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称或被称的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很多的“潮流之外”的作家之一。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他的情感、心智所沉淀的记忆。这种独立姿态的确立，为他比较丰厚的艺术“储备”所支持。他虽然被一些批评家当作“寻根”作家谈论，但那只是作品的意绪符合对于“寻根”的某种理论归纳。
　　汪曾祺(注：汪曾祺(1920-1997)。他的作品集，除1948年的《邂逅集》外，80年代后出版的主要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汪曾祺文集》、《矮纸集》等。)出生在江苏高邮的士绅之家。1939年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当时，沈从文在该校任教授，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这一期间所阅读的弗吉尼亚·伍尔芙、阿索林、纪德、普鲁斯特等的翻译作品，也在他40年代的创作中留下痕迹；这些作品(《复仇》等)收入《邂逅集》(1948)中。1958年汪曾祺成为右派分子，后到张家口地区劳动。60年代初任北京京剧团编剧，发表《羊舍一夕》等小说，编写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80年代以后进入他的小说创作高潮期。和当代大多数小说家不同，他不涉足中长篇，从未试验全景式或“史诗”性的巨构。“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他的短篇，大多取材家乡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也有的写到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注：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收获》(上海)1986年第2期。)；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作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注：在40年代，废名、沈从文、周作人、芦焚等，都批评了“戏剧化小说”对生活进行人为的结构，将社会人生波澜化，而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这期间，汪曾祺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有关情况，参见钱理群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及该资料集《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