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大运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4月底，历经14天集中补水，大运河京杭段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标志着这一拥有2500多年历史、全长近1800公里的古老运河，迎来世纪复苏。

发挥大运河文化纽带作用

中国运河的开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历经了20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大运河串接了黄河、淮河、长江等重要水系，在历史上对南北地区的人员流动、货物贸易流通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工作。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要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学者认为，应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重要契机，保护好这一中华“活”的文化遗产，不断推进大运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表示，为更好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亟须发挥大运河的实际使用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将大运河文化传播出去。同时，要充分利用好新闻媒体、文学艺术、影视、博物馆展陈等文化传播渠道，创新传播大运河文化。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水源供给不足，黄河北部大运河走向衰落，河道逐渐萎缩，岸线不断退化，断水断航。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航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京杭大运河作为一条世界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愿望。大运河全线贯通预示着运河将在治理后继续担负起供水、运输和航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是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文博考古分院院长贺云翱表示，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是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成果，是京杭大运河文化复兴的典型标志，也是大运河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已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案例。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通水，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要综合发挥京杭大运河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提出，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的人工水系，促进了不同地区，特别是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运河沿线留下了大量反映中国水利交通技术水平，且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也留下了很多反映文化融合、文化地区发展特色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我国运河遗产保护存在着碎片化状况，尚未形成统一体系，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扭转这一局面的重要机遇。

活化大运河遗存的文化魅力

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与传播，离不开数字产能的持续激发。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包国强提出，应创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数字化模式，提升大运河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依托数字技术加深大运河文化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激发大运河文化开发利用的数字产能。同时，在推动大运河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利用的过程中，应避免由于数字技术的过度利用而消解大运河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警惕商业化和娱乐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要关注好古城古运河等历史遗存，还要关注好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究室主任戴学锋认为，我们要关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的对象，明确哪些传统文化需要活化，哪些传统文化适合活化，全盘活化是不可取的。同时，要将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与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群体间的联系机制。另外，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不只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要将其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受众接触到这些传统文化。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是文化传播和传承。日益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为这一核心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路径。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宇提出，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为大运河文化的数字化呈现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借助数字技术，我们能够更形象生动地再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让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感受大运河文化的魅力，提高大运河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运用数字化创新传播方式，可以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静态展示转化为动态展示，使其兼具传统复古和时尚现代风格。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副院长薛可建议，可以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产业链，加强统筹规划，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

推动大运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日前，杭州印发的《杭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将以大运河杭州段为轴，努力打造中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经典园，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文化生态实践范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明认为，应有重点地开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选择有代表性、有优势性的地区作为重点发展区，以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要避免在建设过程中出现同质化模仿、机械化复制其他地区建设经验的弊病，将各地区的地方文化融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形成差异化标志，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观光、休闲、度假三位一体的综合体。

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地方实践急需专业指导；社会知名度低，尚未建立文化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文旅研究基地主任吴承忠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有助于保护国家重点遗产、发展文化旅游和休闲产业，培育国家意识、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和公民文化休闲权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我们要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科学发展路径，建立国家级文化公园的国家标准和科学的评审制度。

要持续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路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提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融合的重要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应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提升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核心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和文化认知，做好公园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的主体管控、保护和展示。同时，还要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实现基于统筹保护传承利用的合理运营。

千年大运河，串起古今之美，她不仅讲述历史，也面向未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有助于更好整合文物和文化资源，通过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等重要功能，最终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向世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与强大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