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与《薤露》一样，也是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用为挽歌的旧调。“蒿里”本为地名，在泰山南面，中国古代有人死灵魂归于蒿里的传说。蒿里作为冥府幽都的地位，后世为四川之丰都取代，所以现在就罕为人知了。然而，至少在唐代，民间传说中主管鬼魂的还是泰山府君而不是丰都的十殿阎王。这可以晚唐小说集《纂异记》中的一篇《浮梁张令》为证。李玫的这篇讽刺小说，写浮梁县令张某因贪酷致富，在任满赴京调选途中遇一黄衫人，疑为宦官手下为宫中罗致珍奇花鸟的“弋罗使”之流，因而进酒置肴以市恩。不料黄衫人为冥府捕送鬼魂的阴吏，且其死籍上高居第一名的就是这“前浮梁县令张某”。黄衫人感激张令的酒肴，教他去华山西岳庙贿赂华山府君金天王以免死的方法。张令依言，果得延寿五年，但这贪酷成性的张令事成后竟企图将许给金天王的二十万纸钱赖掉，终于仍旧暴亡。文中黄衫人向张令介绍自己的任务时说道：“泰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捕送耳。”可见那时人们还认为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是在泰山。

　　《蒿里》与《薤露》虽然同为挽歌曲调，但彼此又有区别。《薤露》是王公贵族出殡时所用，《蒿里》则用于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两相配合。据说唱时由一人领唱，数千人和而歌之，场面是相当悲壮的。曹操用王公贵族出殡的挽歌《薤露》作诗来悼念汉室之倾覆，又以庶人出殡时用的《蒿里》作了一首诗歌来抒发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的悲哀，与那两个旧调的原意仍相联系，思虑甚周。

　　从《蒿里行》所叙的历史事实看，它与《薤露行》也是相继相承，关系密切的。相对于《薤露行》写朝廷发生的事变，它所叙述的是同时及稍后关东联军之间的纠葛及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祸。

　　初平元年（190），函谷关以东的各郡守牧，纷纷发兵讨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董卓。联军公推最得人望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进军洛阳，匡扶汉室。当时，在陈留招募了五千兵卒的曹操也踊跃加入了讨卓联军。

　　大军云集，本当挟雷霆万钧之势戮力共进，奋力一击，然而身为盟主的袁绍却怀有私心，迟疑不进，上行下效，其他诸州军马也驻足观望，造成“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三国志·武帝记》）的局面。曹操曾愤慨地责备诸将帅说：“我们的大军是因忠义而发动的，现在却迟疑不前，令天下人大失所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但诸人各怀异心，无动于衷。不久，联军内部的刘岱和桥瑁，公孙瓒和韩馥就互相火并，自相残杀起来，一度声势浩大的讨卓联盟就此虎头蛇尾地分崩瓦解。袁绍与韩馥曾企图废掉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袁绍的从弟袁术数年后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则干脆自立为帝。讨伐董卓演变为内部的自相攻伐，匡扶汉室变化成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关东广大地区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使本来没有遭受董卓之祸的更多百姓陷入了腥风血雨、惨极人寰的战乱之中。

　　曹操的《蒿里行》即概括地描写了发生在关东的这一场浩劫：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以四句为一段，共分四段，形式十分整齐。第一段概括当时形势，借用周武王伐商纣的典故，表示关东兴兵是为了讨伐倒行逆施的董卓。“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是武王伐纣时会合八百诸侯的所在。第二段写义军内部貌合神离，由观望不前而终于自相戕残的情形。第三段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描写了义军瓦解后诸侯割据，连年征战，殃及百姓的情景。第四段则着重描写上段末句“万姓以死亡”的具体状况，最后归结到诗人作此诗时的悲痛心情。全诗遣词质朴，不事雕绘，而感情真挚深沉，悲天悯人，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雄阔远大的气象。

　　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曹操作为一代奸雄已是少长皆知的定论。戏剧舞台上许多优秀艺人的生动表演，更使曹操大白脸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读了这一首《蒿里行》，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当有一个更加真切近实的了解。正如明人谭元春《古诗归》中对此诗的批语所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这首《蒿里行》与《薤露行》相互配合，从朝野两个角度具体描写了发生在汉末的历史大事，因而明人钟惺誉之为“汉末实录”、“诗史”。在杜甫之前，曹操是第一个以其诗被誉为“诗史”的诗人。

　　《蒿里行》和《薤露行》还开创了以乐府旧调来谱写时事的新体裁。由于曹操的倡导，建安诗人相继仿效，这一体式流行一时，到唐代进而发为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及元、白的新乐府运动。曹操在诗歌史上的这一创举也是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