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这是李白在回答湖州司马的询问时，所写的戏作。狂放不羁之气，完全不加掩饰的充溢其间。但如果仔细想想，却不由得觉得好笑。要知道李白可是正式受过道家符录的，是有“文凭”的道教徒。但他却自称谪仙，也不怕得罪神明，更过分的是他居然以佛教之神期许后身，这家伙也真够贪心。但这就是李白，他的思想之驳杂，即便在那个自信包容、喜好标新立异的时代，也是极其罕见的。他向往仕途，却又不肯规规矩矩的走科举取仕之路；他希望“不屈己，不干人”，但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却不得不“遍干诸侯”；他渴望建功立业，却又期盼着功成身退，过闲散恬淡的生活……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但他所追求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的政治理想，虽屡经挫折，却直到他垂暮之年也未曾放弃过。

    李白的身世，至今仍是一个迷。通常采用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说法，即出自陇西李氏，隋末乱世，祖先以罪流落碎叶，至神龙初年（公元705年），其父率全家逃归蜀中。但对这一说法历来质疑就较多，对他身世的推测也从没间断过。有人认为“神龙”应为“神功(即公元698年)”之误，也就是说李白的出生地就在四川，而不是现在已为异域的碎叶；也有认为李白本来就不是汉人，而是突厥或西域胡商的后代。更离奇的，甚至有人认为李白是李建成的后代。不管怎么说，自李白记事起，他就生长在蜀中，接受的是中原文化，没有必要把他的异域色彩看得过重。他的父亲是位商人，家境应该还算富裕，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一惯的“重农轻商”政策，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比较低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他一心向往仕途吧。

蜀地偏居西南，又比较封闭，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那里较多的保留了较多的汉、魏遗风，又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与中原地区相比，儒家文化杂而不纯。同时那里又是佛教与道教两教的圣地，因此文化也多受这两教的影响。李白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那时的他，是非常勤奋的。虽然那则“铁杵磨成针”的传说不足为信，但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李白学习的刻苦。从李白现存的作品看，那时的他，对古体诗、汉赋、汉乐府，都很下过一番功夫，并进行过大量模拟。现在留存的李白几篇大赋，如《拟恨赋》、《大鹏赋》，就很明显都是模拟汉赋的。同时，在这一时期，李白还学剑、学道，并曾从纵横家赵蕤学习一年有余。有了这样的学习和文化背景，也就难怪李白的思想和学识那么广博而庞杂了。

二、求仕之路

李白是渴望入仕的，但与一般的文人不同，李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科举之路。这一方面是他受纵横学影响的结果，希望能像苏秦、张仪那样，凭借自己的才学打动帝王，一步登天。另一方面，也有他现实的无奈。他是商人之子，《唐六典》中明白写着工商之家不得入仕。而且，参加科举需要呈交“家状”，而李白的家世，颇多神秘，也许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这对他来说也是无法逾越的一关。于是，自他认为学有所成之日起，就开始走上了干谒求职之路。先是在蜀中，益州刺史苏颋、渝州刺史李邕都曾是他干谒的对象，可惜均无结果。于是他开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旅。此一去，直到他流放夜郎之时，再未回到蜀中。在蜀中的干谒没有成果，出蜀后也未见得容易。好在他囊中多金，所谓“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过钱再多，也终有花完的一日。但李白似乎永远不必为钱犯愁，就在此时，他得到友人孟少府的资助，西至安陆，并入赘许府，成为故丞相许圉师的孙女婿。入赘，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光彩事。不过李白商人之子出身，地位本就低微，又兼之正在穷困之际，成为赘婿，也不算降低身份。况且，许家的家世背景，对只能走干谒之路的李白，还会大有裨益，于是而立之年的李白有了第一次长安之行。

李白的第一次长安之行，应该拜访了许家的亲朋故旧，并经他们介绍，结交了一些显贵。但这些显贵，却无心荐才，如宰相张说之子——驸马张垍，竟将他安置在地处偏僻的玉真别馆，使他在凄风苦雨中苦候。徘徊长安，天子近在咫尺，而无人肯引荐，难怪他会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怨言。此时的李白心中之苦闷可想而知。因此他放浪形骸，日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以斗鸡、走马、任侠为乐事。不料又遭此辈欺凌，以至被窘北门。幸亏被友人陆调救出。这次的长安之行，对李白来说是一段极其不快的经历，“卿相实无荐贤之心，诸侯惟有嗟来之食。贵公子既欺之于前，五陵豪又辱之于后。始终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安旗《李太白别传》）最后不得不郁郁而返。与去之前“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的豪情相比，何啻于天壤之别？但李白毕竟是李白，回到安陆家中的李白，怎肯安安分分的闲居家中，出游、干谒，仍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无论遇到多少挫折，他对自己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过。读李白的干谒之作，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明明是他在求人，却绝无低三下四之感。好像不是他在求人，而是他在给人家一个荐才的机会。别人不荐，倒是别人的不对了。不信，请看他的《上李邕》一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p#副标题#e#

三、近在咫尺，失之交臂

苍天不负有心人，时机终于来了。在他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长安终于来了一纸诏书。究竟是出于谁的推荐，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玉真公主，一说为道士吴筠。总之，他终于被玄宗皇帝召见了。自出蜀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等待，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李白的兴奋可想而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篙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乍一相见，玄宗皇帝也为李白的独特气质所折服。别看李白个子不高，但眼睛却特别明亮，所谓“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但此时的玄宗皇帝，与开元之初，已是判若两人。每日只顾后宫享乐，政事一概听任奸相李林甫处置。他招李白来，也仅是把他当作一个供自己娱乐的御用文人。每日所作的不过是应景赋诗，或者填写新词以供演唱。这与他为帝王师的期许，相差得实在不是一星半点。没过多久，他对这样的生活，就感到了失望和厌倦。于是他开始与同样失意而多才的贺知章、张旭等“酒中八仙”纵酒放歌，甚至连皇帝谕旨召唤也敢不当回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另外他傲岸的性格，也使他难免得罪一些王公贵胄。于是关于他的一些谗言，便开始传入玄宗的耳朵里。日子一久，玄宗也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此外，玄宗还有一个担心，李白常常出入宫廷，又这样毫不节制的饮酒，宫闱的秘事，难免因此而流传出去。因此对李白也越来越冷淡。

可以想象，此时的李白，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的梦想看来是近在咫尺，但是却又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如果他离开，等于这个理想的彻底破灭。但是如果让他放弃他的骄傲和自尊，去屈侍权贵，谄媚事君，又是他不愿作也做不到的。长安虽然繁华热闹，他却是孤独的。看看他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何等寂寞的景象啊。终于他下了决心——离开。

对于李白的这次从政失败，历来多有评析。有的认为是玄宗怠政所致，有的认为李白根本就不是为政之才。这二者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李白的理想，本就与当时的现实是矛盾的。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李杜二人的政治理想，乍一看二人似乎差别不大，都是作天子辅臣，安抚社稷。但实际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杜甫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完全是一个太平年间的辅政官僚的理想。而李白却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什么？是辅佐帝王建立霸业，平定天下的帝王之师。可当时正是盛唐，天下安定，黎民富庶。虽然盛世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隐患，但也可算“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了。不客气的说，李白的理想，其实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另外，李白的个性也不适于搞政治。他太浪漫、太理想化了，而政治家是需要理智和务实的。李白的一生都是生活在这种梦想与现实、理想与个性的矛盾中。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又是诗坛的幸事。不如此，那些流传千古的名篇，又如何能够写出呢？

四、依然故我

第二次长安之行的失败，对李白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眼看成功在即，却无功而返，远比见不到成功希望，打击来的得更大。这次失败，基本等于宣布李白理想的破灭。安旗先生认为《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即为李白的从政之梦，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的呐喊，不正是他经过痛苦的挣扎，所做出的最后的选择吗？面对这样的现实，李白一度选择了逃避，他曾试图借求仙访道麻醉自己，为此甚至参加了道家繁琐的符录仪式。他也说出过“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出世之语，但是最后，他依然故我，对政治的热心并未稍减，反而因为有了在长安对权贵们的近距离接触，对现实政治的黑暗认识得深刻了一些。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他指名道姓的批评朝廷的权贵：“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他还毫不避讳地公开为被奸佞所害的官员鸣冤“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他口中虽然唱着“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内心又何尝不盼望着玄宗能够有一日改弦更张，幡然醒悟？他高傲的内心深处，又何曾肯这样认输呢？

果然，又一个机会来了，安禄山从北方派人来邀请他加入幕府。李白虽有长安之行的挫折，还是决定毅然前往。这一去非同小可。他发现那里不仅不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所在，反而正在酝酿着一场祸事。于是他匆匆逃出，本想将自己的发现报告朝廷，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于是只好辗转呈书于自己曾批评过的哥舒翰，寄望他“一呼三军皆披靡”，建立像卫青、白起一样的功勋。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但哥舒翰却未能如李白期待的那样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在玄宗的压力下，被迫盲目出兵，战败被俘。长安、洛阳两京均遭失陷，玄宗皇帝仓皇南奔。转瞬之间，曾经富庶一时的大唐，竟出现了“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状，李白也只得匆匆携家眷南奔。

五、将老身反累

避居庐山的李白，当此国难之时，又怎能安安稳稳的当他的隐士呢？他心中那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向往，何曾有一时淡忘？因此，当他接到永王李璘的征聘时，虽有过犹豫，妻子也极力谏阻，但最终还是“苟无济代心，独善又何益？”的想法占据了上风，遂抱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的梦想，慨然赴征。天真的诗人怎么能想到，在胡马未平之际，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之间，却在为那皇帝的权力而勾心斗角。当他还在做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美梦的时候，肃宗皇帝的军队，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璘的军队打得土崩瓦解。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成了从逆的罪人。虽经杜甫等友人多方求救，又有御史中丞宋若思、宣慰使崔涣为他洗雪，仍以从逆之罪被判流放夜郎。

关于李白从逆之事，历来争议很多。崇拜李白者，如苏东坡，竭力为其辩解，认为他是被胁迫。也有不待见李白者，以为是李白的功名心太盛，自己误了自己，怨不得别人。还有人认为李白糊涂，看不清形势，因而站错了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者。在下以为，这三种看法都有偏颇。要知道李白当时远离政治中心，又正值天下大乱，玄宗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又如何知晓呢？即便他熟知历史上的父子相争、兄弟相残，恐怕也难以想到在大乱之际，玄宗、肃宗父子、兄弟们，不是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却在为一己之私而尔虞我诈，进而血战沙场。他是抱着济代之心走出庐山的，盼望着自己能成为像谢安那样平叛祸乱的国家柱石。不料功名未就，身却反累。此时的李白已是将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如果不是恰遇旱灾，遭逢大赦，此生他恐怕就将终老流放之地了。

六、临路歌

夜郎途中遇赦，又闻两京收复，李白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起来。竟然忘记自己“虽经恩赦，未获昭雪”，只不过是个被赦免的罪犯的身份，竟幻想起“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又开始了游历干谒之举。可他也不想想自己此时的身份，诸人躲还不及呢，又怎肯举荐呢？

一次次的碰壁，又值局势反复，贼兵复起，使李白郁闷至极。“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为发泄，他甚至恨不得“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六旬老翁，历经劫难，狂放之气却丝毫不减少年之时，让人不得不觉得可爱了。

郁闷归郁闷，发泄归发泄，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寻找着一切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当朝廷命李光弼出镇临淮之际，李白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竟欲千里跋涉去投军。以期“愿扫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可惜他此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终于病倒途中，只得 “半道谢病还”了。

此时的李白，已是困病交加，垂垂老矣。幸有当涂县令李阳冰对他倾慕已久，使他暮年有所依托。有感于李阳冰的高谊，加上自知不久于人世，李白将其全部诗稿，都交付与李阳冰，并拜托李阳冰整理并为其作序。这篇《草堂集序》便成了此后研究李白的第一手资料。 

病榻上的李白，留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人虽将死，而气势不减，虽有悲声，而不失豪迈，让人不得不赞叹一声，李白就是李白。代宗执政之初，搜罗俊逸，终于又想起了李白，拜李白为左拾遗，可当使者持诏书到来之时，已只能对着李白简陋的坟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