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钱)作为经济学中的核心话语，也是连接现代社会人类关系的主要纽带。如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所说：“货币，乃是显现在社会的制度表层上的所有物象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规定物’，是沟通社会的深层的存在。”［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7页。“使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是货币；进—步地说，是显现为货币这种实在之物的深层的系统。”［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8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是一位对现代社会关系的金钱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作家，其小说创作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揭示和表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是《子夜》。茅盾创作《子夜》深受左拉《金钱》的启发和影响。左拉的《金钱》探索了现代社会中金钱对人性的影响，尽管有学者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差异，但“金钱”对现代生活的渗透和影响仍然是《子夜》不可忽视的现实内容。在《子夜》中，茅盾以客观写实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最为发达的现代都市里，金钱对从社会经济到家庭伦理到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等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茅盾对这种金钱化本质没有进行明确的主观判断，但从其客观展示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双刃剑特征和作用：金钱在经济领域作为资本的运行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中也成为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直接因素，社会环境的混乱无序无法为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金钱关系渗透到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冲击和改变了其固有的伦理结构和价值观念，但它在解除封建礼教束缚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情感关系，反而扭曲异化了原来以血缘为基础的情感关系；金钱使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争取自由和独立成为可能，但现代都市女性似乎没有借助金钱这座“桥”走向解放的“彼岸”，反而成为停留在“桥”上的金钱奴隶和道德堕落者。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有着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资本问题是他实现理想的最为直接的制约因素。无论是社会环境的混乱还是个人性格的缺陷，最终都是通过“资本”作用于吴荪甫的事业。各种资本关系在他周围织就了层层密网，限制着他的每一步行动。吴荪甫是在战争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自己的事业的，这是一个非正常的不稳定的社会，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却可以为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人创造更多的投机机会。资本家们可以与贪求金钱的军队进行金钱交易，通过改变战争局势来获利。所以，赵伯韬等资本家和军队达成一项荒唐的协议：付给西北军30万元钱，使其退军30里。“赵伯韬拍着腿大笑，凑到杜竹斋耳边郑重地说：‘所以我说其中有奥妙啦！花了钱可以打胜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花了钱也可叫人家打败仗，那就没有几个人想得到了。——人家得了钱，何乐而不败一仗。’”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45页。一个不利于经济正常发展的社会却创造了很多的投机机会。当时上海的实业发展因资金问题陷入困境，而金融业却很繁荣。吴荪甫并非完全以赚钱为最终目的，而是有着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这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是根本错位的。吴荪甫在处境困难时也曾怀疑过：

　　“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罢？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在开办时不过10万块钱……”

　　他顿了一顿，用手去摸下颌；但随即转成坚决的态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竹斋，我有一个大计划，但是现在没工夫细谈了，我们出去看看万国殡仪馆送来的棺材罢。”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吴荪甫虽然有这样的决心，但无法在现实中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无论是对中小企业的吞并，还是与赵伯韬的斗法，都是资本实力的大比拼。如果资本占优势，吴荪甫就可以吃掉别人，而如果资本占劣势，他就要被别人吃掉。这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争斗。因为吴荪甫的资本实力相对比较雄厚，又有金融界的亲戚杜竹斋的资金作后盾，在危机来临时，他没有立刻陷入绝境。与此相比，朱吟秋、陈君宜等人的中小企业和工厂则在时局和战争的影响下，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倒闭。如朱吟秋的工厂虽然有10多万押款，但他的工厂还存有200包粗细丝和大量的干茧，资产超过了债务。朱吟秋认为他只要能弄到一批现钱，把到期的押款延宕过去，又不必卖出贱价的丝，就可以使他的丝厂仍旧开工，渡过难关，但事实是金融界都当他是一个穷光蛋似的追逼他的押款。吴荪甫凭借自己的资本实力廉价收买了朱吟秋的丝厂。如果说正是吴荪甫的资本优势使其能够吞并这些企业，那么，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他无疑处于资本劣势。孙玉亭曾告诉吴荪甫，目前的形势是金融资本家打算在工业方面发展势力，金融资本要支配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吞并工业资本是西欧各国常见的事，中国的工业很幼稚，金融资本家有美国的经验和金钱做后台老板。但吴荪甫不以为然，暂时的胜利仍使他充满信心。吴荪甫用尽各种手腕和方法试图解决资本问题，如他联合实业界资本家成立了自己的银行——益中信托公司，想以此解决资本欠缺问题，但随着他事业的发展，资本危机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深重了。在资本限制下，吴荪甫无法从根本上缓和劳资矛盾，真正平息工人的罢工。他本想克扣工人的工钱以解决目前的困境，但因米价不断上涨，工人生活难以为继，不仅要求米贴，而且要求加薪。与工人陷入博弈状态的吴荪甫想尽各种办法镇压工人罢工，如重用精明能干的屠维岳，收买罢工头领，离间工人，从内部破坏工人的团结，但不满足工人的加薪和米贴要求，再高明的手段也只能徒劳。金钱问题始终是吴荪甫与工人矛盾的焦点。家乡的变乱和费尽心机吞并的中小企业也加重着吴荪甫的资本危机，前者不仅让他损失了五六万，还压住了他的两个五六万；后者非但没有带来利润，反而成为累赘。在所有这些争斗中，金钱利益是决定性因素，某些人可因此联合，也可因此决裂。杜竹斋完全以金钱利益决定自己的行动，虽然是吴荪甫的亲戚兼同盟，但他既不关心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也不看重亲友的情感，最看重的是利润。他支持吴荪甫是因为他认为有利可图，一旦发现将要在金钱上承受损失，便想着如何减少损失，想方设法脱身，不再支持吴荪甫了，甚至不惜倒向对手赵伯韬。如果不是因为杜竹斋有20万在益中信托公司，他早就抛弃吴荪甫了。吴荪甫劝说杜竹斋再与他一起凑50万在公债市场与赵伯韬斗，杜竹斋却暗自衡量着自己在金钱上的得失。“……然而杜竹斋的主意牢不可破。眼下杜竹斋在打个人小算盘，他有20万的资本‘放’在益中公司。原以为那公司是吸收些“游资”，做做公债，做做抵押借款，现在才晓得上当了。那么，乘这公司还没露出败相的时候就把资本抽出来罢，白丢五千元总比天天提心吊胆那十九万五千元要上算的多。”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当发现自己在益中的损失达到两万后，他又不得不对益中的事业热心了。各种损失已经使吴荪甫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杜竹斋公债市场上的倒戈给了吴荪甫致命的一击，导致了其彻底失败。

　　《子夜》以金钱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意义为主要表现内容，同时也客观表现了金钱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影响中的双刃剑特性。在小地主冯云卿的家庭关系中，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关系已经开始被以交换为原则的金钱关系所取代。半年前，冯云卿还是安坐家园享福的一个封建地主。靠放高利贷盘剥农民挣起一份家产是封建地主的发家史，对他们来说，土地才是真正可靠的财产，土地的重要性超过了金钱。但是时局动荡，依靠土地的生活已经不再保险，现款取代土地成为冯云卿这样的封建地主最重要的财产形式。被迫进入公债市场的冯云卿损失惨重。蚀光了钱后，他只能依靠宠妾老九借钱来维持局面，这使他在自己的妾面前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威风和尊严，低声下气哀求老九帮忙，连她夜不归宿也不敢过问。姨太太老九对丈夫做公债亏了很多钱并不很在意，一心谋划着从替丈夫借钱中趁机捞一把，她挥霍冯云卿的钱，在他快没钱时又把目标对准了他的女儿那一万元嫁妆。她同意帮丈夫借钱，但提出要用冯眉卿的一万元钱嫁妆做抵押。如果说冯云卿与宠妾老九之间是一场性与金钱的交易，因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尚可理解，但走投无路时，他连亲生女儿也牺牲了，不惜以女儿的身体去交换公债市场的秘密。冯云卿内心并非没有矛盾和痛苦，当何慎庵暗示他让自己的女儿去找赵伯韬时，他的内心还是起了波澜。

　　“这里，冯云卿送到大门口，转身回来，站在那一丈见方的天井中对着几盆娇红的杜鹃和一缸金鱼出了一会神，忽然忍不住独自笑起来了。却是笑声方停，突又扑索索落下几点眼泪；他叠起两个指头向眼眶里一按，似乎不很相信掉的竟是眼泪。同时幻象在他润湿的眼前浮起来：那娇红的竟不是杜鹃，而是他女儿的笑靥，旁边高高耸立的，却是一缸的大元宝。他轻轻吁一口气，急步回到厢房里，沉重地把身体落在沙发上。

　　他攒紧了眉头，打算把眼前各项紧急的事务仔细筹划一下。然而作怪得很，脑子里滚来滚去只有三个东西：女儿漂亮，金钱可爱，老赵容易上钩。他忽然发狠，自己打了一个巴掌，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老乌龟！这还成话么？——何慎庵是存心来开你的玩笑呀！大凡在官场中从前清混到民国的人，全是比狗还下作！你，冯大爷，是有面子的地主，诗礼传家，怎么听了老何的一篇混账话，就居然中心摇摇起来了呢？——正经还是从田地上想法！”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一些，背梁脊儿也挺得直些了，但是另一个怪东西又粘在他脑膜上不肯走：农民骚动，几千亩良田眼见得已经不能算是姓冯，却还得姓冯的完粮纳税。他苦着脸摇一下头，站起来向身边四周围看看；他不敢相信自己还坐在舒服的厢房里，他隐隐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轰炸，而且愈来愈近，愈加真切了！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197198页。

　　伦理亲情和诗礼传家的观念都使他感觉到压力和痛苦，但这些不足以抵挡金钱对他的诱惑，他需要的是一个借口，一个可以让他减轻压力和痛苦的借口。当姨太太老九说女儿冯眉卿行为不端时，冯云卿本来既痛恨女儿的行为，又为妙计不能实行而痛苦，但认真思考后，他反而以此为他实施妙计的借口了。

　　他在房里踱了几步，脸色是苍白，嘴角是簌簌地抖；然而此时他的心情已经不是单纯的怨恨女儿败坏了“门风”，而是带几分抱怨着女儿不善于利用她千金之体。这样的辩解在他脑膜上来回了几次：“既然她自己下贱，不明不白就破了身，那么，就照何慎庵的计策一办，我做老子的也算没有什么对她不起；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已死的娘，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祖宗！”渐渐他的脸上浮出了得意的浅笑了，可是只一刹那，他又攒紧了眉头。他的周到的思虑忽然想到万一他那已经有了情人的女儿不肯依他的妙计，可怎么办呢？老赵已经四十开外，虽然身躯粗壮，可没有一星儿漂亮的气味！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209210页。

　　最后，冯云卿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如果女儿不依，那就是不孝的女儿。冯云卿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始终没有离开金钱，而且这矛盾和斗争不是围绕着亲情和金钱，而是面子和金钱。伦理亲情和贞节观念都在金钱诱惑面前崩溃了。本来冯云卿动员女儿时还心怀愧疚，还为如何向女儿开口而犹豫，孰料女儿直接点明父亲说的人是赵伯韬，他的一切杂乱的感想立刻逃散，只剩下一种情绪：惊奇而又暗喜。他没有想到女儿知道赵伯韬，还以为女儿早已与其有了关系，那么他就可以没有任何道德负担了，等他知道交易所经纪人陆匡时的儿媳与老赵关系密切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兴奋地叫了起来。“冯云卿也笑了，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并且在他看过去以为女儿也是熟惯了一切；他就觉得凡百无非天意，他亦只好顺天行事。”他不再为这个“钻狗洞”的妙计有负罪感了，直接地对女儿说明了自己的意图。正在为钱的事情发愁的冯眉卿接受了父亲的妙计后终于获得了向父亲要钱的资格和理由，现在她可以很气势地向父亲要钱了：

　　他刚到了楼下厢房，还没坐定，女儿也就来了；拿着蛇纹皮的化妆皮包，是立刻要出门的样子。

　　“爸爸，钱呢？出去找朋友，不带钱是不行的。”

　　眉卿站在厢房门边说，好像不耐烦似的频频用高跟鞋的后跟敲着门槛。

　　略一迟疑以后，冯云卿就给了一百块。他觉得还有几句话要嘱咐，但陪着女儿直到大门外，看她翩然跳上了人力车，终于不曾说出口。他怔怔地站在门口好一会儿，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难受。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215216页。

　　开始时，女儿向父亲要钱遭到拒绝；在女儿接受了父亲的妙计后，父亲很快满足了女儿的要求，给了她一百块钱。金钱的交换原则主宰着冯云卿父女之间的关系，父女之情在金钱面前不得不让位。父亲出卖女儿来赚钱，女儿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花父亲的钱。在这个进入大都市的封建地主的家庭里，金钱不仅渗透在夫妻关系中，也渗透在父女关系中。金钱削弱了封建家长的权威，使作为封建家长的冯云卿在原来作为被统治的弱者——姨太太和女儿面前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金钱的交换原则正在改变和取代旧的伦理关系结构，但也并没有支持以血缘为基础的情感关系，而是扭曲和异化了这种情感关系。

　　金钱对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影响也是《子夜》的重要内容。茅盾笔下的现代都市女性都很看重金钱作为生存手段的价值和意义，自觉运用女性的身体交换金钱。林佩瑶、徐曼丽、刘玉英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女性谋生方式。林佩瑶真正的恋人是雷参谋，但却嫁给了有钱的资本家吴荪甫，这种带有金钱交易性质的婚姻显然是林佩瑶的一种生存手段，但它不是传统的包办婚姻，而是林佩瑶认可和追求的。徐曼丽的身份是交际花，以身体与金钱的交换为谋生手段是她的职业。最为典型的是交易所经纪人陆匡时的寡媳刘玉英，她以自己的身体和智慧为自己赢得可以保障生活和自由的金钱。“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因此她虽则做公债的时候很心平，可是对于老赵这关系却有奢望。一个月前她忽然从韩孟翔的线索认识了老赵的时候，她就认定这也是一种‘投机’。在这‘投机’上，她预备捞进一票整的！”茅盾：《子夜》，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茅盾在塑造刘玉英这个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是客观写实手法，没有明确的道德判断，没有像左拉那样去批判人性中的贪欲。茅盾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刘玉英的形象包含了正负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积极的反抗封建旧道德的含义。刘玉英与林佩瑶、徐曼丽的身份不同。林佩瑶是合法婚姻中的妻子，徐曼丽是职业妓女，刘玉英则是被旧道德严格限制的寡妇。林、徐的方式可以得到旧道德的认可，而刘玉英的行为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坚决反对的。茅盾笔下的刘玉英是以赚钱为最终目的，同时又知道如何利用机会赚钱的女性。只要能够赚到更多的钱，道德并不是刘玉英行为的障碍，显然，她已经不再是受到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女性，刘玉英的行为形成对传统旧道德旧观念的一种反抗和质疑。金钱也为刘玉英带来了独立与自由，这恰好是走向女性解放的关键一步。刘玉英所包含的另一种含义是金钱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和异化。刘玉英不断地以自己的女性身体去换取金钱利益，缺乏更高尚的目标和价值追求。金钱本来是女性解放的手段和工具，但却成为刘玉英的终极目的。金钱是通向更高目标的桥梁，而人不可能永远栖息在桥上。这样，刘玉英又成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堕落者了。无论怎样，刘玉英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重视的。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茅盾的客观写实手法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金钱对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影响在《子夜》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总之，茅盾虽然不像左拉在《金钱》中那样专注于从人性角度探索现代社会中“金钱”存在的影响和意义，但《子夜》中的“金钱”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它是茅盾表现宏观社会发展、家庭伦理关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要事物和角度，对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重新认识茅盾小说创作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