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学魅力

 

　　在中国西部，一直存在着超越地域至上的文学魅力。

 

　　西部这片土地，作为一批批作家诗人充盈生命内部的自然品质，作为阐释人类生存活动的飞跨形式和广阔的写作空间，无私地赋予灵感这个既柔顺又暴力的尺度。一批批作家诗人的特殊视角，好斗的挑战姿态，在一种对文化身份认同造成的压力，以及对紧张状态的调解之后，随着极度无意识状态下的深入思考，经历了一场认知能力的提升，审美经验的积累的复杂过程，并从不同层面介入文化中心的权力话语，逐渐形成多元格局和个体性话语的书写策略。

 

　　就当代而言，多少不敢自败于笔耕的西部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以不同的个人体悟、经验、情怀和态度，挺进中心话语和各种话语的矛盾交织处，直面被文化体制掩盖下的话语霸权和身份排斥，重新审视物质时代与文化表征的互动。在文化身份认同的激烈竞争中，有些人一举成名，成为一方文化霸主；有的盲目而温顺地满怀世俗心态的书写焦虑，急功近利地在文学道上苦苦挣扎；有的长年累月处在无名状态，在求解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中，抛弃本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质，任意放逐自我，走向价值平面的意义滑动，观念错位的困境，最终成为心灵流亡者，成为狂妄自大的写作疯子，成为丧失人格的精神侏儒。对这种严峻的不祥后果，人们应当姑息迁就。然而，怎样对当代西部文学的魅力与困境，进行一次公正的审美判断与学术阐释，怎样揭示西部作家诗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一批批作家成功背后的迷惘状态，对于批评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用现代性的审美眼光，反观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过去，却不无令人惊喜之处，不同时代涌现出了不同层次的作家群。二十多年前，以杨牧、周涛、章德溢、昌耀、林染为代表的“边塞诗”，像一阵强劲的西北风，震撼了中国大地每一个文化角落，他们怀着高昂的爱国激情，选择了狂热时代的抒情形象，并为这特殊时代的选择，付出了热情错位和严重表征危机的代价。“边塞诗”是在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家意识的过分强调中，表露出其诗情膨胀、诗意空洞和文字游戏的特殊意义。一个把谎言作为生存条件的时代过去后，这批善良的抒情诗人经不起现代性的挑战，在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控制之下，集体丧失了对个体独特性的思想更新与精神维护，最终成了被新历史语境反讽的枯枝败叶。但是，在“边塞诗”疲惫尊容的背后，路遥、陈忠实、张贤亮和贾平凹这几个典型人物的小说，在中国是最领风骚的，给读者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成了说不尽的议论焦点，百看不厌的文化景观，甚至把一些作品视为颓废的结果，没有进行公正的审美界定。

 

　　无论如何，正当中国人怀疑一切文化现象的时候，现代化已变成世界惟一的未来之路，市场竞争、目标焦虑和技术疯狂，成了这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表征，而文学仿佛变成了荒原上的最后一棵小白杨，成了作家诗人们用来装点道貌岸然的外表而已。在多元价值观激烈对峙的特殊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使道德存在了沉重的审美意味；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其宏大叙述的思想魅力，大胆表达了深切的价值关怀和人性探索；贾平凹的《废都》使精神品质成为当代人生存需求的奢侈品，以其颓废道德、煸情伎俩、语言浮肿和思想干瘪，暴得大名并引起广泛争论之后，成了一部通俗文学的经典小说；周涛以从诗歌到散文的转达场写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成为西部散文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然而，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诗在最纯洁的伪诗道德异彩中日益贬值，一些具有欺骗意志的西部诗人，以及那些个悟出什么的铁碗人物，开始以轻浅谑浪的文字游戏，替代了昔日那种自认为崇高的价值关怀。在一种冷漠的隔世心态中，伊沙用随意捏把的至尊意象，以本真意识和颓废情怀，写出了那首著名的诗《饿死诗人》——这是破天荒的文化大事件。从此，诗人成为恼怒的多余人和麻木的局外人，诗人的诗学立场和诗艺探索，从生存焦虑向文字游戏转位，生命的创作激情，成了世纪末文化的一个玩世不恭的遗梦。

 

　　在后现代的冲击中，使当代西部作家诗人在产生思想震撼的同时，为了把心灵鸿沟变为生存坦途，在受施者般颤抖中开始了明显的创作转向，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喜欢或接受，反感或拒绝，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跨越国家和科学界限的文化现象，已经无可避免地引起目光锐利的西部作家诗人的思考。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部作家诗人的创作确乎完成了三大转向：叙述与结构的转向（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式的宏大叙述，到寇挥的《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式的世俗关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向（从贾平凹的《废都》式的时尚著述，到唐卡的《你是我的归宿》式的姿态表演）；身份认同与创作目的转向（从周涛式的诗歌创作向散文和小说的转场写作）。这种话语转型、价值观转向和转场写作，用今日的审美眼光来看，在总体上既有积极的价值因素，又有消极的负面效果。

 

　　这种转向的积极一面，主要表现在有些人投身于这一转型旋风中，能够意识到各种文化哲学理论，都陷入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倾向在对流交叉中急速地更迭汰变。在这种非常时期，一些作家的应变能力是十分突出的，他们分别认清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基本意象、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严重错位现象，引发出的一些深层思考之后，开始用知识精英的写作方式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权威性和独尊性，这一点应当加以鼓励的。转向的消极一面在于，有些人没有转变固有的视野，在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意义话语的分离与断层，从而引发出前所未有的失语状态。他们的觉醒主体性，转眼间成为旧观念的文化黄昏，使他们没能完成在思维向度上的根本转变。他们没有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张扬的是一种文化美学精神，敢于打破传统形而上的中心性、整体观念性，进而倡导综合性和无主题性的哲学美学。因此，许多西部作家诗人在现代语境中，陷入寻求一种身份等极秩序的虚妄状态，对一切“文化侵略”现象加以置疑。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作家想要描述人类本性演变过程的话，那么，就不能夜郎自大地把自己局限于“地理身份”这个惯性概念，因为人类的本性和文化身份的认同，还会以其它的方式出现。在一些西部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所表达得更多的是社会的和谐性、人性的对称性和主观的道德冲突，而不是哲学意义上人的本质问题。他们追求道德上的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不贬斥历史的荒诞，复杂的人性，偶然的独断因素，或把道德看作反映现实人事的审美镜子。相反，后现代思维向度开拓了另一批西部作家诗人的境界，使他们敢于怀疑一切，怀疑独断性历史，怀疑伪道德，怀疑乌托邦式的终极真理，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恒定性，认为文学说到底离不开社会历史和“人性”这个词。同时，他们也保持相对主义的主观意识，认为借助于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语，并不能表达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因为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一样永远是发展的，人性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人性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一种独尊体系或论断。在伦理学中，人性常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之下形成的人的本质。在陈忠实、张贤亮、董立勃和杨争光的作品中，对人性的大胆探索，意味着伦理学和人类学上的价值，而不是美学上的价值。

 

　　在中国西部，一批老作家们充分展示文学能力的本位表达之后，新的历史已掀起了灿烂醒目的一角，所有文学表象上的喧哗与骚动，慢慢被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推出“审美大厅”之外，接踵而来的是王刚、杨争光、董立勃、刘亮程、杨子、叶舟、沈苇、伊沙、马步升、红柯、张继芳、刘岸、赵光鸣、陈继明和梅卓等新一代实力作家诗人群。他们在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之际，打碎了多年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梦魇，从集体主义的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的终极价值，走向了具体历史、个人经验和理解阐释的觉醒阶段，开始追求价值多样性和对人性的探索，成为当代西部文学的一种精神品质。

 

　　从人的存在本性而言，每个人都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更渴望自己的智慧和审美创作能力，在各种生存活动和人生构想中被他人认可。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一个作家为纯粹的崇高理想而写作。边远地区的世事沧桑，虚妄的自恋，强烈的表现欲望，使他们将各种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心灵品质、处世哲学和创作理念赋予自己。

 

　　想象者的人性意象

 

　　人类精神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沿展与回溯中，在营构与革新的统一中，焕发出新的范式和概念。也就是说，对作家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以一种人文态度和情怀，看待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作家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那么他们的任何观点都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旧观点，不可能具有超历史的新观点。从批评的角度而言，任何价值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的绝对性，任何审美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曾明确主张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描绘人类生存活动的普遍焦虑、苦难和孤独，从而把人性审判和心理批判的观点，带入了文学审美创作的研究领域。但在贾平凹那里，一般读者和评论家，自然还很难想象，他是不是继承了中国历代志怪小说中那种远古意味的色情著述，不屑于先验的道德理念，预先用未经证明的残酷迷梦，作为著书立名的商业手段，在一般的包罗万象的意义上，认为他只能以《废都》这样的论断自慰：贫穷却自以为富有；丑陋却自我欣赏；带着脚镣却自比作上帝。如果从更高的审美角度更进一步看，这么多年来被公众谩骂不绝的贾平凹，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探索者和批评者。透过形式批判的表象，一定要弄清楚的是，贾平凹具有一种天然的预测能力，一种先见之明，一种叙述智慧，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预测了物质时代酒足饭饱中的饥饿，先见了后现代社会半身不遂的道德，用超众的叙述智慧斗胆写出了家喻户晓的《废都》。人们可以批评《废都》里的色魔，大腹便便的腐败官员，裸露大腿勾引男人的仙女般的破烂货，淫秽的性事描写，但《废都》不是贾平凹或他的灵魂，而是进一步扩大的阐释空间的人性符号与文化表征。这个时代是一个对创新者和探索者加以肯定的时代，不取决于一尊的终极答案，促使每一个人看得远，想得更远，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世界和自身的意义，肯定一种创新意味的突出描述，也许可能说明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本质。

 

　　在这种情形之下，年轻的西部作家诗人必得进行意识话语批判，以解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强加的压制和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重新获得解放。因此，他们越来越变得孤独和冷漠，成为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作品是在折射意识话语，而不是再创造的意识活动。极端的想象不是模仿现实，而是把现实人事加以变形。红柯的《西去的骑士》中的马仲英，董立勃的《白豆》中的白豆，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驴和蚂蚁等等的可笑命运都是如此。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想，以及不可穷尽的个人欲望，就有多少种文化面孔，甚至在这种绵延与中断的序列尽头，也有最轻微的变态症状。这就是每个人都无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心智能力，在自己心中维护与自己相关的生存关系：一种市场灵魂，一种杨名手段，一种地方传统，一种身份认同的渴望，一种私人姿态的表演，造成了最常见的为生存欲望而写作的状态。批判这种自恋式的写作态度，是一切文学批评的起点和归宿。

 

　　人生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人无时无刻不向人生的诸多可能性挑战。由此，人及其生活才显得气象万千，无奇不有，而人类具有的伦理智慧，恰恰是作家诗人在人性审美创作中，最富于意味和神奇的宏观思考。属于道德领域的还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用压抑时代小说人物混乱的头脑，惩罚了被异化的混乱的心灵。但是人性还具有其他力量：用文学的方式所施加的惩罚会自动增强，因为作家试图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人性。这种人性把握的正当性，就在于它具有迷醉和谐的真实性。之所以说它是真实的，原因在于受苦者已经在虚妄的幻觉旋涡中体验到，自己受到的惩罚将是永恒存在的痛苦。在杨争光的小说集《黑风景》中，通过虚构一个个充满血性意味的人性故事，使人们受到他笔下的苦闷压制，把人性冲突当作自我的罪感意识，把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控制，看成个人自然丧失自由的必然体现。所以，他笔下的众多人物，认为自己早已受到人性的追踪和道德的有罪审判。之所以说杨争光笔下的人物是有灵魂的，是因为他的作品以一种人性揭露的隐形方式，不断消解伪道德和社会压制，从而揭开了意识话语本身所固有的更大的欺骗性。那些避开一切掩人耳目的罪行，在这种冷静的人性审判中暴露出来，正如耶和华审判偷吃禁果的亚当与夏娃，杨争光用荒诞不羁的人性故事，宣告了人性的深刻意义。在他的作品中，人性总是与死亡和谋杀为伍。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写出了人类自身的隐秘人性；他的呼喊表达了他的伦理构想。

 

　　如果说，杨争光在创作策略上以人性探索的艺术形式，展示伦理世界非人化的残酷图景，一语道破道德系统的虚假性，而震颤了麻木的灵性，进而呼唤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荒诞加以抗争，从而显示了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的话，那么，就人性审判这个层面上，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源于儒家道德系统的生存内乱，向人性纵深处挺进，在他看来古老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操纵策略和欺骗功能，显示出本质的虚伪性和复杂性，想象者的人性意象，总是被一个个狂妄自负的政治动物支配着。显然，人性是因对某种欲望和行为的幻想引起的，但在实际上解开了真正的生存纠葛。人性既是这一生存纠葛的原因，又是人性本身的结果。换言之，人性善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惩罚，揭示出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人性恶用错误来掩盖罪恶的秘密活动。在杨争光的小说集《黑风景》中，正是利用了人性这种既复杂又深刻的功能。

 

　　在当代中国西部作家中，在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的具体创作实践中，陈忠实、路遥、张贤亮和贾平凹是最卓越的典范，后来的仿效者往往都是无病呻吟。无疑，他们与其说是表现了自己时代已经发展了的对无理性的某种批判性的和道义上的体验，毋宁说是表现了对人性的悲剧体验。他们超越了时空而与一种即将逝去的意义建立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将会在审美研究领域中得到延存。但是，通过将他们的作品及其所表达的思想，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和仿效者所展示的意义相比较，就能够了解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内在流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极限体验与审美突破

 

　　审美创作活动并不因丧失其道德性而改变其本质，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它使幻想登峰造极，从而使幻想不成其为幻想。作家在审美创作时被自己的幻想包裹起来，有时作家不自觉地解开这个伦理之网，不断怀疑自己所处的瞬息万变的时代，谴责自己身边的恶人坏事，并情不自禁地揭露这个时代的错位现象。譬如，在贾平凹的小说中，男人使用各种手段欺骗女人，女人也万般风情，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各自的脚。在这一点上，贾平凹成了另类通俗文学的第一个牺牲品。反过来，后现代文学创作在改造意识话语的同时，同样策略地对物质时代最肮脏的现实人事进行批判，使文学创新意味演变成理论性知识的观念替代。实践证明，后现代主义在打开思维禁区之后，显示出这样一个源于儒家道家的伪崇高与伪道德的荒诞现象：权力话语在控制民众的同时，还使民众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的生命和思想能力，因而使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所以说，这么多年来被众口谩骂不绝的人，不应该是具有探索意味和冒险精神的贾平凹，而是缺乏艺术鉴赏能力的庸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被伪道德掩盖的现实人事的荒淫程度，比贾平凹笔下的虚构世界更肮脏更堕落。虽然《废都》风靡全国之后成为禁书，但究竟谁丧失了最后的道德底线，反映出物质时代的症候，一定会在审美研究和人性审判的对峙中真相大白。

 

　　应该说，《废都》这样一种审美创作还不能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满足感。实际上，当代中国西部文学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首先，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一切创作活动，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正因为文学史在本性上处于历史时间的绵延性之中，谁都无法在时间性上把哪个作家作为一个绝对的顶峰来对待，相对顶峰的更新却是可能的，也是极为现实的。

 

　　由此可以看到，伴随着时间的绵延，又一批有望深入人性的西部作家，在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性求解中，他们的问题状况和命定性的处境，可能使人放弃审美研究的希望。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热衷于一种绝望情欲的著述：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时尚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爱情。令人可喜的是，新式的、同样意味着新世纪变革的写作体验，很明显地体现在新疆的董立勃、王刚、刘亮程、杨子、沈苇、张继芳、刘岸、赵光鸣，徐庄、卢一萍；陕西的杨争光、红柯、老村、亦夫、方英文、伊沙、党益民、邢小利、狄马、寇挥；甘肃的叶舟、马步升、雪漠、张存学、娜夜；青海的梅卓、风马；宁夏的陈继明、石舒清、漠月等作家身上，但可行性的体验是有极限的，而且应景写作的真实现状也是不容忽视的。伊沙的《饿死诗人》问世和海子等诗人相继自杀之后，一向被诗人自己眼中也许是伟大而崇高的诗学立场和诗艺探索，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变得毫无意义，诗意和诗情在妙语游戏者灵魂深处消失。因此，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名噪一时的诱惑之下，以及在张承志和史铁生散文的文化意味的驱动之下，“文化散文”、“晚报文体散文”和“小女人散文”成为文化界最关注的中心。于是，刘亮程、叶舟、沈苇、梅卓、耿翔、刘亚丽和丁燕等西部诗人，成功地进行了话语转型和转场写作，但有些人在小说和散文创作维度上，表现出令人忧虑的贫弱化倾向，他们以个性化、独白化和女性化的散文语言，使散文日益走向时尚化、平庸化和世俗化，成为大众社会的文化快餐，仿佛散文成了这个世界的大众情人，粗糙的实用主义早有蔓延之势。

 

　　在评论界已有名望的马步升，应该借助总是估计更严重的可能性危机预测，为预防审美研究的危机服务，他不应该无奈地追赶《白鹿原》式的文化猎物。值得一提的是刘岸这个人，他的小说曾尝试过对人性的评估和探索，在国内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他现在徘徊于事物存在意义的表面，在“尊命写作”的巨大光环之下，通过一些影视剧制作的表象运作，通过现实与幻想的混淆，通过那整个模糊不清的生态网，总在编织又总被打破的、既将人性和表象统一起来，又将它们分开的生态网中发生作用。他既遮遮掩掩，又锋芒毕露，既说真话，又讲谎言，他闪烁诱人，是个宽容的中心形象。这个喜欢巴罗克式小说的作家，早已是不稳定的沉默者了。

 

　　相反，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宏观思考与人性剖析，他因此变得很重要，但他的思索其实并没有停滞不前。在小说集《黑风景》中，杨争光笔下的那些冷酷的怪诞人物，只是人性意义的文化符号，他们因双重责任而受到人性的追问，并被杨争光拖到读者面前，这种人性是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有的或可能没有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性并没有真正导致任何人的怀疑。人性失去了令人瞩目的严重性，因错误而受到的惩罚或引起的那种绝望，只有在人们关注一部史诗般的经典小说时，人性才显得那样令人瞩目。而在这种虚构的作品中，只有想象的人性，虚假的真诚，短暂的高贵。

 

　　文学的纯洁性和精神性

 

　　中国西部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使写小说的赵光鸣、爱琴海、邵振国、胡尔扑、柏原、王观胜、冯积岐们，以及写诗的杨牧、周涛、章德益和林染们，很快告别了一个特殊时代给他们安排的终极地位。而且，在早期的中国西部文学中，他们受到优遇而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在这种多元文化对流交叉和新旧价值观对峙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作品便构成了集体沉寂的处世纠葛，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思想结局。因此，构成了生存策略的转折，而不是最后的灵魂倾诉。现代性叙事策略和多元结构文本范式，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不得不认可人性的显示和理性的复归。于是，他们不再为写不出好作品，感到江郎才尽的绝对痛苦，而仅仅怀疑他人的成功是机遇造成的，而且还自以为曲高和寡，玩味这种自慰游戏变得更为宽松，更能达成这一阶层的彼此理解，相互安慰和鼓励。这不是一种真正的醒悟，而只是一种醒悟的意象，因此只是一种心灵姿态的虚张声势，这只能与某种生存伎俩和嫉妒心理相联系。

 

　　周涛尝到了转场写作成功的甜蜜，这就使他忘却一切荣耀背后的不幸，落到今日的“三天不写散文，就不会写散文了”。一个昔日的重要作家落到这种思想贫瘠的尴尬境地，不能不让人钦佩张承志的访古中传出的“谁是胜者”和宣告“以笔以旗”了。诚然，昌耀是死在一片恐惧之中。他临终时已回归理性之中。这位西部“大诗人”自杀身亡的瞬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还没有活够，也许在他绝望的眼神中，自杀表现为区分人兽界限的愚蠢。但是，这种对自己愚蠢的突如其来的理性认识，难道不是一种刚刚进入他脑际的极限体验吗？这种双关状态无限地循环往复，最终只能由自然死亡来解决。同样，一大批西部作家诗人的消沉，只能意味着创作枯竭的来临，甚至人们借以发现这一代作家“聪明误”的特殊症状之一，就是他们那么轻易地恢复集体主义的理智，怀着血性情怀、对抗情绪和翻案意识，远离纯文学和纯审美，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学死角，不再有空洞抒情和野蛮对抗的机会了。值得指出的是，文学本身并不能带来死结：一批狂妄自大的人退出历史舞台，使另一批思维开阔的人脱颖而出，但是前者仍靠名气而活得像个“精神领袖”，后者还在艰难的处境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获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一批相当善良的作家诗人中，有许多可笑的失败者，他们一生都未写出大作品，还希望让其名流芳百世，而且还使一些人成为不朽，渴望后人为其树碑立传：“在此安眠的是一位著名作家，其著作等身，虽死犹生。”

 

　　这些年来，散文在文化界一次次的实验性突围，早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西部散文在周涛和刘亮程招徕的文化光环中，享尽过渡性的争阅盛况和荣耀游戏之后，在一种标新立异的无可奈何中，异常疲惫地陷入自身的重重困惑和尴尬境地。直到目前为止，即使把散文作为极限体验的刘亚丽、亚楠、史小溪、铁穆尔、黄山等诸多散文家，在周涛和刘亮程背后放过许多审美冷枪，但他们还没有完成后现代的突破，这种状况既无法令评论家满意，也令读者无法忍受。

 

　　从最近由刘志成主编的《中国西部散文百家》可以看出，这么多“才华横溢”的西部散文家，仍然痴迷于地貌记录与采风介绍，以及对观光地的风俗、风景、动植物、生境、习性和观赏感受，速写式地进行纪实性描述。这是一本糟糕的书，在极大程度上神经错乱地把精品同文字戏谑混杂在一起，以此来表征光辉灿烂的西部散文界，又一批模棱两可的散文家异军突起。尤其是把周涛的《巩乃斯的马》排在最后的位置（周涛的这篇散文同他的《吉木萨尔纪事》和《稀世之鸟》是被学界公认的经典散文），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糟蹋（对一个不可多得的“偶像的黄昏”），恨不得把周涛一棍子打倒，任人踩在脚下，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法西斯。对于周涛的散文，许多批评家善意地宽容了他的另一些纰漏和缺陷，但不能否定他是上一代西部散文的领军人物。所以说，这样的散文集已经不可能推出那种极端而尖锐的精品了，同时也杜绝了经典之作的诞生。在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情境性和碎片性的写作中，包含了他们一种忘我的投入，也包含了一种孤芳自赏的精神承诺。这几年来，以先锋性姿态在西部诗歌界独占鳌头的叶舟，已经把抒情诗推向极致的沈苇，以及狄马、朱鸿和杨永康早已经对这种写作态度不信任了，就像不信任红色年代的标语和口号，开始思考什么是好作家和重要作家了。在西部，好作家屈指可数，也只有那么几个，将陈忠实、路遥、张贤亮、贾平凹和周涛界定于重要作家之列，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从纯正的艺术判断来讲，好作家意味着全面成熟，他们通常将深刻的思想和娴熟的叙述，表现得很极致。而重要作家以其超人的叙述智慧和强烈的艺术风格，扭转既有的文学史惯性，给文学界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以此成为公认的楷模和典范。

 

　　在西部，还有更年轻的唐卡、丁燕、寇挥、黄山、杜文娟、周瑄璞等迷惑人的作家，从他们热衷伦理构想到热衷本能性和感官性创作，可以看到一种实验性的意向，一种玩世不恭中掺杂着愤世嫉俗，一种时尚化和商业化的无可奈何。后现代性的挪用，使粗制滥造的私小说充斥所谓的文坛，这种兑了色情水分和毫无艺术元素的小说，将自己隐晦的性事和私生活，一揽无余地展现于日益渴求色情读物的庸众眼前。从文化批评而言，是庸众对色情读物的期待视野，使一些作家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上，越来越疯玩色情著述的虚构魔方。

 

　　因此，只要是反映合乎道德范畴的行为的，总是像边疆寡妇的上海情人一样姗姗来迟。他们写完这种庸俗小说之后才发出提问，我们可以这样写吗？在写作之前，他们为什么不去思考被人性与道德审判允许写什么？这对未来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创作不是反现代，也不是极端现代，而是想“扬弃”现代，借此想完成后现代的突破：随意性、私人化、五花八门、与各种东西混合渗杂，思维模式和书写方式，杂乱无章，道德上什么都可以。这些姿态表演都不可能是后现代的文化信号。这种小说回到了名利渴求的思维层面，回到了个体私人潜伏语言的自由描写，回到了只是时髦语言和煽情表演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与道义。就这一点而言，对这些作家的保守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代中国，整个文化批评出现了语言转向，从相对偏狭的作家批评和学院派批评，走向多元文化批评。相对而言，西部的批评家仍然处在缺席状态，无人对旧叙述、旧观念和旧批评进行现代理性审查与理顺，也无人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跟踪判断和审美研究。西部批评界和文学界，有必要在后现代语境中必须思考：后现代的目的，也不能仅仅针对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做一次千篇一律的解释。集体出名与完美意义上的整体，抒情时代的某种前现代的和道德的理想主义，即是“后现代艺术中的古典主义”，或某种本质主义，或哲学中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也同样不能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在新的范式中，也将会有《上海宝贝》和《我爱美元》式的形形色色的、不均匀的生活设计、行为典范、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科学设想、经济制度、社会模式以及信仰团体，但这些并不排除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后现代，正如在这里阐明的一样，指的并不仅仅是《我爱我家》式的搞笑影视艺术，或社会上的浪漫化的整容手术，也不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组织的唯一能救世的理论。后现代，在一种已被阐明的意义上，是在一种新的世界局势中积极地争取一种新的、不可缺少的、对人性信念的基本认同。

 

　　在审美创作活动的建构与解构中，谁若一直只是从反视镜中观察已驶过的路程，那谁就将错过前面的道路。像崔健成为一个年代的文化先锋那样，他的音乐中包含着一种金属般的抗诉声，犹如疯狂的爱情也是爱，而不是疯狂本身。相比之下，在一些西部作家的小说中，更注重玩享乐主义的文化策略，这种创作动机表明，如果一旦徒有此爱，那么疯狂的爱情便在情感的空隙中追逐自身。让一种情欲受到如此激烈的惩罚是否太悲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惩罚也是一种伦理学的慰藉；人的道德善良用想象的存在，覆盖住无可弥补的生命缺憾，人用反常的欣喜或无意义的勇敢追求，弥补已经消失的受挫心态。如果道德惩罚会导致死亡的话，那么正是在死亡中情侣将永不分离。在杜文娟的《我们的洪水》中，慕容玉的伦理构想也是如此，万漠的仕途幻想，腐朽堕落的灵魂更是如此。

 

　　在个别新一代西部作家的作品中，世俗关怀依然占据着一种极端的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回归现代性的理性审视。其实，反道德、反理性和反秩序，虽然表现为一派胡言乱语，但它并不是虚荣自负，填充着他们心灵空间的是异化感和疏离感，是超出理性的非理性倾诉。令人遗憾的是，对文学的纯度写作，在一种精神匮乏中已经完全消失：一个现代瞎子不需要后现代作家，而只需要物质时代的上帝赐福。在今日的西部，呼唤文学的纯洁性和精神性，已经变得尤其可贵，也成为批评界值得关注的问题。

 

　　成功背后的困境

 

　　西部文学成为瞩目视点的时代已经来临。西部文学不仅已经越来越引起文学界和全国读者的注目，人们不得不从不同角度对西部作家的存在，进行审美研究和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对王刚、刘亮程、董立勃和红柯等新一代西部“精英作家”的价值评判上，已经给予了太多的友情吹捧、过度神化和经久不息的溢美之词，无人对他们成功背后的困境，以及有待于精神升化问题，提出过审美研究的置疑

 

　　王刚是西部移民作家的典型代表，在他眼里，没有世界伦理，则没有人类的共同生活。当后工业社会进入后现代时，他已经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放弃创作上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举家从新疆移居北京。这不是生存活动价值的丧失，而是文化身份的价值转移。从地理政治角度上来讲，他正与一种后北京中心打交道，介入影视制作《天下无贼》也好，写出长篇小说《英格力士》也好，都想在“个人主义胜利”中达到顶峰，以此赶上“休闲阶层”的发展速度，在极度焦虑中朝着富裕的方向，提高他自身的经济水平，最后挤入“精英文化”阶层。在“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上，以及他对生存预测和身份认同，如何对他的创作状态加以猜想，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杳无踪迹。正因为如此，诸多问题对他来说，已经显得更为紧迫：哪些目标是充满意义的，哪些价值是能获得一致认同的，哪些信念加以解释。王刚应该意识到，世界秩序的变化已涉及到一种新的基本定向，一种新的宏观范式，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总趋势。

 

　　对于人的目标和标准，王刚的《英格力士》的回答是：人必须改变许多，只要是能保持和促进人性，并能使人成功的东西，就是对人有好处的。这种人性将完全与过去不一样：人必须充分利用其人性的潜力，致力于一种尽可能人道的社会与正常的环境，而这种对人性的充分利用，应该跟他目前为止的生存状态完全相似。就这一点来说，王刚对现实的负责原则，比红柯开启的封尘记忆，更注重个人身份与环境责任感。

 

　　红柯是最纯粹的高级通俗小说写手，以张冠李戴的外在美感，表征了既是某种秘密“转折”的自我确定、自我感觉、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结局，又是走向最终复归理性的主流形式。他的作品既是表面上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会聚点，又是实际上导致最终大团圆的起点。透过他营建的一种主流意识上的审美平衡，可以看出他用华丽言辞的表象迷雾，道德故事的精心凑合，掩盖了一种内在的审美失衡：这种构造的失衡性被精心安排的华丽的外表所隐匿。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偶然的姿态和语言，疾风骤雨般的新疆近代史（新疆近代史的复杂性，时刻使情节逆转，使人们震惊，使帷幕皱乱——只要作家将审美神经绷紧一点），并不像他笔下那样具有喜剧意义。红柯的书写行为是预防危机式的，他并不是那种对自己作品生态上和政治上，或者是道德上的牵连不闻不问的作家，而是那种将自己作品把上述的牵连包括进去的作家，也许会在创作上取得暂时的成就。但是这样一来，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极为敏感的道德惩罚，以及文化体制的限制。因此，只要一种创作趋势与自我负责，以及对世界负责、对这一代人负责，对社会和大自然负责不相脱离，只要这种趋势不坠落为自我陶醉和自我吹嘘，以“公众自我”为中心就行。他试图说明自我与无私并不必相互排斥，在营建一个更好的世界时，需要的是个人身份与团结。

 

　　但是，不论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规划什么样的方案，都必须有伦理上的基本原则。比红柯更对同时代人和人性环境负责的是董立勃。董立勃懂得人性因素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当他以先锋姿态在中国文坛走投无路的时候，巧妙地把自己的《白豆》写成一个大众爱看的人性故事。从一开始，他就用相互呼应的人性冲突来展开故事情节。一个男人爱上了白豆，另外两个男人同时也爱上了白豆。前者必须是人类美好属性的文化象征，认为爱情就是现实，爱情就是生活，而实际上他是在一个叫“下野地”的历史舞台上被恶棍玩弄的人性符号。后者必须是人性恶的语码演戏，而实际上他们就是权力意志的绝对象征。这是一种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双重表演，其中每个人的人性因素都是双重的。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与心理之间的再次冲突，而人性本身就是生存活动的实际意义。“下野地”的恶棍们为何会如此放纵，你不得不承认有某种魔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糟糕的是，他们也在设法让人们都丧失理智。董立勃在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中，使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情绪漫延周遭，并通过展示人性的复杂性，把一种压抑已久的文化情绪转嫁给了读者和社会，使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即人是被一种制度驯服的动物，进入人们痛苦思考的视域。

 

　　《白豆》的成功经验，已成为董立勃为读者准备的一顿文化快餐。没过多久，在读者中出现的那种重大震撼消退了，审美创作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力量，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这种不祥后果，源于他仍然保留着那种为通俗读物书写的激情与形式，变得日益明晰而简单，成为大众理性最喜欢的随从，成为心怀被阅期待的文字仪仗队。他的小说越写越想《故事会》里的故事，人性仍然处于心灵世界的彼岸地带，人和死亡边缘的末日审判时的形象，人性目光所凝视的黑暗，产生出不可思议形状已经消散。因此，董立勃心甘情愿老生常谈的“下野地”世界，渐渐变得毫无魅力可言，人性不再凭借奇异的力量从他的内心世界驶向阅读世界了。他不再是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了。他的想象力，曾像一只冲出禁区的沙漠之舟，现在荣耀中停泊下来，无奈地停在好看的通俗故事中。但他觉得留驻就对了，一个作家一生中有一部好作品就足够了，但他没有满足于这一生中的一部好书，有的是重复着编造好看的故事的激情。相反，在作家强调人性、苦难和希望等多元价值观时，充盈着一种书写焦虑和言说困惑的话，应该按自己的叙述智慧和虚构才能，去解读、梳理、书写、编码甚至重造另一种“好看的故事”，不应该被通俗刊物置换成一道毫无艺术元素的文化风景。

 

　　面对新的困惑，刘亮程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化猎手，他成功地尝试由诗歌到散文的转场写作之后，在一片赞美声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所有按照人类的真正理性标准，能写出几篇散文的人都不是头脑空空的人，他们都说着充满智慧的双关语，发表自相矛盾的具有反讽意味的餐桌言论。在刘亮程不可救药的散文里，人与畜的疯傻痴呆应有尽有。记录这些人畜疯态不仅有趣，而且具有审美意义，这是探索真正智慧的一项必要工作。在他的村庄里，每一种疯态都找到了自己适当的表演位置，自己的特殊标记和自己的保护神。天人合一的象征是一个丢驴的浪子，他在人性的注视下多么的闲情逸致。压制的象征是乡间那些被情欲冲昏头脑的带黑把子的驴，其保护神是丘比特，而刘亮程本人就是异化的狗和驴的主宰者。接着排下来的是“新感觉派酒鬼”、“失语的自然之子”、“欲望的植物”、“轻佻呆傻的邻居”。这个无序可视的世界，条理清晰地体现在《一个人的村庄》。在这种“人畜共居的村庄”里，植物的自然欲望，畜类的超然自由，取代了对人的禁闭。

 

　　然而，当刘亮程眼中出现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在写散文时，又滋长了向小说界献媚的好玩之心，用五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虚土》，不夸张地成了散文风格、形式、内容的小说实验地。事实上，这部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人的村庄》的延伸、翻版和摹仿。这一处境决定了他将在小说界处于挪用散文话语，最终难以越超的尴尬地位。他在困境与突破的夹缝中，尽管在转场写作中注意倾听民间语言，突出乡村经典的幽默话语，淡化情节和历史背景，试图进一步扩大阐释空间，促进哲学意义的增殖，但是在这个虚拟村庄的路口，仍没有解决意义滑动和错位的困境。也许有一天，《一个人的村庄》的刘亮程村长对新闻记者抱怨说：“日他哥，咋回事撒？咋这么多想写散文的寄生虫，成群结伙地出现在俺的村庄里，骚扰公共秩序，袭击丢失的黑驴，跟俺邻居的老婆偷情，并在俺家门前大喊大叫，要求文化施舍。”

　　缺乏持续的精神撞击

　　作家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节日、聚会和言谈中，人们从文学作品中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愉悦。在整个西部地区，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陈忠实，人们习惯称他是中国的“马尔克斯”。这是每个后于陈忠实的作家们所争夺的头衔。但在文化圈子内外，陈忠实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曾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出现过各种审美见解，那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抒情时代之后对西部作家是特别友善的。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任何一个局外人无法取代的文化符号，它是未来大写时代现实和幻想突发之间的标志，使巨大的悲剧性转换成为伟大记忆的实验地。西部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地方，经常产生一种荒诞的文化骚动，这是“文化入侵”理性的流动。然而，新的审美要求正在产生，半个世纪以来，在西部产生了大量好作家的同时，西部之外的出版机构和评论权威，对西部作家的作品百般挑剔，一种文化制度的专横手段和出版政策，埋没了很多优秀的西部作家。除路遥、陈忠实、张贤亮、贾平凹、周涛和昌耀之外，包括王刚、董立勃、刘亮程和红柯在内，在这半世纪中有多少笔耕不辍的西部作家受制于这种心理排斥，他们被囚入西部各城市的文联大楼或孤独的书房里，或会被混杂在电影院或敬老院的人群中。

 

　　这种现象在中国西部具有普遍性。绝对地理优势的形成和反文化身份优势的强烈复兴，在西部各地区的一些青年作家中，产生了一种十分尴尬的无名状态，他们与主流意识保持一种自傲的距离，既不参与主流的创作实践，也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直接编码，一种自娱自乐的清高状态，使他们很狂妄地自成一种小社会，喝酒疯玩讲黄段子，满腔怒火地臭骂已获得成功的人，比流氓更流氓。他们不应该忘记，西部文学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曾推动过创建“民族-国家”宏大的现代性叙述的力量，也因此获得过个人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如果说《白鹿原》的成功探索，乃是西部地区宏大的历史语境给予其以无穷的审美意义，那么，新一代西部作家作为一种创生的历史力量，则就是当代现实直接给予他们生存的依据。在西部，有一大批敏感而具有艺术潜力的青年作家，他们天然具有书写巨著的文学能力与成功倾向，不必去向谁献媚，但他们需要持续的精神撞击。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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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魅力与困境，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