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根胜，笔名萧根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名誉会长。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多部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曾与院少华合作出版《舞钢五千年》。2013年，为纪念铁道兵改工30周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获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初，他冒着极大风险，采写了全省第一篇抗疫纪实文学《姚留记的最后时光》，该文相继被《河南日报》《中国作家》编发。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鹰城文艺精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肖根胜的长篇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2021年1月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日收到老朋友根胜先生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印制精良的长篇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连夜阅读，泪流满面，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李国桢（1916—2000），是郏县安良镇曹沟村人，1940年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取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中央工业实验所工作。抗战胜利后，随单位迁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工业实验所工程师。1953年下半年，受轻工业部指派赴景德镇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尽快恢复历史名瓷的指示精神，在景德镇试制成功“建国瓷”，恢复了名贵釉色数十种。1954年任轻工业部陶瓷处工程师，规划了新中国陶瓷事业的发展蓝图。纵然在“文革”中遭遇迫害，李国桢仍矢志不渝投身陶瓷科研生涯，半个世纪中足迹踏遍祖国各大瓷区瓷厂，恢复了汝、钧、哥、官、定“五大名窑”，再现了磁州窑系、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和景德镇青白瓷系“六大瓷系”，培育了唐山、邯郸、淄博、宜兴、醴陵、潮州、佛山等各大瓷区现代陶瓷科技创新的朵朵金花。其成就之恢弘，其意志之坚强，其情怀之赤诚、其胸怀之坦荡，在中国陶瓷史上无人能抵。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一书共50.2万字，全文分抉择、家事、背着背包跳舞、瓷都督陶、情系汝瓷、陶瓷无博士、邯郸“魔釉”等24个章节，详细介绍了李国桢先生钟情于陶瓷，投身中国陶瓷科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长时间忘我付出的事业踪迹及人格魅力。该书历时6年写就，其间作者参考阅读了如山的资料，走访了河南、上海、北京、江西、江苏、浙江、河北、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于陶瓷烧造有关的地方，拜谒了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当事人，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李炳银在序中说：“作者将自己的真实调查发现、理解感受，质朴动情地讲述出来，犹如深情的演说，近似据理的呐喊，仿佛史官的实录，实现了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陶瓷当代史的一次空缺填补，也是中国文学创作走向历史性价值写作的可贵努力。”
在书稿完成后， 河南省作协原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先生写下书评：这是一部有“光”的书，一部书写光芒的大书。六年心血，拳拳之心，一个杜鹃啼血式的人物——国瓷大师李国桢跃然纸上。这里不仅书写瓷光与诗意，九死不悔，上下求索的执着，在《国瓷之光——李国桢传》一书中，肖根胜先生追寻的是一个民族铸造、治炼魂魄的精神历程。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古有 “ 先民抟土制器，焚柴而陶 ” 。在八千多年的茫茫尘烟行进古道上，各地窑火明灭，穿越历史，载承文化，滋养苍生，推动经济，沟通交流，中国陶瓷烧造形成了独特的形象科学和艺术表达天地，为天下添喜造福。
据专家考证，中国在汉代以前就出现了陶器烧造工艺。后经南北朝、隋唐，到宋时抵达高峰。元明清到今，瓷事因袭，绵延不断。陶瓷成为历世之生活必需和典藏珍宝。甚至西方人以瓷器指认中国。陶瓷烧造是融合运用水土与火的特性，人为造型的科学创造活动。非常的神秘、神奇、美妙和实用，为人类的文化增添了极具个性灿烂的内容。在中国陶瓷的烧造历史上，像汝、钧、官、哥、定、越窑、长沙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窑口，先后在各地创造个性分明、辉煌传奇故事，演绎出奇绝精彩的天地人间文化命运活剧，出奇斗彩、纷繁兴盛。在这漫长的陶瓷烧制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智慧高人和能工巧匠。古代的先按下不表，当代的卓绝人物如陈万里、周仁、李国桢等，他们就是不断点燃各地窑火，创造陶瓷烧制新奇迹的圣手！萧根胜长篇报告文学《瓷魂——李国桢传》所描绘书写的李国桢，就是这样的圣手者其中之一。
萧根胜同李国桢是河南郏县老乡，多年的耳闻传说使他对这位曾经很大地作用于中国古老陶瓷复兴、新瓷创造开发，为中国的当代陶瓷业再造辉煌却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乡贤、泰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生成强烈的书写激情。为了这次书写，他力争使自己从陶瓷外行接近一个识家，六年多时间以来，萧根胜参考阅读了如山的资料，几乎亲自走访了能够见到的所有当事人，足迹遍布河南、上海、北京、江西、江苏、浙江、河北、湖南、广东、福建、陕西、山东等全国许多与陶瓷烧造有关的地方，面见数百人。有不少地方、不少人而且是再一、再二，甚至再三地奔去面见采访，可谓行万里路，访无数人。其认真用情的态度非常令人感动。这个不断通过采访靠近李国桢的过程，也是萧根胜逐渐深入认识理解陶瓷的发展历史，以及陶瓷烧造与中国社会和人类文化生活密切关系的过程；是他日益理解李国桢钟情于陶瓷，投身中国陶瓷科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长时间忘我付出精神性格和感情的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他还是以笔书写，长时间用力曾经导致右手颤抖厉害，难以持筷用餐。第一稿写完时，左眼视力下降至0.03，后来不得不做了三次眼部手术。六年间，他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时间，埋头其中，家人好友多不能理解，甚至有人劝他退出。好在萧根胜曾经有身为铁道兵战士、在青藏高原施工的艰难锻炼经历，锻炼出了意志坚强、持之以恒的精神性格，否则真难以相信他为了写一本书如此乐意且不惧这么多的艰难。深入的采访和资料掌握，这是报告文学创作需要的硬功夫。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曾经感悟总结说：报告文学创作的经历是“六分采访，三分思考，一分书写”。对于深入采访和思考非常看重。萧根胜对此是真心理解的，为了真实再现中国当代陶瓷史志般的丰富曲折历程，再现李国桢在其中发挥的特别巨大的贡献作用，他以为自己付出这大量的采访劳动是值得的。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这个作品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及思想精神情感内容，都是萧根胜心血劳动的收获，丰盈着作家自己的人生与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优秀写实文学成果。作者这种努力向上的创作态度与追求精神，令我感动，非常值得点赞！
正如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评价的那样：《李国桢传》，以李国桢的人生事业行动经历为线索，既是单线的，也是放射性的结构。作品着重叙述和描绘了李国桢在抢救继承、创新开发中国陶瓷传统文化事业过程中的智慧行动能力，科学探索、不惧艰难的追求精神，不计私利献身国家事业的赤诚情怀。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陶瓷烧制纷繁进取历史的文学另册记录，也是当今瓷魂人物——李国桢的大传保存，颇有陶瓷烧制悠久传统情景追踪描绘再现和断代史的价值。萧根胜的叙述，使我们看到，李国桢在当代陶瓷烧制和创新开发的过程中，总是在难时、困时、紧时、重时等关键时刻出现在人们面前和各地窑场，又以他的慈善精神、学识才干和专心行动解除难困，缓解紧急状况并肩以重担，表现出神奇般的作用力量，李国桢时常说：“没钱我给你;不会你找我；喜欢你拿去。”在多年的时间里，生活上给很多困境者以接济，为很多人很多窑场解决了难处，自己从各地窑场带回的珍贵陶瓷样品，几乎都送给了来客，最后自己却空无一物。在景德镇、在神垕、在耀州、在淄博等各地窑场，人们视李国桢如同瓷魂窑神，他似有点化瓷土窑火之功，因此遗留下许多的真实传说。萧根胜对这些曾经真实生动的存在，至今依然还留存在各地很多窑场人们记忆中的“李工”故事传说，多有涉及。因为篇幅所限，作品虽未充分展开，但不少已经有点睛之妙。如全国闻名的定窑瓷，一位被业界认为是瓷、诗、书大师的人，几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李国桢只用两句话说透，几分钟解决问题；李国桢把醴陵国光瓷厂出口瓷存在的猪毛孔、釉面硬度白度不够等技术缺陷画成一张《固特釉式图》，把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分解拆析，使职工一目了然，易懂易记易操作，困扰产品质量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淄博“工陶”在创新开发骨质瓷过程中遭遇困难的时候，李国桢到来，只提出几个建议，几句话就达到了点破迷津的效果等。“李工”多少年间，像一片云彩，给各地窑场带来雨露甘霖，使不少的古瓷新生、新瓷问世，为丰富和兴盛中国陶瓷业居功至伟。
李炳银写道： 但是，令人颇有遗憾的是，李国桢一生屡屡受国家部委重托，为中国陶瓷的振兴发展无私付出，可因为他总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各地，飘忽不定，未得扎根，结果却成了飘零般的人物，生活命运都失去了依傍。动乱年月，经历坎坷，疲劳尽尝，甚至去世之后，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愿意出面安葬他。这样巨大的不幸和悲伤局面，令人非常感慨和震撼，深陷沉思。或许是李国桢这样水火激荡的人生和落寞凄凉的晚境状况，唤起了萧根胜的悲悯情怀和表达欲望，他决心将自己的敬佩感情和真诚书写奉献给国家民族的功臣李国桢，让历史趋于公正。《瓷魂》在像流水式的结构书写中，起伏跌宕，随弯就直，盘山绕洲，将李国桢的人生和事业踪迹进行了真实质朴的讲述，将李国桢淡泊名利、公字当头、舍己为国、忍辱负重、忘我尽职、奋发开拓等经历情景给予深情讲述，文字间注满着敬惜真情。事业上的独特作为、贡献桩桩件件，点石成金，化奥妙于有形，引人神迷，令人肃然起敬。生活上，如李国桢一家1959年从上海搬家到北京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的那种艰辛困窘情景，李国桢时常出差在外，为“建国瓷”等各种瓷事奔忙，妻子带孩子经受的种种艰辛磨难情形就非常令人感叹！作品这种紧紧围绕李国桢与中国瓷事展开的真实记述，在完全不肆张扬的文字呈现中，描绘出李国桢的思想精神和性格形象，使人看见和感受到他的平凡及不平凡的创造进取人生。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是一种大有无私的天地精神。在李国桢的人生表现中，就有这种天地大有无私精神的很多体现，所以被他触动并产生尊敬之情，也为他遭遇不少忽略感到遗憾与忧伤。
据相关研究证明，陶瓷是具有很强耐高温和防腐蚀的材料。我以为，通过萧根胜的叙述，李国桢这样曾经与中国陶瓷实业有过非常紧密联系的人物，被我知悉了解，非常荣幸。在我看来，李国桢本人，就如同是有陶瓷一般品质和性格的人，历经高温锤炼，耐得住艰辛寂寞和世俗的轻淡，有很强的硬度和不易消退的光彩，有长久的存在和拒腐蚀能力等。因此，他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了中国陶瓷的历史进程中，当会被人们永久记忆和怀念！
萧根胜的《李国桢传》，在文学描述的过程中，如同面对一座大山，多有敬畏仰望，也时有苏轼记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混茫陷入感觉。但作者是看见了许多的峰峦峡谷奇景的，是观览到宏阔壮美的生动画面的。作品将自己这些真实的调查发现，理解感受，质朴动情地传达讲述出来，犹如深情的言说，近似据理的激情呐喊，仿佛史官的记事记人实录，实现了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当代史的一次很好的空缺填补，也是中国文学创作走向史性价值写作的可贵努力，果实丰盈！为之祝贺！
在此之前，我曾读过根胜先生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以40万字的篇幅，运用编年体的方式回顾了作者作为铁道兵的那段青春岁月。从毅然报名参军，到在青海高原加入铁路建设的工地，从事炊事员、给养员等工作，直到隧道打通铁路铺成。虽然写的是一个兵的青海从军经历，折射的却是一群兵。这个兵阵里上至铁道兵司令员、师长、团长，下到筑路的普通战士。他们各有职责，各有性格，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热爱高原，忠于职守，以信仰的坚定书写了一段特殊的人生。 研讨会上，大家认为，《青海长云》是一支铁道兵部队英雄事迹的个性报告，是一批意志如钢的解放军官兵在青海高原展现自己精神、尊严、性格和伟大的国家情怀及无私无畏献身行为的高亢而激情的赞歌，具有映照历史的现实意义和饱满丰润的艺术价值。 同时，作为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铁道兵为主题的报告文学，《青海长云》的感人之处在于，作者运用情景再现的笔触，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原貌，真实、朴实、自然、深情地讴歌了中国铁道兵不可磨灭的精神情操，向曾经奋战在青藏铁路建设一线的铁道兵战士表达了最真挚、最浓郁的怀念之情。这是一位曾经的铁道兵战士站在当下中国对铁道兵历史记忆的打捞，这样的文字，因为所述事实对象的独特和亲身经历情感的真切，无疑能对读者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我和萧根胜先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2003年由我策划编辑出版的平顶山市首届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基石礼赞》一书中，就收入有专门写他的先进模范事迹的报告文学，他时任舞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我和时任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刁培江给他送书时，我们秉烛夜话，共论文与人。临走他又赠送我一册他出版的新书《舞钢五千年》，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后来，他又到我的家乡汝州市任市委副书记，写了一本介绍汝州市风土人情的专著，还没来得及出版，组织上的一纸调令把他又调回郏县任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去了，很快又在人代会上全票当选为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13年10月，我们又在沙家浜召开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上相见，老友重逢，彻夜长谈，我们还接连喝了几场酒，更让我见证了他的大气和豪爽。通过这次沙家浜的交流，我对他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他年轻时曾经是一名修筑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铁道兵，他们当年踏上高原，在那块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地上完成了一场血性男儿的拼搏和飞翔。那里的冰雪酷寒，喂养过他们的灵魂，壮丽了他们的筋骨。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讲起了他们在高原筑路的那些日子，特别讲了打通关角隧道的艰难和悲壮。他告诉我，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高原筑路的事迹。他说，军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不仅属于那个年代，也属于当下的时代。其实，他创作这部纪实文学更多更强烈的是出于一种责任和担当。 根胜说，他为了创作这部纪实文学四处奔波采访，搜集素材。当然最当紧的事情是，把储存在他自己脑海和记事簿上的那些沉淀了的高原往事激活，放射亮点，生发情感。也许当年经历那些事情时，根胜并没有想到以后会用笔写出来，现在真的要进行创作了，第一要把事实再现，第二是要放大。这样仅仅靠自己的记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还得走访一些当年的战友，把大家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他的“库房”也就充实了；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那些素材才能有灵魂，才能放射出思想光芒。根胜显然是这么做了，才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创作了这部洋洋40万言的长篇巨著《青海长云——一个高原铁道兵战士的青春记忆》。 从沙家浜回来后，我终于见到了这本书，跟胜先生给我题写了“请进拴老师雅正”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我自觉羞愧难当。书的扉页写道：“仅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铁道兵首长和战友们！”书中还收录了叶剑英委员长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的题词：“逢山筑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革命精神，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先生在《回望高原足行处》的评论中写道：“这样的文字，因为其奇特事实对象和亲身经历情感的真实，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力，使我甚至放弃了从其他方面过多苛求它的理由，而从其内容自身不断地发现体会并接受着启示和净化的作用。这样的记忆，犹如山谷的回声，只要发出声音，就能将元音自然地给予放大和延伸；犹如高原的纵情歌唱，将欢乐和忧伤传递到很大的天地空间。”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仁在《一部放射着英雄主义的纪实文学》一文中写道：“萧根胜按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下了他在青海从军岁月的留痕。脉络清晰，叙事真实，抒情自然。我以为这部作品最真挚也是最突出的亮点：放射着思想的光芒。打通关角隧道中高扬出来的铁道兵指战员，那种震撼天宇、激奋人心万死不辞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本书中的精彩篇章。关角隧道位于祁连山脉中农山系东延部分的关山角下，它高而险，隧道长4000余米：海拔近4000米，比泰山还高出一倍多。是20世纪我国修建的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长的高原隧道。1958年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匆匆上马后，上万名铁道职工奔赴高原工地。高寒、缺氧，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工程于1961年被迫停建。十多年后，萧根胜和他的战友们开跋关角，接着筑路。尽管这期间这道险关还是把127名指战员围堵在死洞里，但是最终战士们征服了它！他们就驻扎在关角隧道进口和出口的山坡上，“随时能看到一些被岁月掀开的墓坑，那是关角隧道当年施工中阵亡民工的墓穴，没有墓碑，没有棺椁，每每观之，让人顿生悲叹。”悲而有愤，叹而生斗。愤斗，它比奋斗更具杀伤力！关角被铁道兵指战员征服后，萧根胜的笔也变得轻松了、抒情了：“我们这些唱着信仰歌、做着理想梦长大的‘50后’，在精神与物质的选择比拼中，精神绝对起决定作用。关角山下的生活、关角山下的故事，就是在理想、信仰、精神和场所的鼓舞、支持、推动下好戏连连，节节精彩。”萧根胜是修筑青藏铁路“西格段”的亲历者，他享受这样的胜利成果当之无愧！他的笔下闪出这样的思想亮点令人信服！”“《青海长云》写一个兵的青海从军经历，它折射的却是一群兵。这个兵阵里上至铁道兵司令员、师长、团长，下到每一个筑路的普通战士，都在萧根胜笔下有所反映。他们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性格，但是共同的一点：热爱高原，忠于职守，是一群无坚不摧的英雄群体。正因为这样，这本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高原道兵战士的青春记忆”，它能唤起当今的人们对青年往事的记忆，对美好生活的珍惜。” 《青海长云》以情动人，多处催人泪下。健儿十万泪如雨辞别军旗尽敬礼。戎装脱去兵缘断，空遗相思在梦里。 读着这些激情四溢，文字铿锵的精彩篇章，我泪流满面，心潮激荡。作家写得太感人了！！！！
我读完根胜先生的《青海长云》，深深体会到：作家创作不仅需要一种激情，更需要一种责任。与铁道兵相知相伴的作家萧根胜，对自己曾经从事的那一段铁道兵生活有着特殊的情感体验，他的创作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直白宣泄，也不囿于商业价值而“待价吹打”，而是以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在纯文学的领地里，固守着人文传统，坚信文学救赎的力量，并主动掌握话语权，在文学的合理想象与新闻的“非虚构”叙述的双向审美趋向中，对铁道兵的生死存亡进行了深度体验和报道。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萧根胜，这位从中原郏县走出的硬汉子，对铁道兵有着别样的情愫和生命体悟，在个人情感归属和人生际遇的建构中，是铁道兵这个诗意和哲理凝结的客体，率先完成作者生存之地与事业发展之地的时空转化。我想，正是千沟万壑、天高地远的高原，赐予了萧根胜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想象，并给予了萧根胜更为负责和严谨的创作品格。血浓于水，善于思考和写作的萧根胜，将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对铁道兵将士的书写上来。 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当下，文化生态环境因为商业因素的介入而呈现出多元性，文化生态的变迁使得文学抚慰心灵的力量渐渐式微，商业因素与文学的正面交锋，更让创作流于概念化和功利性，尤其是网络元素的兴起，不仅让快餐文化占据浓重的审美地位，也让社会个体缺失了对严肃问题的认真思考。处于最为尴尬境地的当属报告文学了，其兼具文学审美和新闻告知的文本，不单要极具“人学”魅力，还要关注“事学”的价值，如果说文学可以自律，多角度体现作家个人情感色彩的话，那么，承担“社会预警”机制的报告文学则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体，不仅要求作家对材料具有深邃的把握和理性的洞穿力，还要表现出对材料的独特认知来。而萧根胜先生却能在文学边缘化的阴霾之外，心无旁骛地热心关注他曾为之流血奋斗过的铁道兵生活，善于扑捉热火朝天但又艰苦异常的工地生活，敏锐而准确地把脉铁道兵的博大情怀，乐此不疲地塑造血肉丰满、崇高而朴实的铁道兵人，他的情感所指，也都在他的作品中，被全方位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让受众在铁道兵官兵的背后，读出了更多的体会来。
其实，报告文学创作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要像小说和散文一样，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也要如同新闻般，具备新闻传播的价值，它更要有报告意识和话语意识，凸显作家的责任和情感，担当与职责。在物欲、功力创作观的指引下，有些作家选择自我放逐，将最为本真的劳动和生活，视为下里巴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来建造艺术的空中楼阁，模糊了其创作最为核心的关注点。而萧根胜却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名铁道兵人，是一位作家，为铁道兵鼓与呼，是自己的使命，更是自己的职责，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安心坐冷板凳，避开用绚烂的叙事技巧媚俗，也主动抛开小我的情感抒发来浅吟低唱，而是用自我的“介入”和“体验”来，用报告文学集结的方式，来挖掘铁道兵官兵的深层意义和本质价值。 萧根胜的报告文学创作，汲取了“非虚构”纪实写作的最新理论，这种带着作者情感痕迹的创作手法，可以起到作者与读者“无缝衔接”的共鸣，而且，这种经由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方法，具有鲜明的现场感和立体感。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报告文学的启蒙叙事进行了自觉的扬弃，萧根胜能巧妙拿捏新闻与报告文学的共性和差异，他用新闻弱化和文学强化来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古人言“力求一个字，捻断数颈须”，可见题目把握到位的难度，而通观《青海长云》中各个章节精美而富于诗意的题目，足以看出他在新闻和文学、事件和文学想象间游走的本领，他以创作主体的身份，在整部《青海长云》的表达中，通过一些详实的数据和准确的时间断片，让受众更易接受和阅读。
在文体意识自觉自为的报告文学领域，深度报道和时事评论也在不知不觉消减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钟爱，深度报道是单一事件的发展，时事评论“轻骑兵”式的快速写作，有着活泼的言语风格，而二者不需读者参与和思考的便捷优势，更是让动笔谨慎、写作速度缓慢、长期深入一线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失去了竞争力，尤其现代科技手段的助力，让媒体平面上的报道赢得了更多读者，但是，萧根胜知道人的精神和心灵是无法靠科技复制的，人的理性思考和秩序的营造，是科技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他试图通过报告文学来点铁成金，用报告文学来反映和记录铁道兵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好的文学作品是不会忽视潜在的读者群的，与读者对话，是优秀作品的一个标准，这样“无名”的方式，合理让读者以个人名义积极参与作品的审美建构，而“无名”区别于“共名”的关键点，是“无名”的创作多种主题并存的现实可能性及与读者对话的渴望。《青海长云》可谓是一部铁道兵创业的复调变奏曲，这样大部头、全局观的作品，是萧根胜与铁道兵官兵的水乳交融，是诗意的互通共震，在字里行间，读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找到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来。因此，这样的作品，是对话，是读者与作者、铁道兵与社会各界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话。萧根胜眼里的崇高，是最为朴实的崇高，而他笔下的英雄，也相应地是处在底层、身赴一线工地的英雄。我想，寒暑交替、日出日落，脚踏高原大地的萧根胜，一直没有停下采写的步伐，也没有放过穿梭、横卧于山水之间的每一条道路，当我们在《青海长云》诗意的语言中，感悟铁道兵的使命，铁道兵的灵魂时，是不是我们多少也读出了萧根胜创作的艰辛，英雄相惜，正是风餐露宿、山水跋涉的采写经历，让萧根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般的知晓，当年创业的不易，在感动自我之后，创作之情激发出的是一种向铁道兵人由衷赞美的渴望。
在萧根胜对铁道兵英雄群体的描写中，我们仿佛触摸到萧根胜善感而多情的心。“发乎情，止乎礼仪”，即便是这样易与表现作者情感的篇章，萧根胜仍然能恰到好处的把握情感，让读者在理性精神的闪光下，品读着铁道兵人的伟大。
《青海长云》是一首歌，是大地上飞出的歌，是最为动人的歌！而萧根胜的创作，则是大地之歌的最强音，彰显了萧根胜和铁道兵人无悔的忠贞和才情！
何建明说：真正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定具备“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这三个“关键点”。报告文学的“报告性”，是指作品所具有的信息量、独家性和同一题材内容上的占有性等绝对优势与容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新闻报道的新闻性有交叉之处，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更侧重在作品的价值观上和思想意义上的“新闻性”，即时代性、现实性和当下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等文学要素。
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国瓷之光——李国桢传》
在对李国桢的事迹展开叙述的同时，根胜先生把他还原到日常生活中，以平静细腻的笔调描写他日常的悲喜，描摹他从犹疑到坚定的心路历程。
由此我联想到，重振报告文学雄风，值得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看来，报告文学是当代最富生命力、最具活力、最有力量的文学样式，它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它表现变化、映射时代，是作家眼里最接地气的文学。稍有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不会忘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时只有“洛阳纸贵”才可形容的。应该说，从报告文学的兴起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深受读者欢迎，好的报告文学一出，很快销售一空。正是受到老一辈报告文学作家的影响，不少作家走上了报告文学之路，而且颇有建树。这是毋容置疑的。
但是也要看到，报告文学因其特有的品格，虽然经历过辉煌的繁荣时期，但更多的是处于沉寂和争议之中。从大的环境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甫出，亿万读者蜂拥争相阅读的年代，在信息化时代风起云涌势如破竹的当下，整个文学创作都遭受重创，不单单是报告文学的事。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读者放弃了阅读报告文学，也暴露出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性强的、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的确不多，这无疑是造成报告文学作品与时代渐行渐远的一个突出原因。我在想，报告文学虽稍显沉寂，但作家依然坚守报告文学阵地，他们在反映时代的进程中没有缺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铁流认为，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觉得，年轻人并不适合写报告文学作品。但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创作了众多产生良好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开放中的中国，需要报告文学这一紧贴现实的文学形式，以坚实的步伐，弘扬正能量，为深化改革鼓与呼。纵观眼下，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学术与新闻以及与文学相融合的报告文学，正使中国的报告文学不断地走向成熟。
实践证明，好的报告文学，来自于深入的采访。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在报告文学作家铁流看来，报告文学严格意义上是一种“行走的文学”，需要作家去不断地做一些深度调查。“人脚走的路有多远，他生活的宽度、高度就会有多远”，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之所以能够写出深刻作品的原因。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离不开报告文学作家担当与坚守的情怀，经典作品是作家的热血写就的。根胜的《李国桢传》就是行走的文学，他行万里路，访无数人，才有了这部催人泪下的好作品。
重振报告文学雄风，需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要通过举办作家班、举办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等，聚集和培养报告文学创作人才，让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媒体和出版机构必须为报告文学成为大众读物提供更多发表平台，为报告文学创作与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推动。只有作家和出版业携手共进，奋发努力，才能重现报告文学的辉煌。
愿根胜先生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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