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家与道学家文论之壁垒森严，既如上述；但他和政治家文论之冲突，除东坡所谓黄茅白苇之讥以外，（苏轼《答张文潜书》）似乎还不见有什么针锋相对的论调。我们假使要在这方面找例证，恐怕只有吕南公的文论或者还可以代表一部分。
　　南公字次儒，南城人，熙宁中一试礼闱不偶，即绝意进取。他在当时，为了不肯追逐时好，不愿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学，所以宁以灌园终其身。这在古文家一方面讲可谓是抱道守志之士了。
　　他因为不愿以王氏之学为学，所以提出了文章与经术的问题。他说：“夫扬马以前，文章何尝失道之旨哉。今之学士，抑又鼓倡，争言韩柳未及知道，不足以与明，不知康成王肃诸人，稍近议论。噫，又过矣。夫所为知道者，果将何为，必将善于行事而有益于世也。不识康成王肃之行事，有以大过人乎？如以为行事因时，难相比责，则所以去取重轻者，无乃谓学经贯穿众说，难于立意成篇乎？是又非吾所信。且天下孰有能饮千锺而不能三爵者。彼解诂章句，三爵之才而已。陆澄非不能说经，而当时有书厨之讥，此足以见为文难于解诂；夫使韩柳为澄之解，而有不能乎？彼韩柳者，盖知古人之学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为，精于其可为者耳。”（《灌园集》十一，《与汪秘校论文书》）这即是王充所谓：“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逾文人”的见解，这即是王充所定“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的分别。后来，此种问题到了清代才重行提出，那是因为清代学风确有此分别，章句训诂之学在当时确是风靡一时，所以古文家要起来争取这个文坛的领导权；但在宋代似乎不见有此显著的分野，而吕氏乃谓“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似乎文章经术之争也是壁垒森严，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事实上，王氏经义之学是当时用以取士的，这与唐人所谓时下文字同样没有价值。它的力量即使能左右一时，但是时过境迁，谁再会理会到这些！所以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文与经家分党，而在历史上却不显出此种分党的痕迹。所以吕氏再说：“若尧舜以来，扬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往时尝为之矣，然未尝以之比数于文也。”（同上）后来，同情于吕氏之意的，只有唐庚。唐氏《上蔡司空书》云：“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为意；夫崇尚经术是矣，文章于道有离有合，不可一概忽也。”（《眉山集》二十三）在此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崇尚经术的风气，所以唐氏主张“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文与经术分党的情形，在唐氏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
　　政治家的文论也是依据于道的，也是同道学家一样重视道而轻视文的，因此经术与文章之争，也往往引起这样的说法，就是以经术取士是奖励实学，以文章取士是奖励浮艳，于是吕氏再驳斥这种见解。他说：
　　且先王所为明道者，岂解诂章句之谓乎？后人欲追治古经，而按此以进焉，吾不知其与捕风者何异矣。天下治乱，有常势也。儒者之才，不务见于事功以助为国者之福，而希世沾名，苟为家说以乱古书，自称高妙，此何所补。陆淳岂不明《春秋》，希声岂不明《易》，祝钦明岂不明三《礼》，然此徒于当时治乱为有补乎否也？而后生方倚此论功，不自信其心，以思自古文学道德之变，而更纷纷轻视文人！且文章岂足为儒者之功，即能之，固不必恃，然解诂人轻之亦错矣。是饮千锺者，不自以为能酒，而三爵者反笑千锺之醉也。（《与汪秘校论文书》）所以他认为文固不能离道，道也不能离文。片面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事，这也是不对的。他在《上曾龙图书》中说：“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也；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灌园集》十五）他在《读李文饶集》一文中又说：“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己矣。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见，则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伟谈剧论，不闻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欤？”（《灌园集》十七）因此，他在《与汪秘校论文书》中肯定地说：“古之人以为道在己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则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废文。”
　　不过，他所谓文，并不是模拟的文，剽窃的文。正因为他的文论是针对着当时“黄茅白苇”式的经术文章讲的，所以他认为文要“与时而变”，再要流露个性，就是所谓“心气所到”。他在《与汪秘校论文书》中再说：
　　尧舜以来，其文可得而见，然其辞致抑扬上下，与时而变，不袭一体。盖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当其所值，时事不同，则其心气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见于所序，要皆不违乎道而已。
　　他认为“韩柳之文未尝相似”，（同上）古文之长也就在这一点。我们看了苏轼黄茅白苇之喻，那就知道吕南公这种论调是有它时代的因素的，所以可以看作古文家文论和政治家文论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