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这一关系到文学“方向”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大部分创作的读者，仍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新文艺作品并未很好“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即使如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立志用自己的通俗化小说来争夺农村读者，其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城镇的广大的“小市民读者”了。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解放区”的一些作家曾写作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等。它们采用“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运用接近日常口语的叙述语言，并有很强的行动性和故事性。这些作品的出现，被看作既“有着旧小说的遗迹”，但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创作(注：参见1950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朝阳”文艺副刊上的《新儿女英雄传》评介特辑的文章。)。这种对“旧小说”既承继、又改革的创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虽说并未受到大力提倡，但也出现了若干的长篇，如50年代出版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几部语言通俗，有很强故事性的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尺度，主要来自“经典”的写实主义小说；当时，并不认为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在尺度上应有所区分。因此，有的批评家指出它们“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之后，还是发现了这类小说的“价值”：“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注：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文艺报》1958年第2期。另外，冯牧、黄昭彦对这类小说，也有相似的评价：“这类作品着重于情节的惊险曲折，而人物性格则比较单薄，但由于情节的引人入胜，故事性强，也有一定教育意义，容易收到普及的效果”。《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这一评价，虽说是在小说类型的层面上做出的，但是“通俗小说”在当代这一时期，始终未被作为相对独立的类型予以注意。这反映了左翼文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另外，这些长篇与《新儿女英雄传》一样，都是表现战争生活的。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生活，又是个未被试验的难题。
　　　知侠(注：知侠(1918-1991)，河南汲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除长篇《铁道游击队》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铺草集》、《沂蒙故事集》和中、短篇集《沂蒙山的故事》等。短篇《红嫂》在60年代曾被改编为戏曲、舞剧等多种形式。)的长篇《铁道游击队》出版于1954年。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而多次再版。小说写抗日战争期间，山东临沂、枣庄一带的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在临枣、京浦铁路线一带展开活动。夜袭洋行、飞车夺枪、撬铁轨、炸火车、化装成日敌潜入临城等，都是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在笔法、情节设计等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冯志的长篇《敌后武工队》出版于1958年。它以1942年日本军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扫荡”为背景，写八路军的武工队在敌占区所开展的斗争。刘流的长篇《烈火金钢》出版于1958年，也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八路军排长史更新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时负伤，被村民救治，遂和乡村革命政权干部一起，与日本侵略军开展斗争。书中，最突出部分，是写侦察员萧飞的那些篇幅。对这个侦察员的足智多谋、神勇善战、行动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的刻画，显然也融进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因素。小说中萧飞的故事流传最广。批评家虽然认为小说“由于过分追求故事性，惊险的情节，新英雄的传奇色彩以及草莽英雄的那种气质，因此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还是看重它在小说的“民族化”上所作的努力。《烈火金钢》采用章回体的评书形式。在写作上，自觉地从说书的特殊要求来处理语言、情节的问题。这就是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以及在故事构成上，将若干回目组织成一个故事的“大段子”，并在段子与段子之间“挽上扣子”，加强读者(听者)的悬念。有论者曾认为，《烈火金钢》和《灵泉洞》(赵树理)的出现，“不只表明它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读者层中获得对象，能够引起小说家们更注意民族形式”，而且“也证明了，新评书体小说的出现和存在，不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应该成为新小说的一种重要体裁”。(注：依而《小说的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刚〉》，《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1958年，在讨论《林海雪原》等小说时，有批评家指出，“这样一种类型的小说”，“它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因而可以将它们称为“革命英雄传奇”(注：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艺研究》1958年第2期。)。在包括《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在内的这类革命英雄传奇中，曲波(注：曲波(1923-)，山东费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40年代内战初期，任牡丹江军区二团政委，率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小说《林海雪原》的故事，即以他的这段历史为依据写成。曲波的长篇小说还有《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林海雪原》影响最大，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从50到70年代，这部小说被改编为评书、戏曲、电影等多种文艺形式。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于1956年在刊物上发表，1957年出版初版本。它写40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数十倍兵力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小说主要描写四次战斗——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这些事件依次构成小说的线索。与其他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林海雪原》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讲述，与这个时期的写革命英雄的作品并无不同，“它仍然写出来了人民的军队的共同特点和革命的军事斗争的总趋势”，但是，“因为它写的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在特殊的地区，负有特殊的任务，因而产生了一套特殊的作战方法，它就又具有一种一般作品所没有的独创性。”(注：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林海雪原》的“独创性”，人们大体上注意这样的两个方面：一是艺术方法方面的“民族特色”，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说岳”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另一是夸张、神奇化赋予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这包括人物活动的环境(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奇特，以及人物性格上的“浪漫”色彩。批评家虽然注意到这些小说的“传奇小说”的“类型”上的特征，却不愿意确立尊重这种小说的“叙事成规”的批评尺度。因而，在肯定这类小说“故事性强并且具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因而“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它们“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的同时，也总是不忘批评它们这样的“弱点”：“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从更高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要求”，……这部作品虽然正确地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军事斗争的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总趋势，然而对于当时的艰苦困难还是表现得不够”等等。不只一位的批评家，还对书中“如此强烈”的“传奇色彩”会“多少有些掩盖了它的根本思想内容”表示忧虑。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指向作品的某种欠缺，也反映了作者和批评家在写作和批评上，对这类小说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