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雷雨》作为《文学丛刊第一集》，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剧共四幕。

 

　　《雷雨》描写了一个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崩溃。周朴园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昧着良心用工人的生命换取最大利润的资本家。他专横跋扈，冷酷无情。其妻蘩漪感到被压抑的苦闷，与继子周萍发生了暧昧关系。受过一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缺乏反抗勇气的周萍怯懦、自私，为摆脱与继母的这种不伦关系，他又勾引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婢女四凤，而蘩漪的儿子周冲也爱上了四凤。出于嫉妒，蘩漪通知四凤的母亲侍萍来领走四凤。侍萍正是30年前被周朴园引诱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而后又被遗弃的侍女。她是周萍的生身母亲，而被她带走的第二个儿子鲁大海又正在周朴园的矿上做工，作为罢工工人的代表，他和周朴园面对面地展开斗争……这些矛盾酝酿、激化，终于在一个“天气更阴沉、更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异常烦躁”的下午趋向高潮，周萍和四凤终于知道他们原是同母兄妹，一场悲剧发生了：四凤触电而死，蘩漪的儿子周冲为救四凤不幸送命，周萍开枪自杀，善良的鲁妈痴呆了，绝望的蘩漪疯狂了，倔强的鲁大海出走了。这个罪恶的家庭崩溃了。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成熟的优秀话剧，它确立了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杰出地位。无论从故事层面、戏剧效果，还是从更深的人生哲理意蕴而言，《雷雨》都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精彩之作。

 

　　《雷雨》营造了一个令人倍感压抑的氛围,这里的人物因无法忍受这窒息人的生活而寻求着精神的自由渲泄,然而仿佛是宿命,他们的挣扎在必将要来的毁灭面前是那么的可笑与无力。在周朴园的冷漠面前，蘩漪拼命追逐着周萍的温情；在不伦的恋情带来的心灵忏悔面前，周萍希望从充满青春活力的四凤身上寻找生命的激情；天真烂漫、受过新思想启蒙的周冲也希望借助与四凤的爱情实现自己的个性张扬；……然而，命运是这样一个折磨人的东西：已有了越轨关系的四凤与周萍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作为矿工代表与周朴园作对的鲁大海原是侍萍带走的第二个儿子……人物之间的关系交错扭结，在一环扣一环的戏剧冲突中，作者用他那高超的技巧将戏剧推向高潮，并在一个雷雨的下午戛然收篇，完美地展示了人物的生存挣扎与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显示出作者对古希腊命运悲剧内涵的娴熟把握和成功借鉴。

 

　　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和人物在悲剧命运前的无效抗争赢得了几代观众的喜爱。

 

 

　　《日出》

 

　　《日出》作为《文学丛刊第三集》,1936年11月由上海文艺生活出版社出版。全剧共四幕。

 

　　《日出》以20世纪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为背景，选取交际花陈白露华丽的客厅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两个特定地点，以陈白露的活动为中心，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鬼”与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也曾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有过个性解放追求的新式人物，然而经过几番生活的打击后，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向庸俗的社会妥协，成为一个高级妓女，由银行家潘月亭供养，住在大旅馆里，过着糜烂的生活。童年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过自力更生的生活。但对社会和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陈白露虽全力救助，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东西”被社会恶势力的代表、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最终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面对着大量的债务和千疮百孔的现实，看不见自己的出路，也终于厌倦了在这无望人生中的无聊挣扎，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剧终他走向了日出的东方。

 

　　《日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剧作充分揭示了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买办资本对中国金融资产的疯狂压迫和残酷剥削，而这一切灾难都转嫁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头上。作者利用陈白露的客厅和翠喜的“宝和下处”这两个空间，让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尽情表演，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腐烂的旧世界的残酷，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批判性，又涵括了更深广的历史意识。

 

 

　　《原野》

 

　　《原野》作为《文学丛刊第五集》1937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剧共三幕。

 

　　《原野》写的是农民仇虎向恶霸地主焦阎王复仇而后终于自杀的悲剧。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了。焦阎王不但抢占了仇虎家的土地，烧了他家的房屋，并且把他的妹妹送进妓院（后悲惨死去）。仇虎也被焦阎王诬告为土匪送进了牢狱，他的未婚妻金子，也被迫成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的续弦。序幕揭开,仇虎从监狱里逃出来，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但是，杀人的祸首焦阎王已经死去，只剩下阎王的瞎老婆焦氏和儿子焦大星。仇虎两代冤仇难以泯灭，经过内心激烈冲突，终于在“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的观念支配下，杀死了大星，并致使大星之子小黑子误死于焦母之手。然而，大星与小黑子之死，使仇虎内心情与理的冲突达于沸点，他陷于迷惘、惶惑、半疯狂之中，在携金子外逃时，迷路于“黑林子”，被侦缉队包围，自杀而死。

 

　　第三幕主要表现仇虎杀人后的内心恐惧。由于作家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在仇虎杀人后的情节处理上，借鉴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王》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极力渲染主人公在极度的内心恐惧中迷失在“原野”中的心理幻觉。在这里，“原野”成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人抗争在这一团迷雾的神秘的原野里，却无法找到出路。这种带有一定宿命色彩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色彩。

 

　　《原野》通过对残暴阴冷的焦母的描写，侧面揭露出以焦阎王为代表的农村地主恶霸对贫苦农民的无情压榨和迫害，从而暴露了当时农村的黑暗现实，具有极强的现实批判精神。

 

　　《原野》是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一次新开拓。他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这个发生在旧中国农村的传奇性复仇故事。他没有更多地描写他所不熟悉的农村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而是借鉴了传统戏曲的手法，在出“戏”的地方大力渲染，无戏一笔带过的手法，集中刻画了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活动，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写情，写戏，把人的生活延伸到鬼的世界，从而揭示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表现了当时农村存在的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和逐步觉醒。

 

 

　　《北京人》

 

　　《北京人》1940年11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剧共三幕。

 

　　《北京人》主要描写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如何从过去“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以至于彻底崩溃的过程。围绕这一主要线索,作者安排了封建家庭内部的和外部的互相交织着的矛盾纠葛。在内部，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曾家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特别以曾皓漆棺材，卖棺材；曾文清、曾思懿和愫芳以及后一辈的曾霆和瑞贞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纠葛作为中心，回环交错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及其必然崩溃的死亡命运；在外部，一方面通过曾皓和暴发户杜家互相争夺棺材所展开的矛盾冲突，象征着它们垂死前的挣扎。同时通过研究人类学者袁任敢、袁圆父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封建阶级人物的对比，借袁任敢之口歌颂了“北京人”——原始社会的时代：“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说诈,没有危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北京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悲剧。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比较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掘出来了。对曾氏父子及江泰之类为封建贵族文化销蚀得毫无生命活力的这一群“多余人”做出了刻骨的嘲讽，揭示了封建文化本质的腐烂堕落及其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

 

　　曹禺在《北京人》中塑造了三代“北京人”：象征原始生命活力的远古北京人，代表五四新文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夹在二者之间是只剩下“生命空壳”的曾氏父子。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反映了封建制度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作者笔下的人物塑造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形神毕肖，呼之欲出。如曾皓的卑劣自私；曾思懿的险毒泼辣；曾文清的软弱妥协；愫芳的感伤抑郁；乃至江泰的穷愁潦倒,满腹牢骚等。

 

　　《北京人》在艺术追求上，保持了一种平静、自然的叙事态度，不再刻意追求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和过于精巧的戏剧化结构，而是于淡淡的叙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文化高度上的反省。因而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更为成熟，体现出曹禺日趋成熟的对戏剧艺术的驾驭能力。

 

　　（执笔：四川电大副教授　罗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