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年代开始，通讯报告有了很大的发展，散文小品(或抒情散文)的地位却受到很大削弱，因为那是一个个体的经验、情感的表达受到抑制的时代。不过，也存在着“复兴”散文小品的要求，和在某个时间实现这种要求的有限的努力。
　　　在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短暂时间里，由于文学写作题材、风格等的限制有所减弱，对作家个体精神和创造力的束缚有所放松，因而，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由中国作协的1956年度作品选本，散文不再与特写同处，而将“散文小品”与“特写”分开。这一年的《散文小品选？前言》(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6月版，前言作者林淡秋。)指出，“这本选集反映了1956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短小的散文小品多起来了”，而“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间，这类短文却不多见”。能显示这个时期散文“复兴”迹象的，有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庐山面目》，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万全的《搪瓷茶缸》，徐开垒的《竞赛》，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端木蕻良的《传说》，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来的努力，并探索着个性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不过，由于“百花时代”在时间上的短暂，而文学界当时的中心问题显然是在另一处，因此，散文的问题并未在理论上面引起探讨，而许多作家(尤其是“五四”以来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也不可能将他们的努力持续下去。到了1957年下半年，“复兴”的进程便遭遇严重挫折。在1958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是文学战线上的尖兵，是时代的感应神经，战斗的号角”的观点，得到重申和强调，散文作家被告知要“立刻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把千万劳动者的“丰功伟绩、模范事例用最快的速度变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成为鼓舞生活前进的推动力量”(注：马铁丁《1958散文特写选？序言》，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另一次“复兴”散文的要求，发生在60年代初期。当时文学界进行的“调整”，其中心点是改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风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样化。作为更直接展现作家的性情和文体意识的散文，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1月28日)和李健吾的《竹简精神》(1月30日)等文章。《文艺报》也发出重视散文创作言论。接着，上述报刊和《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创作的文章。冰心、吴伯箫、凤子、秦牧、徐迟、黄秋耘、郭预衡、川岛、萧云儒等，都对此发表了意见。(注：百花文艺出版社将这一时期讨论散文的部分文章汇集为《笔谈散文》，于1962年出版。)由于文学界的重视，也由于创作取得的收获，以至于1961年被有的人称为“散文年”。
　　　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散文的成绩首先表现为，“散文作家”成为实体性的概念。散文写作不是一些作家偶涉的样式，而形成了以此为“专业”的作家群。50年代初主要写小说、通讯的杨朔，在5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了散文写作。刘白羽也从小说、通讯，转而对散文的侧重。袁鹰、魏钢焰从写诗转到写散文。当时被称为“散文作家”的还有秦牧、碧野、菡子、柯蓝、郭风、何为、陈残云、林遐、杨石等。老作家如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以及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学者，也都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在这个时期，报刊发表了一批体现当时创作水准的作品(注：《人民文学》1961年第3期刊发了魏钢焰的《船夫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第4期刊发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和秦牧的《年宵花市》，第6期刊发冰心的《樱花赞》、丰子恺的《上天都》等。这一年的《人民日报》刊发的重要散文有曹靖华的《花》、《好似春燕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杨朔的《荔枝蜜》等。甚至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在这期间也发表散文等文学创作，杨朔的《雪浪花》即刊于该刊的第20期上。)。一批有影响的散文集也在此时出版，如《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箫)、《风帆》(袁鹰)、《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和中国作协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周立波编选并作序)、由川岛主编的散文选集《雪浪花》等。这个时期的散文写作，取材有了拓展。“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注：周立波《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这一申明虽说不可能完全实现，却也表明一个较有利于散文生长的环境的存在。
　　　这一时期散文作家试图建立艺术个性的努力中，普遍重视从我国古典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取得借鉴。在“五四”新文学的诸种样式中，散文受西方文学影响相对较少，而与我国的古代文学传统，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唐宋散文，尤其是明清的散文小品，对现代散文体式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作用。巴金、冰心、杨朔、曹靖华等，都在这期间谈到古典诗词和散文对他们的创作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刘白羽这样的作家这个时期的创作，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借鉴的痕迹。请求情景交融，注重“意境”的营造，谋篇布局上的曲折有致，对语言在传神达意的表现力的锤炼，是这种借鉴的相当一致的方向。
　　　但是，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空间其实也相当有限，尽管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体验进入写作的可能性有了增加。情感、观念，难以有超越意识形态规范的可能，事实上也存在着某几种固定的格式。艺术方法的选择和借鉴也受到很大限制。散文在这一时期普遍的“诗化”追求，和对技巧的经营，虽说是散文艺术质量提高的表现，但也是以艺术的精致化来弥补创造空间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