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虽然存在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和作家群，存在不同的文学力量，但是，有着明确目标，并有力量左右文学界走向，对文学的状况加以“规范”的，只是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左翼文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派别，应该说在30年代就已开始。到了40年代后期，更成了左右当时文学局势的主流文学力量。这个期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者和重要作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政治的转折和文学方向的选择应是同步的。他们在战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并随着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促成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的实现。
　　1942年延安的文艺座谈会之后，根据地“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趋于一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注：艾思奇《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延安)。)。第二年，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报道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并随后摘要刊发了《讲话》的主要内容(注：《新华日报》(重庆)1943年3月24日的《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和1944年1月1日的《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重庆的一些左翼作家也读到《讲话》的全文。1944年5月，中共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介绍、贯彻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的精神。延安的文艺思想和方针，逐步为国统区的左翼作家所了解，并为其中的许多人所认同，并成为他们分析文学界情势，确立工作步骤和方法的基准。
　　40年代后期，左翼作家确立“文艺新方向”在文学界的主导地位的工作，有几个相联系的方面。一是积极传播《讲话》的基本观点，以及介绍、高度评价实践《讲话》的解放区文艺创作。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受到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等的热烈赞扬(注：如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46期，1946)，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7)，以及郭沫若、茅盾对《白毛女》的评论等。)。另一是对抗战以来，尤其是40年代国统区的文艺状况的估计，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的清理、检讨。这是确定今后文艺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前提。这种总结、清理，表现在若干有关文艺的座谈会，以及一系列的文章中。这期间发表的这一主题的重要文章，主要有：茅盾的《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6)、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另外，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1949)，也属于这一性质。在总结抗战以来的文学状况时，左翼文学的这些代表人物所依据的思想基准，所使用的尺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以延安文艺作为理想模式，是左翼文学界中代表延安文艺路线的主流派别所坚持的原则。
　　与上述活动相关的，是对40年代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确定文艺思想、倾向和作家作品的“等级”，分别确定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为“文艺新方向，实施清除障碍。左翼文学界划分文学力量的尺度，既基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也基于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政治诉求。同时，苏联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方针、政策，也提供了进行这种划分的重要参照。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指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可能发挥的政治效用——是左翼文学界划分文学力量的最主要的尺度。按照这一尺度，在一般的情况下，作家常被划分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等三类。到了1947年以后，随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这种类型描述趋于细密，也更富于“斗争性”。内战开始以后，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士和“进步作家”，先后来到香港，香港成为当时的左翼文化中心。在1948年3月出版的，由邵荃麟、冯乃超等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署名“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和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前文中，提出左翼文学在“巩固与扩大”文艺统一战线时应该团结的，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自由主义文艺”)，认为他们与左翼作家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方向上一致，也有着靠拢革命、走向人民的现实表现。但也指出不应忽视他们与“革命大众文艺”存在的距离。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包括一部分左翼作家，未能从西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中摆脱出来，而需要给予批评和说服。至于“在思想斗争中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的”，最主要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在这一名项下被举例的作家有，主张“唯生主义文艺”和“文艺再革命”的徐中年，标榜“文艺的复兴”的顾一樵，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公然摆出四大家族奴隶总管的易君左、萧乾、张道藩等。另外，还有黄色的买办文艺，****的、趣味恶劣的鸳鸯蝴蝶等。在郭沫若的文章中，把“反动文艺”区分为“买办性”和“封建性”两类，并进一步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命名，把与国民党官方有联系的作家，把朱光潜(他曾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潘公展、沈从文，把****、神怪、武侠、侦探等文学，和他们的文艺理论、文艺作品，归入“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对象。左翼文学主流力量所作的类型描述和划分，是实现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转折”的基础性工作。这种描述成为政治权力话语，它不限于“反动作家”，而且在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左翼文学界对文学力量的描述和划分，还在左翼文学内部进行。这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学的“纯洁性”的问题。在战后的开初阶段，还呈现为不同主张和派别的争论和冲突，到了40年代后期，胡风、冯雪峰等就成为被描述、划分的对象。胡风等的文学观，被指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而实际上已被看作是左翼文学界的“异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