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女作家的大量涌现，在创作的数量和艺术质量上，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同年龄、阅历的女作家在各个阶段和各种文学思潮中都有不同凡响的作品问世，使女作家的创作成为80年代文学的重要构成。性别(“女作家”)被作为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现象的一种方式，与文学创作的历史状况有关。如有的批评家指出的，本世纪中国文坛出现了女作家创作的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一次就是80年代(注：参见李子云《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987年第6期。)。“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白薇、罗淑，以及稍后的丁玲、苏雪林等，她们在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启蒙思潮中，以文学形式的写作，参与“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社会运动。这种写作，不仅缘于女性“发现”自己的需要，还由于“妇女解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关注，而她们的创作也受到知识界中推动革新的力量的支持和提携。不过，正因为女作家的创作主要是在“社会运动”的参与上被关注，伴随着启蒙运动遇到挫折，以及社会重心从文化向着政治的转移，这种以“自身”作为对象的女作家写作，也发生消退与分化。实际上，在三四十年代，活跃于文坛上的女作家，仅有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不多的几人。50到70年代，这一情况得到继续，较有成绩的女作家，只有杨沫、茹志鹃、草明、刘真、菡子等不多的几位。80年代女作家的大量涌现，便成为一种对比。这个情况，主要得益于整个社会和文学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上“女性性别”的重新发现，和文学创作题材、风格的“开放”趋势，破除了女作家进入文学写作领域的若干障碍。不过，当代中国大陆女性特殊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工作和社会地位上与男性的不平等状况的缩小，和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削弱——也有助于女性进入文学领域。“写作”对于女性而言，不再是特殊的、需要加以保护的权利。
　　80年代的女作家如果从年龄(自然年龄和文学年龄)上看，可以区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一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已经知名，或已届中年而在“文革”后才表现了创作活力的作家。前者有杨绛、韦君宜、宗璞、茹志鹃、郑敏、陈敬容、黄宗英，后者则有张洁、谌容、戴厚英、戴晴、程乃珊、航鹰、叶文玲、凌力、霍达。戴厚英(注：戴厚英(1938-1996)，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空谷足音》、《脑裂》，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出版于1980年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它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反思当代政治对人性的压抑，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对这部作品的争论，是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关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组成部分。
　　80年代女作家的另一部分，是所谓“知青”作家的一群。她们大多出生于50年代前期，经历过“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如王安忆、竹林、乔雪竹、陆星儿、舒婷、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翟永明、唐敏、黄蓓佳、徐小斌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刘索拉、残雪、蒋子丹等，与她们年龄相仿。张抗抗(注：张抗抗，1950年生于浙江杭州。主要作品集有《夏》、《张抗抗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朱丹》、《情爱画廊》。)“文革”期间，作为“知青”在黑龙江的北大荒农场生活八年。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夏》、《红罂粟》，长篇《隐形伴侣》、《情爱画廊》。她的许多小说，有着“知青”生活的背景，另外的作品，如《夏》、《北极光》，讨论了女性的生活位置和独立意识的问题。张辛欣(注：张辛欣，1953年生于南京。在北京度过童年。“文革”中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劳动过，服过兵役，又在医院中当过护士。1979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并开始发表小说。)在80年代的小说，大多与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女性的自我反思有关。在叙事方法上，虽然并不执意追求“现代技巧”，但一些评论认为，她的小说(《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传达了现代都市人“主体”失落、离散的惶惑和焦虑。在张辛欣另外的一组小说中，青年知识女性的人格独立、事业上的抱负，与女性对家庭、婚姻等传统义务的冲突，被集中提出，这些作品触及到“现代女性”的心理矛盾，和“悖论式”的生活处境。从表面看，作为夫妻的男画家与女导演都处在“同一地平线”，而女主人公却深刻意识到不平等：如果顽强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就难免淡化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的角色而不被接受；如果只扮演贤妻良母的形象，就失去与“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的条件而“仍会失去他”(《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女校对员在奋斗的挫折中，最终放弃对事业的争取，认同于“传统家庭”的女性地位。但内心冲突并未止息，只好不时拿少年时代的脆弱的梦，来抚慰、解脱对生活平庸、乏味的尖锐感觉。在这些小说中，“觉醒女性”的根本性困惑在于，她们仍然找不到真实、可靠的“归宿”——困境不止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女性自身(《最后的停泊地》)。
　　女作家的另一构成，是出生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以后的更年轻的作家。单纯的年龄上的差别，自然不能成为类型划分的依据，但她们的创作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观念和方式上，确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她们有方方、池莉、张欣、毕淑敏、徐小斌、迟子建等。大多在80年代就已开始发表作品，但到80-90年代之交才受到重视；而陈染、林白、海男、徐坤、须兰，则在90年代的文学界引起注意。
　　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女性”群体的面目出现。在读者和批评家看来，女作家的创作与男作家并无明显差别。她们同样参与了对“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潮流的营造，一起被称为“朦胧诗人”或“知青作家”。女作家的创作，并没有刻意追求与“女性”身份相适应的独特性。将女作家的性别身份与她们的创作联结起来，寻求两者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女作家创作”甚而“女性文学”的概念，发生在80年代中期。这与一些批评家(尤其是女性批评家)在当时所作的描述有关(注：李子云、吴黛英、乐黛云等。李子云的《净化人的心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一书，专门讨论“新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从“女作家”角度提出创作问题。其他提出“女性文学”的文章有，吴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漫谈》(兰州《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女性世界与女性文学》(北京《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等。)。
　　在8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趋向。一方面，由于50至70年代对“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观念的强调，社会状况和文学表达都普遍地忽视、遮蔽男女性别差异，使女性参与写作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同时女作家的创作在题材处理和风格表达上的“非性别化”倾向，一般会受到鼓励；而女作家们大多也热衷于写作“重大”社会题材的作品，崇尚“宏大”的风格。但是，另一方面，在80年代的整个文化心理上，出于对激进文化的反拨，则存在着某种向“传统”文化的潜在倾斜与“退却”的倾向。表现在性别上，则是“女性”身份的重新发现，即一种“常识”性(而实际上是颇为“传统”)的关于女性的文化想像和要求的出现。纯净、抒情、细腻等习惯上被认为属于“女性”的特有风格，得到一些批评家和读者的欢迎，也在一部分女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体现。这样，在8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主要是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悖论”式的情境；女作家被读者认可和欢迎的“女性化”风格是她们的优势，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经历又促使她们“超越”这种性别的特征。这一情境，既是女作家创作的矛盾，也是她们创作活力的部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