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胡文彬说:“王立教授是一位博闻强记、学识淹贯、笃实勤谨的学者。”的确如此，他勤勉笃实的学术作为和坚毅执著的学术追求，着实让许多人为之动容，一如20多年来先生专力开辟中国文学主题学的始终不渝。从现有成果看，他已在近5年南京大学CSSCI核心期刊论文索引中居中国文学类列为第11位学者。王立教授钟情于武侠研究也已良久。而且无论是昔日的武侠“不登大雅之堂”，还是今天的“武侠研究热”，他都矢志不移地关注于这一研究领域，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深广意义。最近，他的《武侠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已出版了，这是继他的《中国文学主题学——江湖侠踪与侠文学》、《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之后又一部关于武侠研究的力著。
　　全书共二十个章节，集作者10余年中国武侠文化研究成果之所成，运用主题学原理，从文学母题的文化内蕴贯通流变角度，将侠文化与民俗、文学主题相结合，分析了二十余种卓有意趣的武侠文学范式，探讨了侠文学及其慕侠习俗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生动而具体地探讨了中国古代侠义精神在民俗传统中的流变、道教仙话、女性观念、饮食文化、武侠文化、江湖侠盗伦理等武侠崇拜民俗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对“侠”这一特殊人群的行为方式、心态及其亚文化观念等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梳理，将文学主题研究延伸到江湖文化心态的总结上。可以说，该专著代表了新世纪伊始中国大陆跨文化跨学科武侠研究、武侠史文化研究的最高成就。具体说来，作为一部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至少具有以下特色:
　　一、持续的主题学研究实践的学术延展。无论是80年代徜徉在抒情文学领域的“十大主题”、“九大意象”，还是90年代漫步在叙事文学、佛经文学，甚或独独对武侠文学的持久留恋，先生始终笃志于中国文学主题学的建构，显示了学术追求的持续性，《通论》就是先生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延伸。尽管该书采用的是一种宽泛的母题内涵，但无论是复仇、动物报恩、赌技服人等“核心单元”，还是兵器、大雕等“催化单元”，这些情节单元都是在结撰武侠故事方面起着“核心聚焦”作用的“主导母题”(leitmotif)，这样，作为一种亚文化概念的“武侠”就很好地被把握住了。同时，主题学的应用研究通常非常注重源头的追溯，《通论》往往跨越一国之疆，将主题置于跨文化的语境加以俯瞰，从中外文学母题相通互动的影响研究角度加以追溯，更深刻地揭示了武侠文化的人类文化内涵，体现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
　　二、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通论》除了以主题学理论贯串全书外，还在各章节具体论述中，有针对性地融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他西方理论等等，立足于追索平民心理中一系列亚文化伦理的渊源，结合侠文学的一个个母题套路对江湖伦理、慕侠民俗进行了有益的挖掘，为武侠研究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通论》最大的特色是将武侠文化研究扩展到文学与宗教文献、小说与佛经故事的影响研究领域，如:文中阐述了佛经文献中野生动物故事的教谕意义，中外比武斗智母题与佛经故事关系，明清通俗小说赌技服人母题佛经文献来源，侠盗采花禁忌的深层人类学内蕴与宗教成因，冯燕母题的佛经文献渊源，以及金庸小说化尸术母题，大雕意象的外来文化渊源等。对武侠研究进行了内涵式与外延式的拓展，有助于找寻新的学术生长点，显示出主题学的活力与相关选题不断延伸拓展的勃勃生气。
　　三、“单位观念史学”的独特叙述架构。所谓“单位观念史学”这个历史研究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具体显现共相。传统的史论著作只着力于探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模式”，抽象概括与申辩的结论不可不谓真理，但同时，也难免读来干巴、枯燥。史论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写呢?《通论》以一种易被接受的结构形式揭示了宏观的规律与模式，带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之外，又成功地展示了特色鲜明、雅俗共赏的形式。武侠因其影响中国文化而具备共性，即他们具有内在统一性，内在地表现了同一主题。同一主题，理一分殊。这些“分”(也就是诸多“现象”)的汇集聚拢，就使得其文化特质更加确切地显现出来。《通论》以几十种意趣盎然的武侠文学母题系列描写为“现象”，贯通以秦汉游侠到明清女侠，乃至新派武侠的从。史传、野史到文学的林林总总的武侠事象。这些具体的“现象”彼此映照、多元互补，使我们走向武侠文化本质。惯常应用的不同母题构成了各自的“单位观念”，摆在那里，从而使文学所体现的文化传承性具体化、形象化，许多道理就不言自明了，许多历史也不理自清了。当然这不只是表层的借鉴与袭用，更重要的是每个母题的构成要素“摆”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摆”法，这是大学问，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而王立教授无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四、丰赡翔实的研究材料。所谓“读经而已，则不足知经”。《通论》为了更好把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分支的侠文学，打破了文学的疆界，将所有结论的提出都建构在包括古至文言小说，今到新武侠文学，中涉正史传记、野史传奇，外及宗教文献、佛经故事的浩如烟海的原始材料上，从这些文献中遴选出带有系列性，本身又说明着小说母题次第勾连的文学史与民俗史的客观实存，并对其进行正确的逻辑分析、判断和概括，新论迭出，而又有理有据。学术研究能够如此融汇古今中外，联系此岸当下而又具有独立的学术品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学术境界。且他十分重视学术规范，对所有的材料，都采用权威的或是通行的版本，比如书中所引大量佛经文献材料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权威版本，并做了详细注明。对借鉴引用他著之处也力求一一详注，使《通论》在学理上具有较为持久的价值。
　　五、向现当代武侠小说的学术延伸。《通论》力求将学术的触角延伸至现当代武侠小说的相关母题，从而实现在传统侠义文学向近现代、当代武侠小说演变过程的具体微观层次上，注重文本细小母题——情节单元古今勾连一个个细小脉络的实证性。其中化尸术母题、大雕意象、复仇母题大量涉及到金庸等新武侠小说，显示出先生与时俱进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自觉。同时这也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有利于以武侠文学的“作品流”为主要意脉，看其一个个具体的分支演变过程，以及与相关文化习俗的关系，实现武侠文化研究的当下理论意义和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
　　除此之外，《通论》行文流畅，阐发深入浅出而又情趣盎然，会给阅读者带来无限的喜悦和惊奇!当然，任何著作的诞生都会给作者和读者留下一点遗憾。《通论》必定也有本文未曾列及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无论如何，《通论》都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专业品位的雅俗共赏的成功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