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不可能离开对毛泽东文学思想、文学政策的了解。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理论遗产，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加以选择、融会、改造，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形成了体系性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观点。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性”的特征。他在文学领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现实紧迫问题的回应。《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要从分析“客观现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854-85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下面引用《讲话》不另注明。)。在他所列举的“现在的事实”中，有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共领导的革命等。毛泽东是十分确定地从现实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来看待文学问题的。19世纪以来，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政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问题，是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甚或是对这一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国左翼的文学理论家，通常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看成是统一的整体。1944年3月，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关于文艺的论述(注：周扬在《序言》中，说明该书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的精神编辑的，并最早提出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的论点，指出《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种编辑方法，建立在所列入的经典作家对文学重要问题(如该书分设的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等专题)观点一致的理解的基础上。实际情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始人的主张就存在差异，在后来的传播、接受、实践过程中，因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阐释，出现不同的派别、路线，并引发激烈的冲突。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31-1933年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刊物《文学遗产》，首次公开披露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问题的一组信件(注：指马克思、恩格斯1859年分别致斐·拉斐尔，恩格斯1885年致敏·考茨基，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这些信件的中文摘译，也已在40年代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刊物。然而，并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尤其是恩格斯的某些观点。《讲话》所着重引述的，是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注：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在80年代初经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校订，篇名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下面的引文，据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的译文。)关于文学艺术事业应该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却没有涉及作品倾向性与艺术性、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矛盾等问题，对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讲到的——“文学事业中最少能忍受机械平均、水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文学事业“无条件地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思想与幻想，形式与内容的原野”——却避免做出解释。
　　毛泽东从马克思的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状况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中国的文学问题，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6-65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因而，随着中国出现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也必然要建立、出现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艺术。从30年代开始，他以“革命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工农兵的文艺”等描述，来标志它的性质。为着这种新文化(文学)的建立，他发动、支持了一系列的运动，激烈地批判“旧文化(文学)”的理论基础和代表人物，为新文学的建立清理基地。他领导了1942年延安的文艺整风，在五六十年代，发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胡适的政治、哲学、文学思想的运动，发起对在文学思想上与《讲话》存在分歧的“胡风集团”的攻击，发起对1956—1957年间文学界异端力量的攻击。直至在60年代，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功能)，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必然要抨击像托洛斯基那样的“艺术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走自己道路”的观点，称这是一种“二元论或多元论”。在毛泽东的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左翼文学的问题，已被极大地简化、直接化：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手段之一。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毛泽东虽然要求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但这种“武器”不应是粗劣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在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同时，“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文学“从属”政治并“影响”政治的观点，必然产生对于文学的“规范性”要求。不仅为文学写作规定了“写什么”(题材)，而且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如必须主要写工农兵生活，注重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典型；必须主要写生活的“光明面”，“以歌颂为主”；必须揭示“历史本质”，展现生活的“客观规律”，表现对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风格和形式必须易懂、明朗，反对晦涩朦胧；文学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对于文学创作，毛泽东十分重视“生活”的重要性，称它为艺术创造的“惟一源泉”。他在一定程度上会把创作看作是对于“生活”的加工。在1954年以前的《讲话》版本中，“社会生活”被称为“原料”、“半制品”，或“自然形态的文艺”，文学创作则是对它们的“加工”。(注：在1954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讲话》中，改去“原料”、“半制品”等说法，并用“创造”一词取代“加工”。)这一表述，可以看作是对于写作与现实生活对应的文学作品的重视，和对于创作过程中直觉、感悟、重视“形式”等倾向的怀疑。但是，注重文学的功能和社会效应，必然不会满足于创作对于“生活”的摹写、“加工”。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学观中主导的方面；5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口号的提出，是合乎逻辑的展开和延伸。创建“新文化(文学)”的实践，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样的人来建立，以及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从理论的表述上看，毛泽东认为这种新文化的建设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精神产品割断联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清理，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讲话》中也指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而“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这些表述，是稳妥的；虽然他根据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所提出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的区分，相当程度削减了他关于遗产继承的重要性的强调。不过，如果观察毛泽东40到70年代中期所实行的文化政策，情况又有很大不同。40年代初他对延安鲁艺“关门提高”的严厉批评，50年代把民歌确定为新诗发展的方向，“文革”期间对“旧文化”所实行的摧毁性打击的政策，说明在“新文化”与过去各个时代文化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变革和断裂，尤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
　　“新文化(文学)”的建设依靠什么人来实现，是另一难题。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的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他认为他们主要接受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又与工人农民的生活脱节。因此，《讲话》中说，尽管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有些作家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种种办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舞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不过，这一期望并没有获取值得庆贺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