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界内部的矛盾、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自30年代初开始，文学与政治集团关系的密切，以及文学运动和文学组织的政治权力化，是冲突愈趋激烈的重要原因。进入50年代以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格局，使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性质，发生重要变化。
　　不过，如果仅就文学主张和有关文学运动的方针、政策上看，则牵涉到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纵观2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文学过程，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派别：一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包括50年代的秦兆阳等；一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包括后来成为左翼文学的主要领导者的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等；另一则是在“文革”前夕形成的，以江青、姚文元等为首的派别——他们以经由他们所阐释的毛泽东的理论，作为依据。从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的矛盾占据主要地位。在胡风等被“清洗”之后，周扬等与更具激进姿态的派别的矛盾便突出了起来。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许多时间里常常互相交错。另外，左翼文学这些代表人物的观点也时有变化。最明显的如周扬等人，他们有时持一种更为激进的主张，而在后期，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则接近他们原先的论敌胡风、冯雪峰的立场。
　　虽然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有尖锐矛盾，但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无例外地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建立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都表示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的拥戴(虽然胡风、冯雪峰会有不同看法，但极少公开批评；胡风70年代末出狱后，仍再三表示他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忠诚)。他们也都不赞同文学与政治无关(或平行)论，认为从广义上说，文学应该是人民革命斗争、是思想启蒙的“武器”，中国的文学运动应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或“一翼”)。不论是周扬、茅盾、邵荃麟，还是胡风、冯雪峰，都曾尖锐地攻击那种“文艺自主”、“纯艺术”的主张。(注：1954年，在中国文联、作协的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胡风对周扬等的批评其中重要一项，便是后者对朱光潜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他们也都信奉、提倡“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他们那里，有时被看作自古以来就存在(在中国，据说从《诗经》就已开始)的“创作方法”，有时被看作文学史上特定的一种思潮，有时又被解释为所有作家应予遵循的创作原则。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他们都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同点则是，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思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一般来说，处在受压制地位的派别，会提出允许不同主张存在，让这些歧见“在实践过程中去解决”的要求(如胡风在50年代)(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但这并非表示他们对个体的“自主”选择的尊重，对“多元”状态的“容忍”。在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终极”性质的真理上，在要求文学的统一性目标上，胡风等的立场，丝毫不比周扬等含糊。
　　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注：周扬、胡风、冯雪峰的理论批评著作和文章，80年代以来，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加以汇集出版。计有《胡风评论集》(上、中、下)，《雪峰文集》(1-4卷)、《周扬文集》(1-4卷)。下面的征引，不一一注明出处。)
　　第一，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这是左翼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相对而言，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置于第一等重要的位置上。胡风、冯雪峰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是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也“必须”在“实践”上去解决。离开作家的“实践”去谈思想、政治问题，都是抽象、空洞的。胡风还认为，“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实践”，“能够补足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的缺陷”。
　　第二，关于现实主义。周扬、胡风、冯雪峰等，对于他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都申明与西欧、俄国19世纪的“旧”现实主义不同，而经常冠以“新”、“革命”或“社会主义”的限定语。不过，在具体的解释上，又有若干的差异。周扬等更多接受苏联30年代作家协会章程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表现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而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承接19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对后者来说，他们更注意古老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方面是韧性的战斗力、原始的生命力，另方面则是奴性的卑贱与苟安。胡风提出了著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命题，而要求作家“对于一切的麻木，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混乱，随时随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了最大的警惕心去告发，去抨击”。
　　第三，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周扬和毛泽东一样，重视“深入生活”的重要，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而胡风则更强调作家的热情、创造力。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这种“融合”的过程，他用了“肉搏”、“搏斗”、“突进”、“相生相克”、“拥抱”等富紧张性的词语来说明。胡风认为，文艺虽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又是用来进行社会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但“也不能不是作者的内心的矛盾斗争的产物”，“不能不是肉身的东西，不能离开个人的灵魂与血肉的”。对于作家的这种“主观战斗精神”，他强调的是受磨难的痛苦：如果在生活经验和艺术创造中抽掉了这种“受难(passion)精神”，那将是“艺术的悲剧”——这是胡风他们推崇揭示心灵搏斗的受难式作品，而拒绝肤浅的颂歌的原因。从推重“主观战斗精神”出发，胡风也反对冷静、“观照”的文学。当以这一创作理想来对抗左翼文学主流派忽视作家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时，有它的合理性。而当他们用这一主张去规范一切作家、作品，进而攻击沙汀的“客观”的写实方法，攻击朱光潜、沈从文等的审美距离和“冷静美学”时，也表现了他们的偏颇。
　　第四，关于“当代文学”的传统。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左翼作家需要面对20世纪文学的三个“历史事件”：“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这三个方面，既是文学理想、文学观念，又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它们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渗透、纠结。《讲话》自然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定，也是《讲话》的理论来源之一，而《讲话》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也参与了对“五四”的阐释和重构。左翼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虽然也存在分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被单独当作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注：50年代中期的情况有些不同，当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成为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秦兆阳、刘绍棠等，就是从对这一创作方法和对《讲话》的质疑，来批评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政策的。)，他们在“传统”问题的论辩，主要围绕“五四”新文学、尤其是对《讲话》的理解和评价展开。《讲话》的基本理论构成，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的展开。政治与艺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现实和理想，主观和客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光明和黑暗，歌颂和暴露，普及和提高等等。《讲话》理论本身留下的“空隙”，和对对立项的不同侧重，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思想和知识背景的左翼作家关于《讲话》的论辩的主要内容。
　　在“五四”与《讲话》的关系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虽然也承认《讲话》的指导意义，但并不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转折性事件。在有关当代文学“传统”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以“保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作为文学理想和文学实践的中心问题。而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为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的实践所确立。他们对于过分宣扬、推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后果表示忧虑。(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讲到，他1948年进入解放区时，感到“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传统和鲁迅实际上是被否定了。”)对于“五四”新文学，也更强调它与西欧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关系。胡风《论民族形式》中的“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的说法，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五四”文学革命“所根据和直接受影响的”，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五四’是这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学的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的论断，都表明了这一点。(注：这些观点，被认为是歪曲、篡改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思想，而在50年代受到反复批判。胡风和冯雪峰在50年代虽然都修改了他们的这一说法(见胡风《意见书》和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但这并非个别提法的问题，而涉及其文学思想体系。因而这些修改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在50年代，周扬等已构造了他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正确阐释者和坚决贯彻者的形象。他突出的是《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是‘五四’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注：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1951年5月17日《光明日报》(北京)。)。对于周扬等来说，他们既强调《讲话》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联系(“继续”)，甚至认为是“五四传统”的最有资格的继承者，同时更强调它们的区别(“发展”)。就前者而言，他们通过指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即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至于后者，则着重突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的缺点(没有能解决文学“与工农群众结合”这一“根本关键”问题)，来确定“五四”文学革命与《讲话》之间的等级关系(“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这种阐释，是为着使《讲话》及其在文学上引起的变革和出现的成果，成为“当代文学”的更直接、更具“真理性”的“资源”。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上来观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等的分歧，不能说是无谓的争吵。胡风等在各个时期对左翼文学弊端的揭发和批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胡风、冯雪峰(甚至周扬也一样)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悲剧人物”。这指的是他们受到“主流派”的排挤、打击，也指的是这样的特殊处境：他们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作家”视他们“左”得出奇是情理中事，而左翼“主流派”则把他们当作“异端”、“右派”，“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况且，由于胡风及其追随者结成有强烈宗派情绪的集团，对一切不同意他们的创作主张，风格与他们相异的作家，一律采取攻击排挤的态度，这就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更形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