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萌芽到逐渐生长的时期。同先秦文学一样，此期的文学批评也是不自觉的。文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在创作或阅读的过程中，不免会有一些想法。他们或诉说创作的目的、甘苦，或发表对作品的意见、看法，这些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想法。由于在当时还没有一个独立的载体供发表意见的作者使用，所以他们的想法，或者直接地表现在作品当中，如《诗经》和《楚辞》中都有相关作者所发表的对创作的意见和想法；或者将阅读的意见和对文学创作的想法依附于其他著述当中，形成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局面。因此，此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在分布上是较为广泛的，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献却还没有产生，这也是与早期人文科学门类不清的混沌状态相一致的。
　　由此，先秦文学批评文献便具有了以下几个特征，一、片断性。由于此期尚无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所以有关文学的思想和文学理论，大都是文学创作者或其他人文学者所发表的一些片断性的意见，除儒道两家外，其他各家的文学思想均缺乏系统性，因此文献文献也表现出片断性的特点。二、交叉性。由于此期还没有产生专门的文学批评形式，文学创作本身也处于一个没有完全独立的位置，所以带来了两种情况，一是作家和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包含在其他门类的著述当中，二是文学批评的文献也同时成为其他诸如历史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的文献，这种文献文献的交叉性，是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文献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三、功利性。由于此期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家，而批评史文献又往往依附于其他门类的著作当中，所以此期的文献往往体现出了文献作者的身份特点，即多以政治家、思想家、史家的眼光去看待文学作品，从而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先秦的文学批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
　　先说西周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如众周知，汉字起源甚早，但早期文字如甲骨、金文，多是一些与卜筮、事功相关的内容。从西周开始，随着诗歌这一体制的逐渐成熟，人们也开始对诗歌这一类的文学形式发生兴趣，尽管资料显示，周人对《诗经》并非以一种纯文学的眼光去关注它，但毕竟从对《诗经》的论述中，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学批评的意识。因此，作为文学批评文献的形成，应起自于西周时期。此外，我们上面说过，早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往往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它与其他门类的文化形式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西周时期的不少文学批评文献，它既是文学的，也是艺术的、美学的、哲学的，甚至是历史的。还有一些批评文献，它可能与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往往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对于这部分文献，我们也把它归在文学批评文献里。因为不这样处理，就难以见出文学批评的发展线索和某一理论的来源和思想基础。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对西周时期文学批评文献的选择和判断就相对较宽一些。
　　《周易》经文的卦、爻辞部分约写定于西周初年，可视为最早的有关文学思想的文献之一。《周易》虽为卜筮之书，其中的思维逻辑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伏羲“观物取象”以画八卦，又以卦象象征宇宙及人世，这一卦象的原理，与古人所理解和倡导的诗歌创作的“物感”原理是一致的。此外，《周易》所提倡的“自然之道”对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文学思想也影响甚巨。当然，《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思想有些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还只是一种可资借鉴的间接文献，并非专门论述文学的。而有一些则是直接论述文章写作的，就可视为直接的文学批评史材料。此外，《周易》中的《彖辞》、《象辞》、《文言》，是解释卦辞的，应略晚于经文，其中有些大概写于春秋晚期，在《左传》中曾提到过“易象”，可见这部分内容可能写于春秋末或是战国初年。《系辞》及《说卦》从其内容上看，可能写定的时间较晚，约在战国中后期，有的甚至可能在秦汉时期，这些部分就不能当作周代的文学批评文献。
　　《诗经》的《小雅》及《国风》中的大部分为西周文献，《大雅》多数也为西周文献。在这三部分当中，有不少篇目涉及到了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这些文献，多是作诗者本人对其作诗目的的说明，或是述说作诗的缘由，从中表现出了诗歌与道德风尚、诗歌与社会政治、诗歌所应发挥的社会功用等方面的文学思想。比如《魏风·葛屦》中的诗句“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表明作者写作此诗是为了讽刺女主人的“褊心”；《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表明作者写作此诗是发泄对心上人不理睬自己的怨恨；《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表明作者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君王的昏乱。这些文献，虽是出自诗人自述，但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学意识。
　　《尚书》是一部著述情形颇为复杂的著作。有今古文之分，有真伪之别。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考证，可确定为西周文献、且有文学批评意味的，只有《金縢》一篇，该文记录了周公写作《诗经·鸱鴞》的一些情况，属于本事一类的批评史文献。而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尧典》中的“诗言志”， 在时间上并不为早。因其出自《尧典》，而《尧典》则为战国时的文献。《尚书》中的其他篇目如《皋陶谟》、《大禹谟》、《五子之歌》、《旅獒》、《毕命》等，亦多为战国以后的文献。
　　从上述情况看，现存的西周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尚处于一个萌芽时期，文献不多，且理论性不强。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期，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在此期的文学批评活动增强，理论性也得到提高。这时期比较重要的文献有《左传》、《老子》、《论语》、《墨子》，还有《易传》中的文言等。
　　《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其中的文献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也有部分属于西周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左传》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在春秋时期诸种文献中，属于材料最为丰富的一种，它有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左传》有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诗经》流传过程中“赋诗言志”、观诗知志的一些情况，此外，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诗经》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看法、春秋时期有关审美及对音乐的鉴赏理论等也在该书中有所反映。《左传》所表现出的批评理论带有较明显的儒家色彩。
　　《老子》一书系由老子后学纪录，写定于战国初年。学术界对老子的生平及《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有很多争议，但目前较趋一致的看法仍认为老子乃春秋末期人，年龄大于孔子。多种典籍都曾记载过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事情，此事虽不必尽信，但老子稍前于孔子大致还是不错的。《老子》一书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材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理念和审美的意识，如论述与“道”相关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有无相生”的观念，对后世诗、书、画等文艺领域的创作，带来了极大影响；又论述“涤除玄览”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作家论述创作心理也有启发的作用。应该说，《老子》中的文献，多数虽不是直接的文学批评，但它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论语》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是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的对《诗经》的内容与形式、对西周古乐、对《诗经》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对于诗歌鉴赏的一般原则以及诗的应用诸方面的论述。这些理论较为系统，比起前此的文学批评也更为集中，涉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等广泛的领域，也奠定了儒家文学批评的基础。《论语》一书大约也成书于战国初年，但由于它是孔子言行的纪录，所以其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从文献的角度考察，应属于春秋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
　　《墨子》中的大部分篇目大致也写定于战国初年，小部分篇目约由墨子后学补订完成于战国末期。其中论述到文学艺术方面的篇目虽也完成于战国初年，但反映的却是春秋晚期墨家的文艺观，也属于春秋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墨子出身于庶民阶层，他对文艺的看法带有小生产者节俭的目光和重视实用的功利目的，对于《诗》、《书》、《礼》、《乐》等艺术形式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墨子代表了春秋时期除儒、道两家外，另外一种有特点的文艺思想。
　　战国时期的文学批评，基本沿着春秋时期各家所开辟的路向发展，其中又以儒、道两家文学思想的发展更为明显，《孟子》和《庄子》在《论语》、《老子》的基础上，又加以发挥和补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思想，奠定了此后二千年中国文学批评的两大基础。此外，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传人《荀子》，兼具法、道两家思想的《管子》，以及《易传》中的系辞、《楚辞》等，均或多或少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意见，成为此期文学批评文献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至战国，批评意见及派别增多，文献也较前此更为丰富。
　　《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撰，实际上该书是由战国时期一批学人采拾管仲言行，又附以其他典籍编纂而成，然后托名于管子的。比如郭沫若先生认为该书中的《心术上》、《白心》、《内业》三篇乃道家宋銒、尹文一派的著作。《重令》、《法禁》诸篇则多为法家之言。其他如《轻重》论生产与消费、财政，《度地》论水源，《地员》论土壤，又包含了农家的思想。所以《管子》是一部思想较为驳杂的杂家的著作，由于其编纂者为战国时人，所以虽题为《管子》，实可视作战国初、中期的文献文献，有些篇目甚至是战国晚期才完成的。在《管子》一书中，也有一些论述到文学语言的部分，比如反对“淫辞”、“淫声”，认为可由人的语言体察人的善恶。在《心术》及《内业》篇中，论述了人的心、智与虚静，道与精、气、神，以及音、意、言与道、精、气、神之间的联系等。这些论述虽不是专门论述文学，但其思想与文艺心理学是有关系的。也可视为文学批评史的文献。
　　《孟子》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是战国中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文献。该书依司马迁的说法，是孟子与万章之徒合撰，但内容与文字风格均较统一，孟子本人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孟子》七篇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与《诗经》有关的，孟子在文中有不少引《诗》用《诗》的例子，可从中研究战国时期人们对《诗经》的认识和看法。二是与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有直接关系的，如他论《诗》的“以意逆志”说；三是本非论文学，但又对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如他论交友的“知人论世”说。
　　《庄子》虽与《老子》、《墨子》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一样，对文学艺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庄子》一书中的思想对古代文学艺术及美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庄子》约成书于战国晚期，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及杂篇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庄子的弟子及其后学根据庄子思想进行推衍的。所以对该书的内篇，应视作战国中期的文献，对于外篇和杂篇，则应视作战国晚期的文献。《庄子》一书中的文献，有直接论述到《诗经》、艺术与艺术审美方面的，但更大量的是以一种认识论及审美态度对后世文学艺术、美学产生的影响。比如他论合乎自然之美的“天籁”、“天乐”，论“心斋”、“坐忘”的审美态度，论言意、有无、虚实、形神的辩证关系等，都是以一种哲学思想和审美态度对文艺产生影响。
　　《易传》又称十翼，共十篇，是解释和阐述《周易》卦、爻辞的。其中系辞大约写定于战国中晚期，是此期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之一。
　　《荀子》的大部分篇目是由荀子本人写定，小部分篇目由其弟子辑录或补撰，该书是战国晚期涉及文学批评较多、文献较丰富的一部典籍。荀子本是儒家的继承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作为其中一支的荀子，由于生活在战国晚期，社会情势与孟子之时已大不相同，故他主张性恶论，思想与孟子有较多差异。再加上他的学生李斯、韩非在后世均留有恶名，所以汉代《孟子》列于学官，有博士传授，《荀子》则没有。其原由盖因荀子的思想除传统儒家之外，也兼具法、道两家内容，故而在后世儒者眼中，虽有人说他“大醇小疵”，但批评他的人仍有很多。荀子精通《周易》、《诗经》、《周礼》及《春秋》，传说大毛公也曾亲事荀子，故荀子对周代文化典籍有着深切的体会。他的文艺思想，依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有所发展，比如他提出了文与道的关系，他的《乐论》篇较完整地体现了孔孟之后儒家对诗、乐的整体看法，对汉代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有直接影响。
　　《韩非子》代表了此期法家文学思想的基本文献。法家与墨家、道家一样，均否定文艺，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比如墨家的否定文艺，是因为墨子认为文艺太过奢华，对事功又无用处，所以否定；而道家是认为文艺炫惑人的思想而加以否定；韩非对文学的否定是他认为文艺会妨碍法治，故归为五蠹之一。从《韩非子》中，可以看到法家人物是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
　　此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是《楚辞》，它虽然与《诗经》一样，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在先秦文献匮乏的情况下，它所言及的“发愤以杼情”，与传统的“诗言志”形成鲜明对比，并成为后世与“言志派”相对的“言情派”的开端，就更显得它弥足珍贵了。
　　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近现代以前的学者尚没有将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去进行研究。现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对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也开始着手进行整理辑佚的工作。现知最早的资料整理应属李华卿选编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一书，其中收入先秦时期《论语》（节录）等一批文献，该书１９３４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但由于该书篇幅较小，共选入先秦至近代文论７５篇，且只有十万字，故而对先秦文献只有微不足道的涉足。其后约在１９３６年，正中书局出版王焕镳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选篇由《毛诗序》开始，对先秦文献未有涉及。有广泛影响的许文雨的《文论讲疏》，也始于《论衡》，未收先秦文献。建国以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的整理才真正开始有了大的起色。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册，起于先秦，止于清代。1979年，为适应高校教学的需要，此书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郭绍虞先生又对之进行了增订，分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出版。四卷本的第一册，较系统地搜集整理了一批先秦文学批评史的文献。一卷本和四卷本相比，少了附录的部分，正文资料也较四卷本少。此后各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其他一些古代文论通编一类的选本，先秦文献是其中较重要的一部分。但从份量上讲，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少康、卢永璘等编辑的《先秦两汉文论选》，内容较前此各种编本均更翔实，选入的文献更丰富，可供专业人士使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库一类的资料正在整理出版当中，其中包括分专题编辑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１５种（徐中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诗话全编》（吴文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目前已出宋、明两代）、《中华文艺理论集成》（饶芃子主编，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叶朗主编，待出）等，这些大型的资料汇编中均含有先秦文献，它们的整理出版，将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建设，也将极大地方便不同层次读者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