的熟悉感，极大地保留了乡土民风民情的原汁原味，借助那些自乡间山地中生长起来的方言口语，进入到山乡农民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形式实则也是一种心灵的形式，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声息与联系有情有味地传达了出来。如在人称指代上，周立波没有使用惯常的普通话称谓，而是极为娴熟地使用湖南益阳方言中的相应人称指代词语，如“堂客”“老驾”“胡子”“老倌”“后生子”等，最大化地烘托出湖南山乡生活气息。再如，文中经常出现一些俚语、口头语，如“畈眼子”“四海”“溜沟子”“霸蛮”“越口”等等，无疑都源自山乡农家田地的日常生活，极为生动地呈现出当地的文化风情，使小说叙事建立于更为广泛深刻的真实性根脉之上。
       作家余艳创作的《新山乡巨变》再现了文学地标清溪村的前世今生，演绎了“山乡巨变第一村”的传奇故事。这部作品是作家沿着当年周立波的足迹，靠脚“走”出来的；是作家紧扣新时代，在生活中“扎”出来的；是作家走村串户，为人民群众书写的。我认为该书有四个方面的收获。
       首先，这是一部在“新”上下功夫的写作。“新山乡巨变”的“新”是大数据、物联网中的清溪文旅之乡、南县稻虾米、安化黑茶，是农业智能、农民智慧、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青山绿水、人民幸福，是奋斗者的力量和担当，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快速发展、梦想实现，也是希望的田野、绽放的笑容……“数字农业，智慧乡村”的崭新面貌，成为世人关注的“文旅之乡”。农民“颠覆”了身份，用手机指挥无人机神奇作业；农村换了“活法”，大花园里同城市一样便捷生活；大数据让土地百倍生金，产业兴旺发达。
       其次，这是一部传承立波文学精神的作品。《新山乡巨变》的采访创作就是“重走立波路，为人民写作”。作家余艳不断把“自我”融入这个大时代，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用创作去参与和推动时代发展。她把住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这个“总开关”，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和感人至深的“人民创造”。她深入村头、地头、灶头，与农民交朋友，与群众聊家常；也同吃一锅饭，听生活变化的细节，思考人民幸福背后的缘由。她深入北峰垸，发现这个从坎坷中走出来的魅力村庄，原来是有强有力的党支部，有命运都打不败的领头人；她与老庄稼汉夏曲辉聊天，陪着他流泪。这个20年的致富带头人的曲折故事里，显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也就是这样，她的心与群众连得更紧，笔下也有了更鲜活有张力的文字。
       《新山乡巨变》将周立波先生的“三同一片”作风融进了采访创作的全程。为写好这部作品，作家扎在益阳农村8个月，跑遍了7大县市区，采访了200多位典型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发声，为时代鼓与呼。尤其，她传承了周立波的光荣传统，让厚重历史感和鲜活时代感同在，让鲜明创作个性和民众积极奋斗的故事融为一体。应该说，余艳以时代风向为导向、以勇于创新的人民为主角，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创作。
       其三，这是一部接地气、有担当的作品。此次创作，余艳挑战了自己的两个短板。一是几十年的城市生活令作家缺乏对农村细致变化的亲身体验。她只能深入深入再深入，泡在农村、扎进农户。二是智能化的操作是她的短板。可她必须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面对已实现互联网全面覆盖的农村。2020年开始下益阳，她舍得跑、挖得深。她深入采访最牛的种粮大户、最棒的养虾能手，深入到5G智慧小镇、智慧农业第一村。这些当年周立波先生与人民群众“三同一片”的地方，已经变成奋斗者的成功地、人民群众的幸福地和数字乡村的展示地。神奇的“紫薇云”让虾稻、柑橘等主打农产品变成“网红”；清溪村的“互联网+现代农业”独具魅力，让广大农户实现“指尖上的丰收”……
       作家还深入到益阳大数据中心，看互联网、物联网将稻田、农事集中在指挥屏上；深入到种粮大户、养虾能手中间，看遥控器指挥无人机实现田间管理，还向农户学习用手机APP查看稻田、虾田的温度、给氧度。慢慢地，作家在深入中找到了感觉，收获了从田地里“拱”出来的文字，补齐了自身短板。
       其四，这是一部有站位有高度的作品。余艳沿着周立波当年走过的“大清溪”，以特色人物和生动细节勾连全书，对应奋斗的村民卧薪尝胆解决“痛点难点”问题，奋力实现凤凰涅槃的艰辛历程，将传统农业方式蝶变为“互联网+”，与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农村”。看似简单的“泡”与“扎”，余艳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扶贫干部历经艰难曲折，深刻明白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余艳也明白了，文学作品到底是写给谁。她还感悟到：文艺工作者获得的能量是人民给的，是火热的生活给的。
       为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文学力量为新时代山乡铸魂，中国作协发起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全国作家和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余艳的长篇报告文学《新山乡巨变》就是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向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土地、伟大的实践致敬，向周立波和《山乡巨变》等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致敬，以文学方式对时代的回应。在“数字农业，智慧乡村”大背景下，书写益阳模式、乡村样板、奋斗标杆、文化灵魂，凸显新时代、新乡村的山乡秀美、人民幸福，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