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注：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的文件，把“文革”结束后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艺界也很快把“文革”后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国家领导层对这场“革命”，很快作出明确的否定，宣称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并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的结束对于民族、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在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文章、论著中，“大转折”、“新世元”、“新时期”等语词，是怀着乐观主义想像的人们对于正在展开的历史时期的概括。在这些概念中，“新时期”这一原本在社会政治层面提出的概念，在文学领域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在相当长时间里，“新时期文学”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用以概括“文革”后文学的命名。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注：李泽厚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写道，“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中真正飘扬。”这表达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在与过去年代(“文革”)的决裂和对比中，来确立未来道路，另一则主要是反观“历史”作出的发问和思考。“文革”期间，由于理论、信仰和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重脱节，由于社会生活存在的“荒谬性”被深刻意识到，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思想的震荡，经历过确立的权威的崩坏，思考和反省的潮流已经存在。对于思想戒律的怀疑、质询，和冲决思想禁区的冲动，形成一股巨大潜流。到了70年代末，在各种条件的推动下，这股潜流冲出地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运动。
　　　思想解放，在最初主要表现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和政策的检讨。围绕这一问题，70年代末在国家最高权力阶层内部，曾有过争论和冲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支持“思想解放”的命题，批评了维护僵化教条的“两个凡是”(注：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规限，并决定撤销在1976年作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次会议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界在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首先做的也是被称为“拨乱反正”的工作，这被看作为文学进入“新时期”所作的准备。1977年，开始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纪要”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的论断。结束文学的“一体化”局面，是许多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文学发展的症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注：参见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巴金《要有艺术民主的局面》等文，《文艺报》1978年第1期(7月出版的复刊号)。)。接着，陆续为文艺界从50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的作家，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落实政策”。5月，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撤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79年10月，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像，得到热烈的表达。对有关文艺领导和控制的这一敏感问题，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在1956年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有效性(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大会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后来，在1984年12月到次年1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对于“文艺****”感到憎恶的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会在含义模糊的“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等口号下发现他们的一致性，但很快，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之间的分歧便逐渐暴露。从80年代初开始，各种争论、冲突时有发生，也开展了一些批判运动。这说明在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一个持久的问题，而文学界格局的调整和思想艺术目标上的分化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争论的问题，涉及对“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的评价，对“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看法。在这期间，1981年对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对“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以及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是80年代在思想文化，也是文学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和“运动”，在开展的方式和实际的成效等方面，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可能形成如五六十年代和“文革”那样的规模和统一的步调。文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构成和形成的控制方式，处在难以阻挡地逐步瓦解的过程之中。
　　　在五六十年代，规范作家创作等文学活动的文学组织、团体(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其地方组织)，“文革”期间实际被迫取消。1978年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恢复文联、作协和其他的文艺家协会活动，《文艺报》等刊物也恢复出版，这被看作是回到原先轨道的重要措施。有所反省和修正的五六十年代文学和文学活动方式，是这期间许多作家文学复兴和“重建”的目标。不过，质疑这种文学和文学体制的思潮已普遍存在。因此，上述组织和刊物原先在文艺界的权威位置，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自身和外部因素造成的损害，而有了很大的削弱。在文学界(以及思想学术界)，从事严肃工作的自由空间在拓展，“民间性”力量在逐步增强。这在进入90年代以后，更成为显著的、无法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