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文学的解冻，波及到诗歌。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大声疾呼地登上诗坛，他们用诗清算历史的陈帐，抒发人们淤积在心底的呼声，抨击现实，回答人们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在形式上，该派诗人也大多采用朗诵诗、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诗句铿锵，气势昂扬。这一批诗人自认为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是社会的代言人。这一批诗人后被人称之为“高声派”（又译“大声疾呼派”或“响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琳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卡扎科娃等。

　　叶夫图申科（1933—）是高声派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早年创作多为一些短小的抒情诗。五十年代中期起，他一反先前的诗风，走出“抒情诗的避难所”，他在诗中赞扬对个人崇拜的否定，赞成对人和人性的肯定。他的诗题材广泛，既写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对垒，也于涉国内政治的进程，他的诗以诗风的雄辨和言论的大胆在当时的俄罗斯诗坛上独树一帜。在1956年的《致一代精英》一诗中，诗人写道：

　　一代人中的精英啊，

　　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角，

　　一个音符也不会走调，

　　如果我的气不够，

　　我会用钢枪替代军号。

　　这就是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创作纲领。诗人的诗大多能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因为他敢于触及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还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的心。他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曾说他的诗之所以为诗，他本人之所以为诗人，原因全在于他有着一颗“孩子般的心灵”。从登上诗坛至今，叶夫图申科领诗坛风骚长达三十余年，他不断地发表新作，不断地出席诗歌朗诵会和各种诗歌的和社会的活动，同时还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国（已到过八十余个国家），自命为“诗歌大使”，并不断地尝试各种体载的文学艺术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浆果处处》 （1981）、他的电影《幼儿园》（1982，作者自编自导）都曾获得广泛的好评。八十年代，他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1982）、《禁忌》（1985）等先后获奖。

　　沃兹涅先斯基（1933—）是近三十年俄罗斯诗坛的又一株常青树。沃兹涅先斯基说过一句话：“天才是成群诞生的”。他是与众多“高声派”诗人一同登上诗坛的，并从此霸占着庞大的诗歌舞台。但诗人又说过一句话：“诗人们主要的共同点，却在于他们彼此都不相似。”在高声派诗人中，沃兹涅先斯基确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同样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同样倾诉民众的呼声，但他诗歌的突出之处，却在于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作为诗歌形式大师帕斯捷尔纳克的学生，沃兹涅先斯基早就掌握了驾驭语言的技巧，在他的成名作《戈雅》一诗中，诗人运用俄语中“г”（音“格”）这一辅音的反复，制造出一种紧张、急促的氛围，既传神地表达出了戈雅绘画的神韵，又独自营造了一幅表现主义式的诗歌画面。之后，在他的每一首诗中，几乎都有大胆的联想、奇异的隐喻，他甚至在排列、字形等细部上也要下一番苦心。他称骑摩托车的人为“坐夜壶”，称海欧为“上帝的三角裤头”，称女人为 “反男人”，等等。他的组诗《长诗<三角梨>中的三十首离题抒情诗》曾因形式的新奇和荒诞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表态说啃不动这只“三角梨”。但是，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总地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它拓展了诗歌读者的想象天地，扩大了俄罗斯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时也缩小了俄罗斯诗歌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间形式上的距离。沃兹涅克斯基在诗歌的形式构造方面体现出来的天赋，也许部分地来自他作为一个画家和建筑设计家的思维模式。他后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反世界》（1964）、 《声音的影子》（1970）、《彩绘玻璃镶嵌大师》（1976）、《精神工长》 （1982）、《公理·自寻》（1990）等。

　　高声派之后，另一诗歌流派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悄然而至，却又充满自信，这就是细语派诗歌。其实，这一流派、或曰这一风格倾向出现得并不比高声派晚，当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在舞台、广场和体育馆等处慷慨朗诵时，另有一批诗人却在客厅、沙龙或密林中怨诉衷曲。自然，较之高声派，这派诗人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在高声派慢慢放低声音之后，他们的轻歌也开始被人们所倾听。六十年代初期，当社会大动荡以及由此引起的情绪波澜渐渐平息下来时，人们在注重大主题的同时也开始留心诗的“小主题”，人们在关注身外的社会之后也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到兴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人们的心理背景下，细语派诗歌开始走红。

　　细语派诗人很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作直接的反映，他们涉猎更多的是爱情、历史、自然、死亡等“永恒主题”。他们的诗，抒情多于议论，意境清新，语言淡雅。该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科洛夫、鲁勃佐夫、日古林、库尼亚耶夫等。

　　索科洛夫（1928—）被推为细语派的鼻祖，他的主要诗集有 《途中的早晨》（1953）、《雪下的青草》（1958）、《九月雪》（1968）、 《感谢音乐》（1978）等。仅就这些诗集的题名，就不难看出索科洛夫创作的倾向：对自然、对艺术的眷念和思考。他的诗，常以城市里的风景、人物和凡事为契机，细致地描绘内心的情绪，以便道出城里人的“城市情结”，有时也不乏对现代文明副作用的反感之情。

　　与索科洛夫的城市抒情诗不同，另一位细语派诗人鲁勃佐夫（1936—1971）则为俄罗斯乡村唱着传统的田园之歌。鲁勃佐夫生在阿尔罕格尔州的乡村，父母早逝，在保育院中长大，成年后进列宁格勒做了工人，上了大学。住进了都市，但他并未改变对乡村的感情，少时生活养成的敏感天性，每每体现在他对大自然入微的体察和细腻的描绘上。他的 《抒情集》（1965）、 《田野之星》（1967）、《心灵留存着》（1969）、《松林的喧嚣》（1970）等诗集中的诗，几乎均以乡村、大自然为主题，其中不乏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惆怅。诗人最后在他三十五岁时早早地逝去。为他的诗篇又添加了一个哀婉的句号。

　　也许是由于风格本身的限制 （求静而不求响，求情绪上的天然和谐而不求理念上的强烈共鸣），细语派的代表诗人似乎不如高声派代表诗人那样显赫，但他们的影响同样是经久的，如今，索科洛夫等同样被尊为俄罗斯诗歌新的经典人物，他们所赢得的青年追随者，甚至还多于高声派诗人。

　　高声派与细语派这两个在六十年代先后崛起的诗歌流派，并不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两个突兀的现象。纵观俄罗斯诗史，不难看到“静”、“响”两种诗歌风格的贯穿，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公民精神”，也有丘特切夫、费特的“小夜曲”；有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也有叶赛宁的恬淡的哀怨。这两个流派的先后崛起，不过是俄罗斯诗歌两大传统基因的积淀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的相继释放而已。

　　高声派与细语派并不是两个相互截然对立的派别，任何诗歌都不可能仅为“高声”或仅为“细语”。只不过在特定的时代氛围的孕育下，在特定的读者审美意愿的需求下，诗中的“响”或“静”的某一因素被诗人有意无意地强化、突出了。后来，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人们注意到，高声派和细语派已阵营松散，界限模糊，抒情诗创作中出现了“静”、“响”交融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