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正式形成并开始系统化的时代，从上述沈、汤对峙和王骥德的《曲律》，已可见其大致精神。
　　明代戏剧理论的发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戏剧成熟、繁荣以来已积累了相当多的作品，而研究对象的一定数量历来是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其次，随着决定戏剧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巩固，市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戏剧实践取得新的进展。传奇的兴盛，杂剧的衰微，使一个艺术门类内部有了不同样式的对比，从而具备了显示这个门类共同特征的前提。王骥德就是在统论杂剧和传奇时揭示戏剧特征的；第三，朝代的更改，汉族统治的恢复，使戏剧创作改变了元代以受压迫、歧视的汉族文人为基本队伍的情况，达官贵人以至皇族也兴致勃勃地染指戏剧。明太祖朱元璋就曾高度评价过高明《琵琶记》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上的特殊作用：“《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可见戏剧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元代已有很大不同。这无疑也是人们开始对戏剧进行有系统的剖视和考察的有利条件；第四，比皇族贵胄的染指涉足更重要、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明代风云激荡的思想学术界中有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反拟古主义斗士，为了配合自己的思想革新和精神解放的主张，大声为小说戏剧的社会地位呼吁。这一方面切实地把戏剧的社会地位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的呼吁本身就已经具有戏剧理论的价值。他们是敢想敢为的思想家、文学家，因而他们那些未免粗疏的言词有着较大的气魄和影响，其中又以李卓吾为最突出，例如他在《童心说》中所说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之类，在文学发展史的宽阔背景下为小说、戏剧张目。以经史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艺观一旦被突破，戏剧理论自然也就开始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
　　明代戏剧理论的逐步成型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原因，而其内容本身又千丝万缕地受着时代的规定，特别是受着当时思想领域中一些基本潮流的规定。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苛严的文化思想统制，尽管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发展，文坛的景象却颇为萧然。朱元璋推行的以八股文取仕的科举制度，从政治和组织上助长着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出于对八股文和当时空洞无物、专事歌功颂德的“台阁体”的不满，有人掀起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运动，但古诗文反映的是彼时彼地的世情和襟怀，盲目追摹就只能是形式技巧范围内的事，所以拟古主义也只是一种形式主义。随着经济的新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统治集团的恶性腐化，明中叶以后，思想领域涌起了越来越大的浪涛。力图维护和挽救封建统治的思想家王守仁在建立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时已对似乎无可动摇的程朱理学产生了冲击，而后来王学左派李卓吾则以猛烈的批判指向封建礼教，指向假道学家。李卓吾的弟子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以及钟惺、谭元春等在文学领域举起了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凝固传统的旗帜，以他们的籍贯，人们称之为“公安派”和“竟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类的声音，一时震动文坛。其时，东南沿海某些纺织行业中已约略出现了几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从这些人的言论中人们也已可以嗅到几丝近代人文主义的气息。中国封建社会已处在全面没落的前夕。明代的戏剧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上述这些社会思想潮流的律动。徐渭和汤显祖的戏剧观，十分明显地与李卓吾，以至与“公安”、“竟陵”有着紧密的联系。讲究“情”、“性”，提倡变革，注重思想内容，凡此种种，一脉相通；沈璟、吕天成等人受拟古派的影响较深，追慕前朝，严于音律，虽然自己也强调形式，但却最看不起靡词丽句厚厚堆积的庸俗形式主义者，与主持拟古主义的“前后七子”约略有点相象；王骥德比较复杂，也讲人情，也讲内容，力赞汤显祖，同对又严密地注视着音律。他感受到的社会思潮似乎比较多，比较复杂纷繁。结果，在戏剧理论光亮的烛照下，他有着兼包并蓄的平正理论风度；在社会思潮光亮的烛照下，他的形象没有汤显祖等人那样清晰。
　　戏剧理论受思想领域基本思潮的影响和规定，但又不能简单化地对等联接起来。例如把沈璟等人直接看成是拟古主义在戏剧领域的代表就不甚妥当。沈璟没有抱住秦汉之文、盛唐之诗不放，他抱着的正恰是进步的思想家呼吁着的戏剧。他讲音律是戏剧的音律，他赞“质古”是指元人杂剧。陈腐刻板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者崇拜死灭了灵魂或蜕脱了灵魂的形式残骸，沈璟手中的戏剧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沈璟如此，王骥德更不待言。总之，在戏剧艺术长期受到卑视的中国古代，在思想家们为提高戏剧的社会地位而不断呼吁的明代，各种戏剧理论中的绝大多数，可以因为归附和服务于一门新兴的、前途无限的艺术门类而获得被珍视的权利，不能将它们与处于没落期的艺术和艺术理论等量齐观。历史发展的步履依次选择着不同的艺术样式，尽管同一样式之内也尽有龙虎之争、美丑之抟，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一种艺术样式的弃取有时也能大体划出新旧社会力量的分野。在明代，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虽已基本上站住了脚，但在上层知识分子之中，一个绝对保守的学者在当时还不大会愿意去从事戏剧理论的研究。因此，那些不把戏剧当作理学宣传的浅薄工具和纯粹的消遣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绝不低于古诗古文的艺术珍品并进行认真研究的理论家，多少已带有进步的成分。这也是时代对明代戏剧理论的一种特殊的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