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艾青把他的一本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与此同时，流沙河、梁南也写了题为《归来》和《归来的时刻》的诗。“归来”，在这个期间，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诗歌主题。这里称为“归来”(或“复出”)的诗人的，主要有这样几部分：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诗人，如艾青、公木、吕剑、苏金伞、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周良沛、孙静轩、高平、胡昭、梁南、林希等；在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罹难者，如牛汉、绿原、曾卓、冀汸、鲁藜、彭燕郊、罗洛、胡征等；因与政治有关的艺术观念，在50年代陆续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陈敬容、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穆旦、蔡其矫等(注：穆旦1994年2月参加抗日的中国远征军，先在杜聿明的司令部任随军翻译，后到207师，并随军赴缅甸战场，亲历了野人山的战役。1958年底，宣布他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见《穆旦诗全集》中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穆旦在1977年2月去世，并未参与“归来”主题的写作。“九叶”诗派中的唐祈和唐湜，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
　　　上述诗人在时隔二十年后的70年代末“归来”时，在一段时间里，纷纷把生活道路的挫折、磨难所获得的体验，投射在他们的诗作中。他们追忆着“翅膀被打伤”的那“致命的一击”，以及“跌落在荒野里”的“颤抖”(吕剑《赠友人》)，也为终于“活着从远方归来”而欣幸(流沙河《归来》)。这些“天庭的流浪儿”(林希《流星》)，由于长时间沉落在社会底层，或处于“弃民”的社会地位，这加深了对于历史、人生的体验的深度，也使他们多少与六七十年代的诗风保持了距离。其中有些人，长时间脱离艺术实践，要重建曾经有过的敏锐的感觉和灵动的想像已有困难，但也使他们比起另一些诗人来，较容易在创作中呈现新的面貌。他们这个时期的创作，把他们所认为的历史“断裂”和“承续”，融入个人的生命形态中，并且试图重续他们曾被阻断的社会理想、美学理想和诗歌方式。相近的追求，使他们这期间的诗，呈现一些共同特征。诸如个人心理情绪的“自白”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持和以感情的直接抒写的诗歌表达方式。(注：《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谢冕编并作序)，是“归来”诗人的这一诗歌主题的选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艾青(注：艾青1910年生于浙江金华县畈田蒋村，1996年5月逝世。1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出版了《艾青全集》。)在成为右派后的1958年起，先后到黑龙江农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1961年，摘去右派的“帽子”。但在“文革”中又受到打击。时隔二十余年之后，重获写作和发表作品权利。1978年4月30日，在《文汇报》(上海)发表他“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由于他在诗歌界的“旗帜”的影响，这被看成是诗歌“复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80年代，出版的诗集(不包括旧作的重编重印)有《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比起50年代前期来，他的创作取得显著进展。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有所破除，艺术方法的选择也有了较为开阔的空间。他的诗，表现了一种饱经忧患而洞察世情人生的姿态，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炼。这个时期的不少短诗，如《鱼化石》，《失去的岁月》，《关于眼睛》，《盆景》，《互相被发现》等，都有着平易、质朴的诗歌方式，从中透露了坎坷的人生经历的感悟，有一种豁达，但也有沉痛。不过，艾青显然不满足于主要写个人的经历。和一些“复出”的诗人不同，他绝少直接表现个人二十年间的状况和纯属有关个人遭遇的情感。这为诗人设定的诗歌标准和诗人身份所决定。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诗并不完全切合归来者诗歌普遍存在的“自白”的特征。概括一个激荡的时代，对历史给予评说，一直是他难以忘怀的抱负。三四十年代的《向太阳》、《火把》、《时代》和发表于1957年的长诗《在智利海岬上》等，都表现了他写作概括时代的“大诗”的宏愿。这回，他写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面向海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长诗。他要从纵深的历史时间和开阔的空间范围上，来把握民族、以至人类的历史过程，提出由生命过程所感悟的历史哲学。其中的《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发表后也获得极高的赞誉。不过，这些作品，受囿于他的已显露缺陷的思想视野和情感方式，他的创作理想实际上并没有能实现。
　　　在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注：参见艾青《诗论》(1941年桂林三户图书社初版，此后陆续由不同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现在常见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和1980年的版本。另见《艾青全集》第3卷)，《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以及《时代》、《礁石》、《黄鸟》、《蝉的歌》等作品。)，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他反复宣言：诗人“是一切时代的智慧之标志”，他“给一切以生命”，“给一切以性格”；“他们要审判一切，——连那些平时审判别人的也要受他们的审判”；“作者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它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对于诗人的社会地位、职责和他们对世界在阐释和表达上的独立权利的这种理解，在现代社会政治格局中，自然会引发严重的冲突。这种“个人和时代相抵触、‘天才’和‘世俗’相对立的情绪”，导致他在当代，必然地会“沦入”“一个难以想像的深渊”(注：冯至《论艾青的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虽然“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礁石》)——他正是以这样的“形象”，来维护在当代被极大削弱的独立的诗歌精神的。艾青在“文革”后的写作，继续了对这一诗歌立场的坚持。但是，当这种独立写作的想像得以某种程度的实现之后，诗人的创造力，他的精神的强度，他与世界所建立的联系的独特程度，他对于生命和语言的敏感，……这一切便构成更严峻的考验。对于艾青来说，也不能例外。他取得了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按照曾卓的说法，绿原(1922-)(注：绿原(1922-)，湖北黄陂人。40年代初开始文学写作。1955年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迫害。除诗歌创作外，有《德国的浪漫派》(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等译作多种。)的生活道路充满坎坷，没有什么浪漫色彩和玫瑰的芬芳。30年代末读高中时，就有不断的流亡生活，直到40年代后期。50年代又因胡风事件，受到迫害。这使他的诗有冷峻的意味。80年代，他将自己的作品，以《人之诗》的名字，分正集和续编出版。这两部选集，除选入40年代几个诗集(《又一个起点》、《集合》等)的部分作品外，还有少量“喑哑”日子里留下的篇章和“复出”后的新作。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于受难的日子的那几首诗，如《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等。20世纪的这个哥伦布，“形锁骨立，蓬首垢面”，他的“圣玛利亚”不是一只船，而是监狱的四堵苍黄的墙壁；他的“发现一个新大陆”的坚贞信念，不过是等待着“时间老人”的“公正”判决。这种自况，无意间勾画了现代人普遍性的悲剧的历史处境。他80年代中期写的《西德拾穗录》、《酸葡萄集》等，也受到好评。
　　　曾卓(注：曾卓(1922-)湖北黄陂人。40年代出版有诗集《门》。50年代因胡风事件受到迫害。“文革”后出版的诗集有《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以及散文集《美的寻求者》、《听笛人手记》等。)第一阶段的诗，写在1944年以前。此后有相当长时间没有写什么作品。1955年的胡风事件发生被囚禁后，诗是一种缓解孤独折磨和痛苦煎熬的方式，因而有很多的在劳累、饥渴中对于温暖和慰藉的想像。正如牛汉所说，“他的诗即使是遍体鳞伤，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注：《一个钟情的人》，《文汇》月刊(上海)1983年第3期。)。写于60和70年代的《有赠》、《悬崖边的树》，被评论者所经常征引；那孤独站在悬岩上，“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的树，被作为“当代”受难者的姿态和心境的象征。
　　　黄永玉(注：黄永玉(1924-)，湖南凤凰人。五六十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80年代出版的诗集有《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他的随笔集有《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芥末居杂记》等。)在“当代”的一段时间里，主要以画家身份出现(虽说他40年代也发表过一些诗)。不过，80年代以来，他的活动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却是他的文字写作：他的诗和笔记体的随笔。诗大多写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其“方法”和风格，表现为不同的趋向。有的时候，他运用画家捕捉对象形态的敏感，在简洁的具象描述中来传达诗人的情感。这主要体现在写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那组作品(《天安门即事》)中。另一些时候，他则用概括性的词语和对比性的意象(如“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来强化对令人颤栗的“那种时候”的荒谬性的揭发。在抒情风格上，则表现为嘲讽的和温情的不同的展开。《我认识的少女已经死了》、《献给妻子们》等，呈现的是真挚的柔情。与此并存的，是用素描的笔法，有时是谣曲的体式，把当代的制造灾难者，出卖友朋的告密者，阿谀奉承的“马屁客”，作为刻画的对象。《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擦粉的老太婆笑了》、《混蛋已经成熟》等的嘲讽，表现了诗人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胜利姿态，也透露对现实的不无隐忧的思考。
　　　
　　　公刘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经历和家庭接连发生的变故(注：妻子弃他而去，留下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又被遣送到山西等地“劳动改造”，只好将女儿托付老母抚养。“文革”期间再次受迫害，父母经受不了反复打击，相继亡故。1978年起出版的诗集有：《尹灵芝》、《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南船北马》等。)，使他“归来”后的诗，离开了50年代的清新明快，成了火一样的激情的喷发。对此，他有这样的陈述：“过去了的三十年，竟有多一半的时间我被驱赶于流沙之中；生命为大饥渴所折磨，喑哑了”；但是，“流沙覆盖着的下层依旧有沃土膏壤”，多情而有义的歌声“并未弃我而去”，“只是由于缺乏活命的水，连它也变成火了”(注：公刘《离离原上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为灵魂辩护》、《竹问》、《寄冥》、《哦，大森林》、《刑场》、《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关于〈摩西十戒〉》、《解剖》、《乾陵秋风歌》等，都直面严峻的现实和历史问题，直接在诗中表达他对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民主与法制、诗与政治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在诗中进行社会批判，是这个阶段的诗歌潮流。公刘的讨论和批判，由于建立在对自己的灵魂观照反省的基础上，使诗具有坦诚的动人素质。他这个阶段的诗的情感基调，是痛苦的冷峻。饱经挫折，并未使他走向心境澄澈的冷静，也未曾尝试以幽默、嘲讽来缓解痛苦和愤激。他常以设问为核心的大量的排比句式，来构成“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尽管他的视点与现实政治问题过于靠近，而为了获得情感的酣畅表达又使诗缺乏控制。但是，有一部分诗，复杂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情感，因奇特的想像而转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诗歌意象。如构思于“文革”后期的短诗《家乡》、《皱纹》、《象形文字》，以及《绳子》、《空气和煤气》等。最重要的是，他的写作真诚地实践了他一再申明的诗歌准则：“没有灵魂的诗是诗的赝品。”
　　　
　　　邵燕祥在80年代出版了十余部诗集(注：如《献给历史的情歌》、《含笑向70年代告别》、《在远方》、《为青春作证》、《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岁月与酒》、《也有快乐，也有忧愁》等。)，大多是新作，也有的是自50年代以来的诗选。1994年出版的《邵燕祥诗选》，为作者自己编选的“大半生诗稿的一个选本”：它们“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注：《邵燕祥诗选？序》，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4年版。)。邵燕祥的诗，有情感体验中细致幽微的一面。诗中有南国的“微凉的雨”，山间深谷无可捉摸的回声，有早春黎明难以追寻的迷惘，有夜雨中芭蕉矜持的沉默。长篇组诗《五十弦》对于人生的情感的“碎片”，有一种“古典”式的温婉和痛楚的诉说。但是，对于有着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和不容折衷的正义感的邵燕祥来说，他“复出”后的大多数作品，也大多面对现实问题，在情绪基调上也是激愤而炽热的。这承续的是他50年代的青春的诗情，尤其是《贾桂香》的那种社会批判的立场。《愤怒的蟋蟀》一诗，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况：这不是在窗下鸣琴，在阶前鼓瑟的“快乐的蟋蟀”，不是在灯阴绷线，织半夜冷露的“悲哀的蟋蟀”，而是五百年前那个“苦孩子的魂”，为了救人，为了补过而化成的“愤怒的蟋蟀”；它，因愤怒而忘了纺织，忘了唱歌，因愤怒而张翅，而伸须，而凝神，而抖索，而跳起角逐，而叮住不放。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的取材倾向，尖锐的论辩色彩，是他“复出”后最初一批作品(《中国又有了诗歌》、《历史的耻辱柱》、《关于比喻》、《诚实人的谎话》、《我们有行乞的习惯吗》等)的特征。随后，这种社会性主题转向蕴含丰富历史内涵的长诗写作，发表了《我是谁》、《长城》、《走遍大地》、《与英雄碑论英雄》等十三首抒情长诗。50年代开启的民族物质和精神的现代化追求，是这些诗的主题。与50年代不同的是，它们中不仅有“结成盐粒的汗珠”，而且更有历史沧桑的“泪滴”。读者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的深刻印象，也许主要不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现象的一些智慧的评说，而是其中表现的精神人格，对生活不苟且的正直秉性和维护思想情感独立性所作的努力。大概意识到诗在承担对社会的这种发言上的困难(当然也可能会遇到诗歌本身问题的困扰)，邵燕祥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力量放在杂文、随笔的写作上。他找到更适合于他的介入社会和人生的文学方式。
　　　
　　　流沙河在1957年因写作散文诗《草木篇》和编辑诗刊《星星》而获罪，并被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遣送原籍(四川金堂县)劳动改造(注：《流沙河诗集？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谈到，40年代，流沙河父余营成是四川金堂县政府军事科长。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刑。流沙河的《草木篇》，被认为是出于“杀父之仇”而对新社会的攻击。70年代末“复出”后出版的诗集，还有《故园别》、《游踪》等。一段时间，致力于诗歌理论和台湾现代诗的评介工作，著有《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当了十多年的拉大锯、钉木箱的“体力劳动者”。重新写作的最初作品，多表达对这段岁月的伤感，青春年华再也无法追回的失落。有一些诗(《情诗六首》，《梦西安》，《蝶》)，记录在遭难时得到的情感慰藉，写得委婉、细密；情感上混合着苦涩、凄清和甜蜜。另一些作品，则是诙谐谣曲的体制(《故园九咏》等)，以调侃、揶揄、自嘲的语调，写贫贱夫妻的恩爱，相依父子的苦中作乐，被迫焚书的无言之痛……在可以体会到的悲愤和对环境的抨击中，又有普通人可资慰藉的温暖情意，有对自己的懦弱的自责和无力主宰自身命运时的自持与自尊。80年代中期以后，流沙河的诗作渐少。
　　　在八九十年代，写作值得注意的诗作的中老年诗人，还有辛笛、唐湜、唐祈、陈敬容、杜运燮、冀汸、鲁黎、吕剑、苏金伞、白桦、梁南、孙静轩、刘湛秋、任洪渊、赵恺等。“复出”诗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执著而稳定的思想艺术基点和毕竟是为时已晚的“归来”，使他们的创作在一个时刻闪射了动人的光彩，同时又成为“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艾青：《致亡友丹娜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