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百多年前的话题，今日重新提起，感到有些沉重。当前的“国学热”已不限于学界讨论，而是形成一种思潮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是非不可不辨，利弊不可不察。
一、从“文化热”到“国学热”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表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运演，文化总要或先或后地充当发言者的角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出现的“文化热”就反映了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趋向。从历史背景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其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需要提供精神导向。在学界所兴起的“文化热”正是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文化热”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起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作用。一是对十年动乱给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破坏加以批判，以利于对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二是对十年动乱中封建专制主义危害进行清算，推动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文化热”的讨论中没有多大争议。而对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怎样走，讨论极为热烈，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在这场文化讨论的热潮中，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书院举办了多期讲习班，邀请国内著名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及汉学家来讲学，重点围绕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影响所及带动了整个学界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其代表性观点有这样一些：一是海外华裔学者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等提倡的“儒学复兴说”。二是青年学者甘阳、金观涛、黄克剑为代表提出的“彻底重建说”，主张对待传统文化不只是挑挑拣拣，而是要对它们整体进行根本改造和彻底重建，使之走向现代形态。三是李泽厚为代表提出的“西体中用”说，认为“西体”就是现代化，“中用”就是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极力倡导的“儒学复兴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学，经先秦、宋明之后，到现代获得第三期发展。依据是二十年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就是儒家伦理与西方经济民主融合的结果。他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作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和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他多次来中国讲学，也主要阐发这些主张，企图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开一剂药方。学者的观点自是一家之言，中国现代化走什么路，取决于中国人民的选择。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在中国大地上形成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热潮，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人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恰在此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又掀起文化讨论的热潮，不过名称有些变化，叫做“国学热”。名称虽变，但主题没变，还是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展开的。此次“国学热”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在表现上有所不同。首先，倡导者打出了“国学”的旗帜，一则以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二则希图解决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文精神失落。从热度来看也有新的升级，文化讨论超越了论坛阶段。一些著名大学的学者出来创办刊物，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人》、《国学研究》等，大力宣扬“国学”。一些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着意为“国学”进行推介，发表文章《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等等。在此影响下，出版了大量“国学”研究丛书，历史典籍的整理和古代诗词的出版也有大规模的进展。应该说，这些工作对纠正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场“国学热”并没有认真总结八十年代“文化热”的经验，相反，在中国走什么样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推向了新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而在中国大地复兴儒学的声音却更加强劲，甚至把儒家伦理范畴进行抽象归纳作为社会公德加以推行，更有甚者把《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这些浸透儒家精神的读物在中小学生中大力提倡。可以看出，所谓的“国学热”，其主旨不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于干预现实生活，给人们提供一种复古的精神导向。
历史现象很耐人寻味。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又一次掀起了“国学热”。这次“国学热”出现的背景，人们记忆犹新：当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民以伟大的创造力赢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改革取得丰硕成果，以进取的姿态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当此之时，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和势力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即新一轮的“国学热”应运而生了。此次“国学热”声势之浩大，涉及之广泛，热度之高涨，远远超过九十年代初那场“国学热”。也许有九十年代初那场“国学热”在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才导致了此次“国学热”大爆发的局面。
这场“国学热”，从影响力来看，对“国学”的讨论已不限于学者们在讲坛上作报告、在报刊上发点文章，而是许多平面媒体、影视媒体、网络媒体加入到这场大合唱中来。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活动的宣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央电视台与海外多家电视台合作，以曲阜祭孔为主线，以海外有代表性的孔庙为分祭点，连续三个小时直播全球祭孔盛况。当时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评论说，“这也是1949年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祭孔活动”。不在于参加祭孔的人数多少，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音乐，在于借助现代化媒体加以宣传，其影响所及上了新层次。从运作方式来看，对“国学”的讨论远远超越学术的范围，明显向实践层面扩张。适应宣扬“国学”、儒家思想的需要，一些民办的“私塾”、“学堂”和其他法人组织纷纷成立，一些人操控的评选“国学”大师活动和号召儿童读经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国学热”向实践扩张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现代教育制度。这里，不能不谈到两个代表人物的作用。一个在南方叫蒋庆的人，时下被称为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曾在深圳行政学院作过教师。后来在贵阳市郊“阳明洞”附近购得几亩荒地，建立传统书院“阳明精舍”。多年来著书立说，课徒授业，大力宣传儒家经典，尤其提倡儿童读经。他所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列入正式出版的儿童学经教材。其后，效法者不断，武汉以“仁孝忠信”为校训的“今日学堂”成立，苏州“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沈阳“九雯学堂”也接踵开张，上海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开张后被叫停，等等。另一个在北方，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他于2005年以来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谈话，重估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招收本科国学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也紧紧跟上，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院或国学班，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筹建了“儒教研究中心”。此番景象在解放以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从来没有见过，其负作用如何不言自明。从涉及的领域来看，“国学热”不仅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还渗透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提倡儒家管理哲学，以抵制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被一些人导入治国理念，提倡政治儒学，重建中国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等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各类出版物，可以说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从参与的人员来看，这次“国学热”所裹胁进来的人员也是空前的广泛。参与讨论的有思想文化界各方面的学者，也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还有机关干部和一些企业老板。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严肃的学者持论谨慎，扎扎实实做着有益的研究，没有去赶这个浪潮。更令人可喜的是，一些有责任感的学者对“国学热”的负面影响和危害开展坦率地争论和批评，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听到了关注国家未来发展而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声音。
二、“国学”究竟是什么
关于“国学”这个概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界的解释不尽一致。近读刘梦溪先生去年发表的《“国学”概念再检讨》一文，对“国学”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了很好的梳理，并对“国学”、“国粹”与“国故”三者异同进行厘析。尽管对“国学”概念的解释相异，但是“国学”概念提出的背景却有某种相似之处。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民主、科学精神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在这文化转型时期，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倡导“国学”，与西学相抗衡。1906年国粹派人物邓实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实的国学概念含义很广，但主要强调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国粹派的首席代表人物章太炎，他使用国学概念很早，认为国学是一国之立的源泉。他在国学讲授实践中，不同时期所指内容略有差异。1906年他在日本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所讲授的是文字、音韵、训诂和经学的学问。1922年夏，章太炎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作国学讲演，所讲的“国学”是指与“西方之新学”相对的“我国之旧学”。
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胡适，他西学功底深厚，又积极倡导“整理国故”。他对国学的解释与其整理国故的观念是一致的，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国学”又与当时流行的“国粹”概念大体相契。“国粹”概念其实是舶来品。“国粹”一词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日本流行，这是对日本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日本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认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已经成为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二十世纪初，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就直接引用了“国粹”的概念。信中说：“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黄节，1902年所写《国粹保存主义》一文，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
可以看出，各位国学大师对“国学”概念的解释，也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对“国学”概念的使用也持有异议。钱穆在其著作《国学概论》中开篇就讲：“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还有一位大学者马一浮，也持有与钱穆相同的看法。他对国学概念作过诠释：“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习惯了，其实并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意义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时隔整整一百年，“国学”这个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实不甚恰当，然而今日却翻将出来，大炒特炒，热的不得了。人们自然要问，有什么新的解释，有什么新的用意呢？
查考这几年在“国学热”中发表的文化宣言、论著、讲演、谈话，对“国学”概念大体有两种解释。其一，较宽泛的解释，即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括儒释道及诸子百家典籍，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天文、地理、书画、术数、医学、星象学等方面。此等说法，与当年章太炎、胡适、梁启超对“国学”的解释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今日重新提起确有新的针对性。百年前，倡导国学的人们是为了抵制民主、科学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时下“国学”鼓吹者们大力主张复兴国学，不仅在于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主要在于对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轻视与抵触。
在宽泛的解释中较有影响的看法来自纪宝成所写的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纪宝成在这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说，当前我们出现了深层的民族文化危机，主张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他所讲的“国学”是什么呢？他说：“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就广义的“国学”而言，纪宝成对“国学”概念解释较前人有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以儒学为主体”。在“以儒学为主体”的前提下，解释狭义的国学，又主要强调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说这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
实际上，在“国学热”向实践扩张中，有些人已不满足对“国学”宽泛的解释，认为宽泛的解释过于笼统暧昧，则干脆把“国学”归结为儒学。
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刊物《原道》的主编陈明。他在《保守：思潮与主义》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讲道：“将《原道》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沟通起来”。在《原道》面世十周年的时候，他以“儒学：共同的传统”为题，召集许多学者讨论儒学和中国文化问题，成为这场“国学热”的重大举动。他还在《“原道”与大陆“新儒家”的建构》这篇谈话中，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原道’学派的根本立场是，把儒学作为一个文化系统，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去，凸显在特定历史场景下它所发挥的社会功能”，“通过现实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承担，实现儒学形态的当代重建”。
把“国学”和儒学鲜明地等同起来，当属蒋庆。他在《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这篇讲话中说，“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国学’”。他讲经论道，奔走呼号，鼓吹儿童读经他最用力气，重建当今中国儒教由他首倡。因此被称为“儒教原教旨主义者”、“政治儒家”。之所以被称为“政治儒家”，在于其观点主张、社会实践，重点是从社会理想、政治秩序、权力架构上阐扬儒学思想及在当代的作用。去年发表的论文《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在这方面论述较为系统详细。仅仅从这篇论文，我们也可以近距离地看清这位“政治儒家”的面貌。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儒教呢？他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今天重建中国儒教的目的何在呢？他讲得很明确：“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圣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紧接着加上一句结论性的话：“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
我不想过多地引述蒋庆的论述，也不想再引述其他人的“国学”主张了，仅就上述这些代表性的观点，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这场热闹的文化景观究竟给当代中国提供了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国学热”到底是一种什么思潮？到这里我们大体可以看明白了。
海外一些媒体评论这场“国学热”，是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翻卷起来。“国学”鼓吹者们对这个评价不仅欣然接受，而且以文化保守主义自居。2004年7月，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四人在贵州阳明精舍进行儒学会讲，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集体亮相。陈明在《保守：思潮与主义》一文中公开申明，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某种程度的使命感，其行为靠古典式信念的支撑，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对于民族认同的操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个概念，都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说这场“国学热”是一种复古主义思潮，更符合实际。
1、从价值体系来看是复古主义的。纪宝成讲得很明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而且是以儒学为主体。蒋庆讲的更明确，把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原则”。儒学也好，儒教也好，作为知识体系确有某些文化原素结合今天的生活，加以改造创新，可以为我所用。把它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待，而且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从价值体系上做出整体性判断。这个判断，不管“国学”鼓吹者愿不愿意接受，它都是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国家的头脑，是社会的精神导向。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却要把儒学或儒教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还不是复古吗。
2、从教育理念来看是复古主义的。目前，“国学热”的特点，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确有不同。以前的“国学热”主要是在学理层面和知识界展开的，而这次“国学热”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点是向教育领域扩展，对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造成了实际的冲击。许多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班，许多城市办起来各类私塾，许多儒家的经典被纳入到现代教材体系，这就是实在的证明。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复古主义教育理念的直接后果。把复古主义教育理念表达得最鲜明的还是那位蒋庆，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主张：“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我们不能把蒋庆的这番表达，仅仅看成是狂妄加浪漫的幻想，因为蒋庆还有其他的“国学”鼓吹者正在身体力行，扎扎实实地做着推进工作。诚然，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加以解决，但决不能再回到儒家经典教育的时代。如果按蒋庆提供的理论，改造我们的教育，将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3、从治国方略来看是复古主义的。纪宝成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弘扬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来扭转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陈明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即用见体”，从概念上说很令人费解，从实质看又不难理解，就是用“圣人之所以为法”的那个“法”或者说是“道”去处理现实中诸问题，也就是解决政治构建、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这篇讲演稿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就是施行“仁政”。他所谓的“仁政”，就是实行儒家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的政治建制，叫做“儒士共同体专政”。为实现这种政治理想，采取儒化的原则与策略，即“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等等。他们的治国方略，归结起来不过是把儒家的经世致用主张异想天开地套用于现实生活而已。儒家的治国方略，在封建社会也许还有些用处，拿到今天来还能有什么作为，恐怕只有“国学”鼓吹者们才能相信。
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国学热”正在进行时，要害不在于“过热”还是“适度”的问题，而是精神导向的正确与错误问题。对这样一种复古主义思潮，必须开展恰当的批评，以遏制它对社会肌体的侵害。
三、不可小视“国学热”的负面影响
用冷静的心态看待“国学热”，首先应该把新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常诉求与鼓吹文化复古主义的主张区别开来。
“国学”鼓吹者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贬损、抛弃以至造成传统的断裂，而应由他们担当起“复兴”和“重建”的重任。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获得事实的足够支持。
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懂得，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我们对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要认真地加以梳理继承、改造吸收和创新发展。毛泽东早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大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民教育中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一直列入大中小学的正规教材，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革以后，人们出于对十年动乱否定历史文化的不满，更加重视对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也成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动因。特别是近些年来，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敞开胸襟正确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放出眼光总结继承我们自己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资源。人们常说，盛世修典。从对我国古代典籍整理出版来看，包括诸子百家经典、四库全书、二十五史、历代诗词曲赋、医术药典、科技著述、法帖碑刻等等，可谓取得皇皇成绩。仅就这方面的成就而论，现在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的高峰期，《中华大典》文化工程的实施，便是一个有力证明。“国学”鼓吹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我实在看不出来。
“国学”鼓吹者们，对这些弘扬中华文化的有效工作故意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不是真正地要继承古代传统文化，而是要把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康晓光说，要把儒家的理念和原则变成制度、政策等可操作的机制，“把它当作一套救世的东西”。（《我是如何走近儒家的——康晓光先生访谈录》）这是他们真实用意的直接表达。
怎样看待儒学或者儒家思想，这是我们同“国学”鼓吹者争论的焦点。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待，产生于家族为本位的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其核心思想是政治和社会伦理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封建社会得以缓慢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不否认，儒学作为宏大的知识体系，某些论断和主张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中庸无偏、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等等，确实表达了东方的智慧，加以改造吸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营养。而“国学”鼓吹者恰恰相反，他们的兴趣不在这里，其目的在于复兴或重建儒学的整个价值体系，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恒常之理。那么，儒学的恒常之理又在哪里呢？其实，历史上的儒学也在变易之中。先秦时期，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荀子等，所关注的是一种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相结合的学说；到了汉代，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儒学，变成服务于政治统制的儒学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至于宋代，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改造，儒学变成了理在气先的性理之学；明清之际，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成为儒学的主流。可见，历代儒学都有所不同，“国学”鼓吹者复兴的是哪种儒学呢？在自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这块顶尖级的人物”那里，对儒学的阐释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其共同的观点是明确的，就是高举儒学复兴的大旗，为当代中国提供精神和政治指导。
新世纪以来，“国学热”不断升温，日盛一日，得到了相关媒体的支持，而批评者的声音往往被舆论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国学热”这种复古主义思潮没有遇到有效抵制，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消解。任何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体系作支撑、作引领、作精神动力。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不过它所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以往社会不同，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为基本价值诉求，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最高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价值要求。当代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现实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尊重历史，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核心价值体系的这些基本内容，不是先在的，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艰苦探索，付出许多代价积累模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前进方向，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和感召力。
“国学”鼓吹者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有意视而不见，就是有意诋毁。在他们看来，当今中国是“礼乐崩坏，学绝道衰”，“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面临崩溃”，“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自我的民族、没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民族”（蒋庆《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学”鼓吹者骂了一通国人之后，又提供了怎样的价值理想呢？一句话，就是复兴儒学。认为“儒学能够给当代中国人指明社会和谐与王道德治的理想、提供世界大同的信仰、带来宇宙太和的希望”。并且说“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标准”，“从整体上改变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缺位’的事实”（引文同上）。当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不能由广大人民来解决，反而要求助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解决，这是哪家的逻辑。“国学”鼓吹者还真有些发明，竟然说“儒学天然就是社会主义的”。言者谆谆，听者未必藐藐。因为这些主张一经大众媒体传播开来，影响就被放大了，再加上“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的通俗讲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消解作用实在不可小看。
其二，对市场经济导向的背离。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相当艰巨的，因为我们受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影响很深。随着改革的深入，八十年代中期就触及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根本矛盾的问题。由于当时各种思想阻力，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新突破。开始确立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承认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使我国经济发展迸发了新的活力。同时，市场经济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观念，如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竞争开放，等等。这些文化观念由市场经济催生，反过来这些文化观念又引领推动着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协调、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新的问题。还出现了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分配不公、腐败滋生等情况。群众对这些东西确实深恶痛绝，迫切需要解决。而“国学”鼓吹者开出的药方却是，把儒家的道德放在治理社会的首位，用“仁义礼智信”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期实现“均富”的社会理想。很显然，这套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背离的，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贯彻科学发展观，弘扬公平与正义，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稳步推进。当然，无须讳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明显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也不利于真正化解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个人的看法：一是我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情况非常复杂。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理政必须十分谨慎，在实践当中摸索前进。二是我国政治体制基本架构是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又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无一成功，都以政权的更迭而告失败。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也不可能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只能走自己的路。其目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三是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极其困难，这必然增加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极为深刻。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二十几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仍感到那样亲切，那样切中要害。“国学热”在中国大地再次出现，恰恰说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这些东西正在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康晓光毫不隐讳地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无怪乎，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反复强调“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
“国学热”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不是可能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存在。令人担忧的不在“国学”鼓吹者们如何张扬呐喊，而在于舆论导向的麻痹和一些官员的糊涂，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凑热闹，甚至推波助澜，使得这股复古主义思潮愈演愈烈。
四、“国学热”引出哪些教训
“国学热”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有其必然性。从内部原因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逐渐解放，文化舆论环境更加宽松，新旧观念冲撞激烈而表达方式又不受限制，在生动活泼的局面里，出现泥沙俱下的现象不可避免。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是社会生活的主题，在战争环境中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条分理析的总结。解放以后，虽对封建主义思想有所批判，但并没有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复古主义思潮随之泛起，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从外部原因来看，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亦更为突出。我们在借鉴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来自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力和冲击。这就导致了在政治、思想、情绪等层面的民族主义反弹，尤其在知识界以寻求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为工具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应当说这种文化活动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无限夸大了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不仅无助于抗衡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且把它应用于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和文化导向，就走向了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思潮的特点，就象马克思分析“封建的社会主义”那样，“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共产党宣言》）仅仅感到可笑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它造成的影响及引出的教训作出客观的分析，才能避免它继续惑乱人们的思想，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来说，有几个重大问题不能回避，必须同“国学”鼓吹者们认真地讨论，在理论上给以实事求是地说明。
第一，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多年以来，在社会上就流传贬低、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调，一直没有受到有力地批评。以致于今天，这个论调甚嚣尘上，成为“国学热”思潮的理论支点和历史王牌。“国学”鼓吹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归纳起来主要是：（1）打倒孔家店，表现为文化虚无主义；（2）主张全盘西化，使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丧失殆尽；（3）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以致影响到今天。这些论调的不断重复，使得不明真相的年青人产生心理的尴尬和困惑。
到底怎样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呢？
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由此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实，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革命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结果，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来讲，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起来说也未尝不可。通常讲，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为何在此时发生？因为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曾沉浸在极度苦闷和彷徨之中。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跑了，但是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国内军阀割据，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残酷的现实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又去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猛烈抨击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当然，在斗争中言辞之激烈超乎寻常。陈独秀曾说，“全部十三经，不溶于民主国家盖十之九九”。吴稚晖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甚至劝青年少看或者不看中国的书，还说“要我们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这些忧国忧民的积愤之词，被“国学”鼓吹者拿来作为文化虚无主义的证据，实在令人可笑。一则，我们应当理解封建主义思想就象一个铁屋子，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有几个勇敢者跳起来大喊，要将这屋子捅破，喊声激烈一些何罪之有。二则，也请“国学”鼓吹者不要以偏概全。封建主义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期望吗？假如“国学”鼓吹者能多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少一些哗众取宠之意，当能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也保持批判的态度。陈独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这也是西方近世文明的缺点。（《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他在五四以后，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新文化运动中左翼人士，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值不得不加以反省”。（《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鲁迅对文化界“西崽相”的批判，对洋务派的批判，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怎么能说他们主张“全盘西化”呢。
五四运动作为文化革命的新运动，具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性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应该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五四运动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发展成工人阶级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恰在这一时期的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我们也看到，五四运动以后，提倡新文化与维护旧文化的斗争依然很激烈。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也发生了分化，胡适转向改良主义，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当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得作为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儒学传统逐渐衰微，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断裂”，也不等于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推动了文化的大发展，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局面。然而，也不要忘记，这期间出现了蒋介石倡导以复兴儒学为指归的“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的反动，依然不能挽救儒家思想的命运，过了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了，儒家思想走向衰微，这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什么东西需要总结的话，我倒认为：（1）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显得紧迫而匆忙，也出现了某些简单化问题。这是由于文化斗争刚刚开始，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任务很快就提到日程上来，斗争的主要任务、主要方式发生了转变。在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可以从容不迫地“整理国故”，慢条斯理地对儒家思想进行总结梳理。（2）当时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主要局限在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和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结合起来。几千年积淀在人们心理、生活习惯以及道德层面的封建主义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肃清。这个任务只有留给新中国来完成。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为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遮蔽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任务的完成。结果出现了邓小平1980年所讲的那些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当前复古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这是历史的教训。
第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是摆在当代中国人民面前一项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对这个时代课题的不同回答，是我们同“国学”鼓吹者又一个原则分歧。纪宝成的回答是，如何在新形势下“脊续文脉、重建国学”。蒋庆的回答更简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其他人的回答，尽管表述略有不同，观点完全一致。
对这个重大课题的回答，实际涉及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交错关系。文化建设是人们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必然是一种选择和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面临两个基本矛盾，即在历时性上表现为传统与变异的矛盾，在共时性上表现为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矛盾。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就有一个按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呢？从文化的本义来讲，它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在自然界打上人的印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文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通常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包括观念形态、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体现在物质成果上的精神印记。可见，文化本身就是有意识的人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创造了文化世界，也使人自身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不仅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选择的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其标准就在文化创造主体本身。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取舍，最终取决于现实生活中人的认同、需要和实践。那种抽象地谈论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或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选择标准，都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文化传承的历史来看，其传承方式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文化典籍、文化符号为载体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另一种是以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一代一代积淀下来。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以是否有利于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而决定取舍，并经过改造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具体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应当以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或者说人的现代化为标准。人的现代化是具有时代性的标准，它表明在我们这样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同时人的现代化又是具有民族性的标准，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带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道路所形成的文化个性。中国人的现代化，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历史选择的标准。中国人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定，而是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的现代生活之中，它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自由创新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现代生活，这就是我们民族对一切文化进行取舍的“度量衡”。我们掌握了这个标准，就能从超越“体用”之争的角度审视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建立起为人们共认的选择机制。
当然，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是个生成的过程，不是古代与现代文化要素的杂揉与堆积。这个生成的过程，就是批判、吸收、改造与创新的过程。对待西方文化是如此。所谓西方文化，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包括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以及现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文化。但我们目前面临的西方文化冲击，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我们并行的西方文化。这种文化就其内容来讲不都是资产阶级的，但就其总体、主流来讲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文化是极为复杂的系统，不能指望有什么权威人士能开列一个清单，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可以借鉴。这就有赖于作为文化主体的选择，也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人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为标准，来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价值判断，决定其取舍，改造或发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也是如此。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先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我们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不可离开的深厚土壤。中国古代文化虽然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东汉以后印度文化的影响和唐朝以后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但其根本的历史个性并没有泯灭，而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就其内容来讲不能说都是封建主义的，但就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来讲，就其主流和总体来讲，是封建主义文化形态。对待这份文化遗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现代生活为标准，决定其取舍、改造或发展。“国学”鼓吹者们却以传统文化的代表者、裁判者的姿态，对当今的文化建设指手划脚，甚至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进而把复兴儒学看成经世致用之大本。此等文化主张，要把我们的文化建设导向那里，不言而喻。
如何对待古代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作过精辟地分析，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又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长期以来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导引下，不是出现文化激进主义，就是文化复古主义。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初“体用”之争的原点，重要原因就是这种陈旧思维模式的回归。只有跳出这个思维模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才能解决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以什么样的文化心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逐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的估价。
近来，西方有些媒体宣称，未来将由“中国世纪”取代“美国世纪”。有的学者也投来赞扬之词，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亨廷顿则认为近期中国将成为东亚的支配大国，与西方形成新的文化冲突。应当肯定，中国的发展包括文化的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显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对于激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全球化趋势下掌握文化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一些人那里却滋长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感，甚至是严重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更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国学”鼓吹者那里表现的相当突出。康晓光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主义”。还说要发动一场广泛持久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文化民族主义”论纲》）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首先，重建儒学能抗衡西方文化的冲击吗？远的不说，以清朝为例，那时的儒学传统保持的很完好，也没有什么“断裂”，抵得住西方列强的枪炮和文化的打击吗，没有。尽管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还不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其次，建设儒学的“文化中国”，只能导致文化的自我封闭，使中国脱离人类文明大道。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一方面，我们要总结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开放的态度，提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同时还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大胆吸收消化外来的优秀文化。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这是一个民族有自尊，有发展，有消化力，有自信力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融入人类文明大道的必然要求。即使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其中那些腐朽的东西，有害于我们的东西，必须坚决摒弃；其中具有先进性的东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直接参照物，应加以改造吸收。以为不借鉴资本主义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完全是幼稚的空想。列宁早在1918年就说过：“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提到，这就是季羡林先生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问题。这件事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联，但不属于“国学热”复古主义思潮范畴，又确有可商榷之处
季羡林先生是研究东方文化的大学者，并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巨大成就。季先生近些年来，发表若干篇文章，阐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观。其中心论点是：“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1页）季先生所说的东方文化是指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是指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自然包括中国文化，倘能在新的世纪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会使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看了季先生讲的理由又让我们骄傲不起来。季先生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说，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整体的、模糊的、讲普遍联系；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注重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于是得出结论：“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第9页）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新教伦理，到当代西方文化，其特点仅用“分析”二字来概括，不是过于简单化吗？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其特点仅用“综合”二字来概括，不是更简单化吗？退一步讲，即使像季先生所说，综合的思维方式优于分析的思维方式，那么在历史上这种优越性没有显现出来，有什么根据说在二十一世纪就能显现出来呢？季先生讲了第二条理由，即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福利，也带来了灾难，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要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去除这些弊端。事实上，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引起世人的关注，而且产生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的争论，直到今天仍然在争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是由西方文化而不是由东方文化提出来的，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发挥了促进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课题，从民间团体到各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组织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非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担当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表达的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或者是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并非是科学的进步的文化主张。季先生自己也说过：“居今而谈21世纪，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创作的就是‘畅想曲’”。（《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第32页）既然是文学创作的“畅想曲”，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当真了，更用不着为此而骄傲了。
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面对新的形势，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把握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以期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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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孙占国 ，来源：未知，来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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