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目前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一成,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占17%。“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30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8月4日南方周末)。

严格而言,上述报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望名校兴叹”,如此世相绝非始于今年,2009年1月,温家宝便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表达了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忧虑；然而,报道确又戳到了社会诸多症候的最痛之处,以致引发无数人心生感慨。一方面是大学连年扩招后,更多寒门学子承高等教育大众化泽润得以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则是中低收入家庭孩子更多流向二本以下的非重点高校,同时,学历越高,城乡之间差距越大:城市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和323倍。

面对“名校寒门少”的现实,指责、反思、质疑声数年来虽然不绝于耳,但来自体制方面的回应却少之又少,民意喧嚣往往徒成集体发泄。作为现代教育考试制度的核心环节,多少个体将改变命运的期望承载于高考之上。任凭这座独木桥怎样狭窄,都无法减弱其在学子和家长们心中的魅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是,种种政策性加分、几乎被超级中学垄断的保送名额、与地域户籍等捆绑在一起的录取分数线等,让高考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选拔理念面前越来越没有了底气。

高考,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一种单纯的人才选拔制度,也不仅是衔接两个教育阶段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其同时肩负着引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流动的职责,因此其制度设计和运行自始至终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力量角逐的重要场域,从而背负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当加分、保送等举措冲破高考“分数至上”的“制度冷酷”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公平底线可能沦陷,还有暗箱中一只只握着权力和金钱的手正在交易。在北京、上海等名校云集的都市,当地生源进入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学府的几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在这背后,则是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取消高考加分、保送,全国统一划定分数线、统一录取标准等呼声看似合乎情理,但阶层与地域利益的纠葛却是上述改革动议难于逾越的障碍。　

一方面是高考这一“世之公器”逐渐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另一方面是越来越显著的阶层固化趋势通过高考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总体而言,上位阶层在攫取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其子女也更容易通过“拼爹”抢占优质教育和就业资源,从而获得了更多、更轻松的进阶机会,寒门子弟的上升渠道则相应缩窄。

究竟是寄生于高考的种种制度性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还是阶层固化导致了人才选拔制度的种种瑕疵,这恐怕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命题。二者其实互为因果、彼此强化。

现代高考与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有许多相似内核。而决定科举兴废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其推动阶层流动的作用如何。科举制肇端于隋唐,成熟于赵宋。进入明清,当权者利用科举提拔子弟、安插亲信的情况比前代严重起来。平民入仕比例在明初达到一个短暂的高潮后,往后至清代便一直呈下降趋势,以致当政者不得不想出“官民分卷取士”的办法加以矫正。学者张仲礼认为,科举制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权有势者更为有利。在中国古代,没有公共的教育制度,学生读书要延聘塾师,或入私塾。但穷人不可能承担多年读书和应考的费用,大部分贫穷人家需要儿子务农,无力供养他们长年读书。许多“捐纳”(用钱财买官)者能获“实授”(马上授予官职并赴任),而许多由“正途”(考科举)得官阶者欲获实授,却要候补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高考与科举制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当社会中的人才资源达到足够稀缺程度时,人才选拔中血缘、门第、财产、特权等先赋性因素便被最大限度剔除,其公正性得以凸显,社会纵向流动也更为频繁；而伴随着利益集团逐渐壮大,在公权部门缺乏均衡配置资源意愿的前提下,个体在阶层间向上游动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目前之状况虽不至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社会复活,但当权力、资本、教育等资源的可继承性长期被考试制度所承认和强化,“累世公卿”、“簪缨世家”以新面目再度出现,则社会分裂将不可避免。

因为穷所以穷,因为富所以富——当如此逻辑成为潜规则时,制度修正已迫在眉睫。清理泛滥的加分政策、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行为、打破高等学校录取的地域壁垒——虽然相对于改善教育投入不均衡状况而言,这些属于皮毛之策,但也只有人才选拔制度率先实现最大限度的机会均等,“穷孩子的春天”才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