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外文化采取的是有高度选择性的方针。“文革”期间，则实行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政策，并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采取奇特的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注：“文革”中对待鲁迅的著作，对待《水浒》、《红楼梦》等名著，以及开展的“评法批儒”的活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如1974年，由著名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北京)出版的《〈论语〉批注》，对《论语》“学而第一”的阐释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见该书第2页。)“文革”之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都要求实施开放的政策。从80年代初开始，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锁之后，出现了本世纪不多见的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而“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变革，与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冲突、融会有直接关系。
　　　在70年代末，思想文化界对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文学著作的翻译、介绍，最初是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19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60年代前期，一些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供“参考”或供“批判”的理论和文学著作，也大都重印发行，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专门发表外国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的刊物激增。在五六十年代，这类刊物只有《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一种。80年代以来，除了老资格的《世界文学》外，又陆续创办了《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译海》、《外国小说》、《苏联文学》、《俄苏文学》、《日本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刊物(注：在80年代初，以《俄苏文学》为刊名的杂志，就有分别在北京、武汉、山东出版的几种。)。许多出版社都出版文学译本，此外又成立了专门的外国文学出版机构，如外国文学出版社(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在80年代，文化界的译介重点，特别转移到20世纪的西方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面，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派文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从30年代起，左翼文学界对“现代派”文学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5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成为排斥、批判的对象，相应的译介工作也基本停止；读者和作家存在了解的急迫心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历了“文革”的生活体验的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方法，产生了内在响应的心理基础，也明白改变中国当代文学落后状况，开拓文学探索空间在文化准备上的紧迫性。(注：冯骥才在1982年3月写给李陀的信中说，“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见到，就请赶紧去找行健要一本看。我听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
　　　在80年代许多作家、读者的理解中，西方的“现代派”是涵盖面宽泛的概念。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70年代的，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名目的文学，都囊括在内。当时热销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四卷八册，袁可嘉主编)的编选，正体现了这样的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现代派”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从1978年到1982年间，全国主要报刊登载的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约有四百余篇。各刊物刊出、各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很快便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外国文学和上海译文两家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是有影响的书系。另外，外国文学出版社还编译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专辑，除作家(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明威、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萨特、川端康成等)的专集外，尚有“流派”(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专集。西方20世纪文论，以及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成果的译介，也受到文学界的热情关注；弗洛依德心理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新批评、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都逐一得到介绍，并在中国80年代的文学发展中留下深刻痕迹。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学术文库”，是八九十年代在文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翻译丛书。文学界对“现代派”的热情，引发了80年代初的有关“现代派”评价问题的论争。(注：关于“现代派文学”论争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何望贤编选，内部发行)。除收入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外，还附有“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讨论文章目录索引(1978-1982)”。该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在文艺战线，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批评和抵制试图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移植到我国来，以表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为主题，按照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品。”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所涉及的另一主要对象，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
　　　除了西方学术文化成果的介绍引进以外，在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工作，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这是“新时期”文学创造的另一方面“资源”的“发掘”。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忽视或被湮没的作家、流派，在文学观念的重大调整中，经由一些学者的阐发而确立其文学史地位(注：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大陆研究界产生很大反响。如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并相当直接地汇入这一时期文学创造中。这包括二三十年代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诗歌，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沈从文、老舍、废名、萧乾、朱光潜、李健吾等的“京派”作家的创作和文论，钱钟书、张爱玲、师陀等的“孤岛文学”，路翎等的“七月派”小说，以及穆旦、郑敏、杜运燮等“九叶”诗人创作。对于那些似有“定论”的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等的认识、评价，在80年代，也发生了重要的转移和变化。例子之一是，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忽略、或认为是作家思想、艺术存在缺陷的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尤其是散文诗《野草》，它们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被看作是这位作家、甚至是20世纪中国文学罕有的杰作。台湾5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也获得广泛介绍。西方哲学、文学理论、创作的大量“引进”，以及中国20世纪文学的重估，所有这些，对中国大陆“新时期”作家的视境，他们的感受、思考和表达方式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文学“传统”的这些重评，显示了80年代中国作家的思想艺术趋向：对于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自足”的重视，和创作主题、境界上对于时事性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
　　　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介绍，加剧了不同文学理想的“冲突”。在文化界，已争论了一个世纪的问题又再次浮现：“东西文化”特质的异同、优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新”“旧”文化在当代的融合、创新的可能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则直接引发80年代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如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文学“主体性”和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等。80年代的文学革新和文学“实验”，都表现为“异质”因素不同程度的诱发和推动，由此引起感知内容、方式和艺术方法的新变。20世纪西方的一些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和文学思想，对中国80年代文学的“形态”，产生明显的影响。有的论者认为，80年代对中国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有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特玛托夫。这个名单自然需要很大扩展，而且也不限于小说家，也包括诗人、戏剧家等，如萨特，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T?S?艾略特，里尔克等等。在对待影响的态度上，一些作家不愿谈及、或否认他们所受的启示，另一些作家则坦言这一具有特定时期特征的事实。莫言曾讲到在1985年，《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如何使一批作家“面对巨著产生惶恐和惶恐过后蠢蠢欲动”；讲述他的“积累”和创造力如何被“开启”的情形(注：见莫言《黔驴之鸣》(《青年文学》1986年第2期)，《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在后面的文章中，讲到他读《喧哗与骚动》时，立刻“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不由自主地在房子里转起圈来恨不得立即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天地’”。)。由于是在较长时间的文化封闭后的开放，因此，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成果几乎同时被介绍、传播。各种文学观点，各种文学流派，众多的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令许多原本对“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人，兴奋莫名，而又惶惑备至。缺乏较为充裕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情去了解、审察，不论是拒绝还是热情接纳，在态度和方法上都显得较为仓促和草率。与此相关的是，某些革新、探索性的文学活动和写作，与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其中的表现形态之一是所谓“模仿性”)。同时，“新时期”文学对建立“流派”、发起“运动”的热衷，也与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接受方式有一定关系。当然，外来影响的积极意义是不必怀疑的；这也是想开创文学“新时期”的作家的创造激情的体现。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作家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而且创造了重新激活“传统”，在作家的体验和创造力基础上，加以“综合”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