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许多作家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普遍认为自己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艺术生命的“春天”的时机已经到来。基于这一估计，当时有中国作家“盛况空前”的“五世同堂”的大团圆式描述(注：1979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盛况空前的“五世同堂”，是对当时文艺界的普遍性描述。参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实际上，既然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已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作家也必然面对着选择和被选择。除了自然年龄上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原因的分化和更替。因而，在80年代，也出现了如四五十年代之交作家大规模分化和重组的现象。不同的是，在80年代，这种重组，主要不是通过政治权力机制，更多(政治权力对作家的选择，也仍在继续)是通过社会需求(读者和“市场”的选择)的方式进行。在50年代中期到“文革”发生前夕的这段时间，被当时的文学界所肯定、表彰的作家，除个别的例外，在“新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力已难以为继。他们中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然仍不断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他们在80年代的新作，虽然得到一些批评家的赞赏，甚且获得各种文学奖(注：在80年代，曲波出版了长篇《山呼海啸》、《桥隆飙》，杨沫出版了长篇《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欧阳山出版了“一代风流”的第三、四、五卷，刘白羽有长篇《地球的红飘带》，浩然等也仍在继续写作。魏巍的长篇《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李准的长篇《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也无法改变被取代的命运。
　　　80年代(尤其是前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的作家(其中大部分在“反右派运动”中受难)。他们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这包括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王蒙、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公刘、昌耀等。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觉是，在“文革”中，大多数作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是激进文化路线的受害者，因而也都存在“复出”与“归来”的事实。其实这里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仅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认为自己是“非正常”的历史境遇的蒙冤者；而50年代就被放逐的作家，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正常”社会中，因自身过失而受到必要惩罚的“弃民”。这种差别，在作家的心理上，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意识”上，会留下不同的印记。“放逐”，对这些作家来说，不只是指社会生活，而且也指被隔离于主流文学界之外(他们的受难，实际上与他们在文学观上的歧见有关)。相当一段时间被迫辍笔，自然会给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产生损害，但也使他们的重新写作，能与“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或者说，“复活”五六十年代被压抑的文学革新，而在题材、艺术方法和风格上获得较为开阔的创造空间。
　　　80年代文学的另一重要力量，是“知青作家”的一群。“知识青年”这一常用词，在七八十年代，成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在60年代初，尤其是“文革”中的1968年底开始，大批城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注：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或自愿、或被迫到乡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去“插队落户”，这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知青插队的地区，一般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特别是新疆、晋北、陕北、云贵、海南岛的农村和山区，以及内蒙草原、东北北大荒等。许多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对象的身份上急遽改变，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变迁。个人在这样的境遇下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为求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一些人从这样的生活基点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作为经验和情感记忆，成为日后写作的动机和材料。事实上，一些人在“文革”期间便开始文学写作：有的表现了“异端”特征而处于“地下”状态，有的则靠拢当时的文学潮流，作品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在80年代，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主要有：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等，虽说同样具有“知青”身份和经历，但文学界一般不把他们称为“知青作家”(或“知青诗人”)，也不把他们的诗放在“知青文学”上讨论。这种不同的处理，应该与诗、小说的题材状况和不同的写作方式有关。“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的称谓，虽然能有效地表明80年代作家的身份和创作的总体特征，但也有可能模糊不同作家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差别和逐渐显明的分化。因而，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从时间上说更是如此。
　　　在80年代，除了上述的两大“作家群”之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开始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是张洁、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等。女作家在80年代的大批出现，也受到人们的注意，被认为是继“五四”之后中国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到了80年代中期，“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其创作活力已明显减弱。准确地说，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观念的变化，使一些作家暴露出在当代形成的写作方式和文化准备的严重缺陷。当然，有的作家在作出调整，超越“复出”与“知青”的题材、主题模式，表现了持续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更年轻的、或在80年代中期才进入“文学界”的作家，则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在诗、小说等方面，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残雪、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孙甘露、北村、刘恒、方方等的写作，构成80年代后期小说的最重要“风景”，而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也蔚为大观。海子、骆一禾、西川、翟永明、于坚、陈东东、周伦佑、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等，已写出他们最初的、已显出其艺术品格的诗作。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相比，这些作家普遍经受高等教育，生活经验、文化素养、阅读范围，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当然，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五六十年代那些受到举荐的作家，是以他们的写作来阐释、印证统一“总体性”观念，而对8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而言，文学是“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所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