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的一天，《观察家》版的主编、我的责任编辑殷练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说，她的另外一个专栏作者、写过《吴敬琏》（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柳红刚刚发来一篇文章，对我新出版的 《吴敬琏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预先告诉我一下，让我有点心理准备。我在电话里说，我乐意看到文章的发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

    几天后，文章发表了，果然火力很猛

    又隔三天，有论者据此发表了另外的批评文章（见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张彦武：《吴晓波的商业之累》）。春节度假期间，我对柳文以及《吴敬琏传》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再三的反思，形成此文，就教诸贤。

一

    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毕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如是，我必然会认真答复，如有谬失，马上更正。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怎么做人。

    柳红的文字非常麻辣，让人乍读之下，颇为不快。不过在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十分愿意“照单全收”，虚心聆教。在这里，我想告诉柳红的只是，二十年来，我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若非如此，单因两本《大败局》我恐怕早已就官司缠身了，也是一个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柳文对我有几个重要质疑，其中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据她认定，我只采访了吴敬琏二十个小时，然后花了三个月就写出书来，因而说“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实为羞耻之事”。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一本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多久，二是，一本书的整个准备及创作时间需要多久。关于第一点，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从《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地》、《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大败局2》到《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在财经写作领域，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其中翻译成汉字的就有23部。以年均1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是很多职业型专家的惯例——当然小说家、歌手及演员更不在话下。而如果保持这样的节奏，其实际写作时间应该都在三个月之内，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

二

    柳红对我在前言中所谓的“六天、二十小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为，我就靠这20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六天、二十小时”是指我与传主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 “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这不是漫谈式的采访，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纲，进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为影像记录的对话。

    这些年，在研究企业史的过程中，我常常焦虑于史料的失真与流失。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多年，但是，由于缺乏预先的准备，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去世，无数珍贵的改革细节已不再可得，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改革史的整理工作将越来越艰难，所谓“中国式经济改革经验（教训）”、“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近年来，我一有机会就试图说服那些著名的改革参与者——其中包括企业家、学者以及政治家，能够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完成口述历史，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财富，也是他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些影像口述史后，那些能够发表的，就发表出来，不能发表的，就藏之案库，以待后人。我将之视为“历史抢救工作”。

    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因而对历史的记录常常是拼图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场以及陈述逻辑，它们都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只有把各自的“图景”拼接起来，才可能让后人更丰富地了解那些发生过的事实。在2008年前后，我曾经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第一财经等合作过，对年广久等人进行了影像口述记录，不过，那些记录大多是为了电视节目进行的，时间长度基本在3-5个小时之内。而这次采访吴敬琏，我则把时长加大到了20个小时——分6个时段，每次3个多小时。

    之所以是20个小时，则是我按照多年来的企业史研究经验，以及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某些做法，而给出的长度。我认为，经过设计的、有效率的20小时访谈，大抵可以把一个公司（二十年以上成长史）和一个人的一生基本讲述清楚。

    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开展过的尝试，我是试图建立起一种口述史记录的新模式。长篇的影像口述史记录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自如、坦白地表达，同时，对于提问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关于这一点，唐德刚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讲述者与聆听者的对等性”。我自认有一定的企业史研究功底，而且也客串当过一段时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在采访吴敬琏之时，便提出了进行一次长篇影像口述记录的“非分要求”。好在吴老竟非常的支持。

    我恐怕一辈子也很难忘记那些口述记录的场景。每次，吴敬琏都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准时出现，穿戴整整齐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场间休息一刻钟左右）。以我四十一岁的体力，每次做完访谈，都有点疲惫，而年近八十的吴老则一直 “奉陪到底”。当时正值江南盛夏，上海如同火炉，访谈是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读角进行的，因为图书馆的空调是中央空调，所以，阅读角的气温比较高，摄像师多次提醒我注意老人的健康，倒是吴老反过来安慰我，表示“没有问题”。

    对于吴敬琏的这次长篇口述访谈，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这份资料的价值将在日后一再地呈现出来——它对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以及商学院教学，都是无比珍贵的第一手最真实的影像素材。

三

    至于书稿的创作，如果有人以为靠这20个小时、6次采访，就能写出一本书来，我也只有苦笑。这涉及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准备的时间，二是写作的角度设计。

    我提出写作《吴敬琏传》是在2007年，之后我先后出版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也就是说，我对过去130年的中国企业史并不陌生。在这期间，我也购买了吴敬琏几乎所有的著作，做笔记以及相关的案头工作。而当吴敬琏答应我的访谈要求后，我其实已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逻辑——我决定把这位经济学家的人生履历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史结合起来，吴敬琏的家族史以及他个人的曲折历程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代标本”。而这种大时空背景下的宏大叙事正是我娴熟的写作风格。在这部作品中，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我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总是被暴力和革命打断，但却从未断绝，迄今看来，这一力量的顽强延续将成为中国继续前行的重要思想保障之一；

——我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而这也成为我构筑全书事实关系的基本点；

——我发现吴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我相信，这是我的《吴敬琏传》与柳红的《吴敬琏》最大的创作差异所在。

    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到了深夜十一点多才飞回到杭州的家人身边。而据我知道，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对此我心怀感念，无以回报。

    说实在话，像《吴敬琏传》这样一本26万字的作品、写作的对象是如此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长期的史料准备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一定的研究与心得，要能够靠20个小时的素材以及在3个月里就写出来，我必惊之为 “天人”。

    在这里，我还必须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吴敬琏并不同意我在书中对他的很多议论和评价，以为有溢美的成分。有些，我尊重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有些，我则坚持地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毕竟是我的作品。

四

    柳红对我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

    我这次写作《吴敬琏传》，除了传主的生平之外，更注重的是他以及中国60年来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其内在的逻辑线是他亲身参与过的十多场经济论战，在这一层面上，大量的言论、观点及交锋，其实都以各种不同的文本方式被留存了下来——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档案社会”之中，在“孤例不立”的前提下，对于一个事实，你以为当事人日后的陈述一定比当年的文本记录更真实、更可靠、更有价值吗？柳红在日前的那篇文章中罗列了数十位她采访过的、与吴敬琏有关的人士。我并不否认她的劳动。不过，那是她的、应该受到尊重的工作方式。而我，有自己的、深思熟虑的方式。

    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吴敬琏传》的创作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压力”？

    我必须诚实地说，存在，而且于私于公，有两个。

    于私，我从一开始就决定在1月24日出版此书，那一天是吴敬琏八十岁的寿辰——尽管他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我愿意将此书当成是一位后辈对他的“致敬之作”。于公，我认为《吴敬琏传》自有尽快出版的迫切性。

    正如各位所见，中国改革自2003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沉闷的、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的时期，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目标被确立之后，法治改革的步伐却缓慢了下来，腐败严重、贫富悬殊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等现象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也是在这些年里，性情温和的吴敬琏表现出了无比勇敢的一面，他坚持不懈地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对种种不正常的景象进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他本人也遭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攻击，其中还发生了“间谍门”等极不正常的事件。我在书中，以极大的篇幅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记录和描述，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吴老的声音，让市场化改革的力量能够以某种方式继续聚集。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说，他写作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我写《吴敬琏传》，抱持的其实正是这样的初衷。

    我想，所谓“名利”，对于八十岁、名满天下的吴敬琏来说，早已是过眼云烟。他也根本不需要一本传记来证明什么。他之所以支持我的创作，并容忍我的种种浅薄，其本意应该也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传》的确是一本冒险的“应景之作”。

    最后，还是要谢谢柳红的批评，她让我更看清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