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急剧的重大变革。社会政治的这种变革，并不一定导致文学内在形态的变化。但是，在一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文学对于政治的工具性地位的主张又支配着文学界的情况下，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也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剧烈错动，发生了文学的“转折”。“转折”在这里，指的主要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惟一的文学事实；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为选择最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所做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而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国民党统治地区、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战期间称“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过了初期的配合战争的文学写作热潮之后，进入4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处于不同地域中的作家，虽说他们面对着时代、民族的共同问题，但是，互异的社会生活、文化精神情境，使他们获得“进入”生活的艺术的多样的方式。战争导致了生存情势的危迫，但也会生成一些“空隙”，有可能探索与生活、与艺术的多种连结方式，使艺术体验深度的加强有了可能。人的“现代化”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新文学的传统主题，依然得到继续。但是，它将不仅在严峻的背景上展开，而且会以更为“个人化”的体验方式，并触及有关人性的深层问题，表现在这个期间的创作中。这样，40年代的文学，呈现了与30年代不同的风貌。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一个规模宏大的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正在进行。反映这一社会实验的“解放区文学”，表现了历史乐观主义的理想情怀。质朴单纯的民间文学艺术，被挖掘和改造，作为这种“表现新世界”的文学(同时也是这个“新世界的文学”)的重要“资源”。在国统区和沦陷区，情况有所不同。社会性的问题和运用文学对现实时事的干预，仍被一些作家所坚持；这是重视社会责任的中国作家理所当然的反应。但是，战争的挫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一些作家在更深的层面上来思考社会和个人的悖论情境，思考中国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的困境与难题。而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在民族的、时代的、个体性格的种种重压下的心理矛盾和挣扎，又使作家增强了自我审察与反省的意识。出离了情感泛滥的冷静、幽默，和既包含智力优越、也包含对自身弱点和局限的清醒的反讽，这些，在40年代，都不只具有风格上的意义，而是作家所达到的审美态度。作家有可能并有自觉的意识，去以个体的体验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来对传统和外来的影响加以创造性的熔铸，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艺术个性。
　　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学界的不同流派、力量，从不同的主张出发，纷纷对战争期间的文学状况进行总结，并设计未来的走向。一些作家期待着一个从事文学创造的从容环境。各种不同倾向的文学刊物，或复刊，或创办。(注：战后复刊或创刊的较重要文学刊物有《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上海)、《文哨》、《文联》(茅盾、以群，上海)、《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上海)、《文潮月刊》(张契渠，上海、《文坛》(魏金枝主编)、《中国作家》(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作家》编辑委员会，上海)、《文艺生活》(司马文森、陈残云，广州)等以及《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重庆)等。)不过，一些作家所期望的那种多样化的文学图景，它的实现却遇到了困难。这是由于战后中国现实政治的急迫情势，也是与各种政治力量存在密切关联的文学派别之间冲突加剧有关。文学的发展进程，自动地、或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注：《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1025-102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的政治选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以文学服务于它们的政治主张的实现，而文学(作家)也难以回避对于政治做出选择。
　　1945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第二年，以张道藩为首的、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作家，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两个协会的存在，宣告了战争期间文艺界“团结”的结束。在这期间，国民党官方主办的刊物《文艺先锋》，在提出“促进三民主义文艺建设”的口号下，加紧了对左翼文学的挞伐。(注：参见刊发于《文艺先锋》12卷1期上的《文学再革命纲领》(草案)，和张道藩《生活中的艺术使命》(《文艺先锋》10卷2期)、《文艺作家对当前时代应有的认识和努力》(11卷2期)等文。)但与当时的政权直接结盟的文学力量，既没能建立他们的稍具体系的理论，也不存在较具价值的文学创作，因而在整个文学界，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广泛中的中间阶层作家”(注：这一概念的使用，见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香港，1948)第一辑。)在战后，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加上毛泽东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左翼文学力量的工作，而在那个政治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表现了普遍性的理解、靠拢左翼文学路线的趋向。这在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郑振铎、臧克家、冯至等作家那里，有明显的反映。而闻一多、朱自清更是被作为政治和文学立场发生变化的“进步主义者”的实例：“历史的前进运动，完成于人民及其先觉和英雄们的猛进，但也同样要完成于一切负着种种包袱而辛苦跋涉的人们向着目的地的最后的到达”。(注：冯雪峰《悼朱自清先生》，《论文集》第1卷第110页、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这些作家和左翼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和分歧，在严峻的政治情势下，被相当程度地忽略和掩盖了。有一些作家，表现了融入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自觉，而在另一部分“中间阶层”作家看来，这种社会政治立场的选择，并不一定与他们的创作实践有直接的关系；即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有所调整，却并不完全接纳左翼的文学主张，而在政治承担与艺术自律上持不同的态度。这些作家40年代后期的较为复杂的思想艺术趋向，在由他们主持的刊物(如《文讯》、《黄河》、《文艺春秋》、《文艺复兴》等)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在40年代后期，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在文学—政治格局中，是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力量都难以忽视的存在。被列入这一名项之下的作家，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上，在对文学与商业和政治结缘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上，则有相近的看法。文学不应成为政治、宗教的奴隶，作家应忠于艺术，坚持“独立的识见”，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这是他们文学主张的基本点。不过，这些作家虽然竭力反对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则难以回避对现实政治的选择。一般有着“英美文化”的背景的这些作家，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与当时政坛上的“第三条道路”也不能简单等同。不过，在政治倾向和主张上，大都倾向于“英美民主政治”的理想，而从“思想自由”的立场出发，对内战的双方，都持批评、谴责的姿态。1946年6月，创刊于1937年初的，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复刊。主编在《复刊卷首语》中，重申他们的“目标”，是“采取充分自由的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一个较合理底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朱光潜对于左翼文学力量追求、推动“文艺新方向”，持批评、抵制的态度。认为“以为文艺走某一方向便合他们的主张或利益，于是硬要它朝那个方向走，尽箍制和奸污之能事，结果文艺确是受了害，而他们自己也未见得就得了益”(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出版)。)。1946年，沈从文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还参与编辑《经世报》、《大公报》等的文艺副刊。同年，萧乾从国外回到上海，除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外，负责该报“文艺”副刊。他撰写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社评，批评文艺上的“集团主义”，提出“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这和沈从文的批评“政府的裁判”之外的“另一种‘一尊独占’”，当然都是指向左翼文学的。“自由主义作家”在战后相当活跃，表现了对中国文学的建设负有重要使命的自我意识。他们力图“匡正”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化的走向，而试图开拓4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