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后，浪漫主义运动进入后期阶段，后期的特点是，浪漫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把浪漫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使两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就不免形成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因此，后期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于现实主义因素的渗透，使其更具批判性。

　　1.浪漫主义文学的泰斗——雨果

　　雨果（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杰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他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既是诗人、小说家，又是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作为浪漫主义文家的泰斗，雨果称雄于整个十九世纪。

　　雨果是一位心灵向世界开放的作家，他有着炽热的民族灵魂，广阔的文学天地，开拓的精神视野，可贵的艺术探索。他的作品，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法兰西民族生活的进程，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特别是那种除他之外、别人不可能具备的力量、气势和风度。像长风出谷，大川决口似的令人慑报。而兀立在他所有作品之上的则是他本人的精神形象，又是那样的热烈、坦率和豪迈。他的人格、风采、胸怀、情愫，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雨果从十四岁开始写诗，直到八十三岁逝世，从未间断过他的写作。他一生写下了各类作品达七十九部之多。无论在诗歌、小说、戏剧、评论等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巴尔扎克曾满怀激情地说：“他的名字是一面旗帜，他的作品是一种学说的表现，而本人又是一位至尊。”

　　作为诗人，雨果一生写下了二十六部诗集。他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是：一直没有脱离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现实，没有违背社会进步的潮流。他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自由解放事业的向往，对专制暴政的憎恨，对社会不正义的抗议，构成了他创作中高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调。他的代表作《东方吟》（1829）、《赞美诗》（1831）、《惩罚集》（1853）和《凶年集》（1875）等，就是最形象的说明。

　　《惩罚集》充满了革命的气势，素以巨大的战斗力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著称。诗集以拿破仑第三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第三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詈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的信念。读者从《最后的话》中听到：

　　如果只剩下一千个人，我定是其中之一；

　　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假若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名，

　　一旦只剩下一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个！就不能不对诗人的这种誓死不妥协的坚贞而肃然起敬。

　　除了社会政治的主题外，雨果还写了不少的抒情诗。发表于1856年的《静观集》，概括了作者从1830～1855这二十五年间的思想感情，在此诗集里，既有描写民生疾苦的社会诗（《忧郁之神》），又有歌咏柔情脉脉的恋情诗 （《来一支看不见的芦管》）、有探索宇宙人生之类的哲理诗（《阴影巨嘴的启示》）、有记述童年往事的家庭诗（《弗伊杨丁故宅纪事》）、也有士女云集、春意盎然的华宴诗 （《戴勒兹家里的宴会》）以及为浪漫主义辩护的论战诗（《对一份控诉状的答辩》）等等。值得一提的，雨果的哲理诗既没有悲欢、阴暗的灰色情调，也没有沾染同时代浪漫派诗人“世纪病”的忧郁和孤独。在家庭诗里，雨果则是这个家庭的“好家长，好父亲”。一幅阖家和睦、家庭欢乐的图画映入读者眼中。特别是悼念其大女儿莱奥波尔迪娜的篇章《赠维勒基野》，痛定思痛，感人至深。被视为法国抒情诗中的佳作。

　　雨果还是一位杰出的史诗诗人。从1859年起，他开始发表《历代传说》 （共三卷）。诗人力图从神话、传说、历史中再现人类的发展过程，阐明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哲学观点。史诗以巨大历史画幅，展现了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具体性和造型美，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像。诗篇的结构和故事情节，组织极为严密。史诗在雨果诗歌创作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也是法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般而言，形象丰富是雨果诗歌的一大艺术特点：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形容一个事物，用连续的诗行来丰富一个形象，抒发一种情思，以造成色彩缤纷的场面，反复吟咏的旋律，感情奔放的气势。从意境上看，雨果的诗像一幅奇丽的画卷。就形象的细节而言，雨果的诗以严格的准确性见长。在起承转合，布局谋篇上，雨果也独具匠心。他的诗，脉络清晰，结构谨严。叙事不落平板，力求富于戏剧性。在诗歌形式上，雨果的诗，词汇非常丰富，锤字炼句，又很注重音乐效果。总之，他的诗，不仅诗情画意，而且都具有优美的诗韵。真可谓是不露雕琢之痕，达炉火纯青之境。

　　作为小说家，雨果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岁月里，共创作了二十部小说。人道主义这条红线，一直贯穿于他小说创作的始终。雨果真不愧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崇高的理想，雄浑的气势，浪漫主义的激情，五光十色的画面，构成了雨果小说的主要风采。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1831）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的典型作品。它以十五世纪巴黎圣母院为背景，中心情节是克罗德付主教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的故事。情节紧张离奇，极富戏剧性，场景宏伟，变幻多姿。作者在叙述之口，掺杂着抒情和议论，表达非常自由，显示出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小说里，广泛地运用了对照手法，把封建王国和乞丐王国、教会的伪善和人民的善良、高贵与卑贱、美与丑、外形与内心等，都是一一地予以对照。如克罗德付主教，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阴险狠毒；队长比斯风流倜傥，内心卑鄙自私！敲钟人加西莫菲多外貌奇丑无比，内心真诚善良，品德高尚。吉卜赛女郎热情坦率，自由真诚，能歌善舞，既能于舍身救人，又能保持自我尊严，是真、善、美的化身。作者通过这种种对照，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小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揭露与抨击，也显示了对底层劳苦大众悲惨命运的同情，雨果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通过对爱斯梅哈尔达的赞美和对克罗德的批判而体现出来的。关于克罗德主教的塑造，体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思想深度。一方面透过他，作为宗教恶势力的代表予以狠狠地批判；另方面又表明，即使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同样是一个被宗教毒害至深的人。克罗德之所以堕落，正是他信奉上帝和多年修士生活和满脑袋的教义，既毒害了他的灵魂，也毒害了他那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基督教给予克罗德的知识，不是帮助其更具备人的理性，反而掏空了他那颗本来也有着正常的感情和理解力的心。所以，克罗德同样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教士本身来揭露宗教是“鸦片”，其效果不是更具有说服力的吗？

　　创作于流亡期间的三部长篇小说，也是雨果长篇小说中的力作。

　　《海上劳工》（1866）是一部浪漫主义手法占主导地位的作品。雨果以极大的艺术功力，描写了一位劳动者——吉利亚特和大自然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主人公身上那种劳动人民的诚实善良、感情纯真、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高风亮节，无疑是雨果一曲伦理道德人道主义的赞歌。吉利亚特是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出来的理想化人物，尽管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坚强毅力、无畏精神和伟大壮举在小说中缺乏生活基础，然他身上所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和大自然搏斗的英勇气概，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坚定信念，却不能不使读者发出由衷的敬叹。因为吉利亚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无我的德行，以及他的那种征服大自然的表现的超人的力量，是属于人类精神文明财富的东西。因此，吉利亚特定这一光辉形象，既是作者理想的寄托，也是人类力量的象征。

　　《笑面人》（1869）则是一部浪漫主义性质的社会历史小说，它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雨果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真正题名应该是 ‘贵族政治’。”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展示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一幅骇人听闻的英国社会生活画卷，有力地批判了贵族统治和专制残暴的邪恶势力。

　　主人公关伯仑，外形丑陋，内心纯洁。他头脑清醒，思想深邃。小说通过其个人命运的坎坷遭遇，无情地抨击了“贵族政治”的残暴。

　　关伯仑的容貌被毁，其本身就是“贵族政治”的产物。因为他的存在，威胁了一个实权人物的利益。为了不让阴谋暴露，就必须使关伯仑失去原来面目。在作品中，雨果努力地探索人生苦难的原因。尽管作者尚未有挖掘出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但通过关伯仑的不幸遭遇，已将封建贵族的种种罪恶作了有力的挖掘。小说充满了对贵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愤恨之情，指出了“贵族政治”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小说里，穿插了大量诗化的哲理性的议论，表现了雨果深邃的思想力度。深沉的忧愤和炽烈的激情渗透于字里行间。

　　《九三年》（1874）是雨果长篇小说“压轴”之作，也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压轴”之作里，雨果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论断。为了阐识他的这一论断，小说中虚构了这样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西穆尔登与郭尔，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的关系，前者为政治委员，后者为司令员。他们率领平叛的共和军——红帽子联队，将叛军首领朗德纳克等残匪围困于一座古堡里。朗德纳克与郭文是叔祖与侄孙的关系，而现在是敌我关系。因此，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的人际关系是较为复杂的。

　　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将三名为其劫持的幼童作人质，企图以此做交换筹码，请对手郭文司令员放他一条生路，这一要求遭郭文断然拒绝。朗德纳克见郭文不答应，在逃出古堡时，特意放一把火，拟将古堡燃烧并烧死三个幼童。在这熊熊大火中，朗德纳克于溃逃中，突闻到三名幼童的母亲的呼救声，唤醒了他心中的人性。稍经思索后，他毅然返回古堡，从火海中救出三名幼童，将其一一地归还给冲上前来的郭文手下的战士，因此，朗德纳克自己也作了共和军的俘虏。

　　司令员郭文深为其行为感动，私自到地牢里将朗德纳克放走。郭文认为，尽管他罪恶多端，但在紧要关头却恢复了人性，宁肯自己被俘，也把三名幼童救了下来。郭文知道自己违犯军纪，等朗德纳克走后，自己在地牢里坐着，等候军纪处分。

　　按军纪，郭文应处以死刑。西穆尔登为了维护军纪，处决了郭文。当郭文人头落下时，西穆尔登亦开枪自杀，以报郭文。

　　雨果之所以设置这一戏剧性情节，其用意无非是说明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道、人情、人性，毕竟是人的共性，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恶人也有人性闪光的一瞬。因为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感情，总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雨果才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论断。

　　透过雨果的论证，人们不难看出，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有它的积极性，也有它的局限性。雨果毕竟是一位浪漫派作家，毕竟是一位人性论者。因为生活中，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但不管如何，雨果追求真、善、美这一点而言，还是值得称道的。

　　《悲惨世界》（1862）是雨果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这部巨著，内容丰富，结构宏伟，情节动人。全部分五卷，由中心人物冉·阿让的经历予以贯串始终，穿插了滑铁卢战役和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等历史事件。尽管小说内容宠大，但雨果着墨重心，始终立足于那些生活在“悲惨世界”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

　　《悲惨世界》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困难的处境。冉·阿让为饥寒所迫，仅仅偷了一小块面包，却在铁窗里苦度了十九个寒暑；芳汀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私生女，却被剥夺了工作和生活的权利；珂赛特这个私生女，在饭店老板的淫威下过着屈辱无告的生活。他们的悲惨遭遇，正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雨果将其作了巨细无遗的描绘，无异是对悲惨世界的一份控拆书。

　　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予了有力的批判。雨果通过冉·阿让的服刑和出狱后的长期被追捕，以及芳汀的被工厂开除与警察逮捕她的细节描绘，集中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是多么地不公正。小说还声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及其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这种法律、道德对有产者是那么含情脉脉，对无产者却又如此虎视耽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是一个多么颠倒的世道。

　　小说对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的揭旗起义的描述是全书最激动人心的篇章。革命青年在雨果笔下，表现得是那样崇高，那样英勇，那样无畏。他们为了共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可以昭日月，泣鬼神。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没有那位作家在对1832年的共和党人的起义作过如此的讴歌，也没有那一位作家象雨果一样把起义的场面写得如此壮阔。

　　小说还表现了雨果对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者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作家，小说中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等身上所闪耀出来的精神和道德之美，不正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珍贵的东西。尽管这只是雨果的憧憬和追求，但也正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和道德之美，拨弄着后人的心弦。 《悲惨世界》是一部浪漫主义风格和现实主义因素合成的一部作品，它达到了雨果的 “真实之中有伟在，伟大之中有真实”的艺术追求。

　　作为剧作家，雨果一生共创作了十二部剧作。这些剧作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在内容上，大多以德才兼备的普通人来对照腐朽的王公贵族，反封建的民主色调非常鲜明。在艺术上，大多情节紧张奇特，想象丰富，与古典主义戏剧惯例南辕北辙。在这些剧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830年创作的《欧那尼》。

　　法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欧那尼之战”，正是以此出戏剧在古典主义大本营——法兰西歌剧院的演出成功，宣布了统治法国艺苑文坛达二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的彻底埋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煊赫一时的法国古典主义，在戏剧舞台上放出光耀，逞显威势，最后，还是在戏剧舞台上的被压倒，被取代。

　　《欧那尼》描述十六世纪西班牙贵族青年欧那尼的浪漫故事。主人公欧那尼与素儿小姐相爱，但国王也看中了她，并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年老的公爵。国王来劫持素儿时，被欧那尼捉住，然后欧那尼又把他放了。国王反过来却逮捕了欧那尼。倒是情敌公爵出于不出卖宾客的贵族观念保护了欧那尼，欧那尼以交付生命处罚权为回报。后来欧那尼被捕复又获赦。正当与素儿完婚之时，公爵的妒忌使三人同归于尽。

　　这出戏，在各方面都与古典主义悲剧背道而驰。思想内容上，明显地揭露和讥讽了封建权贵；艺术规格上，对“三一律”的那一律都不予以稍加照顾：事件繁复，时间绵延，地点几易；全剧色调，一洗矜持典雅之气，熔悲、喜剧于一炉；将美与丑、王与盗、热烈的婚礼与冷寂的坟墓进行富有刺激力的对照；不避鲜血、毒药、决斗、死亡，最后竟将三具尸体直陈台上。至于剧中的对话的遣词造句，音律调度，更不以古典主义的规则为虑。怎么壮烈，怎么感人，就怎么写。《欧那尼》之所以轰动当时的艺坛，就在于它对王侯贵胄的鬼鬼祟祟行为的无情剖露，对假装风雅的风习仪范和窒息灵气的古典戒律的大胆蔑视，使巴黎观众浑身舒畅，大快人心。

　　雨果虽非专业的文艺批评家，但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拥有六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文艺上也发表了不少精辟之见。雨果的文章大抵为剧本的“序言”。如《克仑威尔序》、《玛丽·都铎序》和《莎士比亚论》等等。雨果在文艺批评上的主要贡献有：为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浪漫主义，归根结蒂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他还提出了有名的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以及真实和伟大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这引进独辟蹊径的见解，道出了文艺创作的一些奥秘，给人以思想材料的价值。

　　诚然，雨果也远非完人，他亦有其局限性。概而言之，他的哲学思想由天主教义的疑神论到泛神论，仍然未跳出唯心主义的掌心；他的政治信仰，从保皇主义到民主共和主义，亦终究局囿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水平线上。但是，雨果毕竟是一位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人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

　　2.杰出的通俗小说家——大仲马

　　大仲马 （1802～1870）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通俗小说家，又是一位创作极为丰富的多产作家。有人作过统计，大仲马仅小说创作，就达两百多部。大仲马继承了父亲的资产阶级革命传统，青少年时代就痛恨波旁复辟政权。在浪漫主义运动中，他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欧那尼之战”，他为雨果助威，不愧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一员得力的“干将”。

　　大仲马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他的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以生动通俗的小说形式来描写历史事件和场景，它不需要十分真实，只要求作家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编织故事的技巧，而这正是大仲马的天赋。正如他自己所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在他一系列的历史小说中，最优秀、最著名的是1844年创作的《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写1624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出任首相，到1628年他攻打并占领胡格诺教派的主要根据地——拉罗谢尔城期间的事。黎塞留为了打击国王昂利十三，一心要抓住王后与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发生暧昧关系的把柄。作品主人公达塔尼昂和他的好友三个火枪手为解救王后，冲破黎塞留设下的重重罗网，去伦敦取回王后给白金汉公爵的首饰。小说写达塔尼昂及其三位好友的一系列冒险经历，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该书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人物形象描绘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主要人物达塔厄昂写得最为动人：他勇敢、机智、热情、开朗；他见义勇为，珍惜友谊。其性格也丰富多姿，给人以立体感。三个火枪手，则为爱情奋不顾身，战斗中视死如归，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罗漫蒂克情调。整个小说，情节虽曲折离奇，然层次十分分明，可以说是由许多可以单独成章的小故事串连而成，充分地显示出大仲马的编织和叙述文章的技巧。小说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而大仲马也就成为法国最受民众喜欢的通俗小说作家。

　　《基度山伯爵》（1844～1845）也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作者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写一个情节复杂的复仇事件，小说历史背景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期。主人公邓斯蒂因为替密谋推翻复辟政权的拿破仑党人传送文件，遭到三个效忠复辟政权的无赖之徒的陷害，被打入死牢。他侥幸越狱之后，凭借一位狱友赠送的大量财宝，化名基度山伯爵，报答了他在被捕后照顾他老父的好人，惩罚了已加入七月王朝统治集团的三个恶棍。 《基度山伯爵》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小说的可读性极强。作为一部消遣的通俗小说，它可谓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全书充满了浪漫传奇色彩，构思巧妙周密。复仇的过程复杂曲折，从主人公苦心经营，周密策划，像一只无形的手布下了天罗地网，一直到仇人们象蜘蛛网上的昆虫那样挣扎一番，最后都受到了惩治。这样一个线索纷繁的故事就象一座迷宫，七十多个人物在其中活动，而所有这一切又都被安排得杂而不乱，环环紧扣，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匠心。小说情节变化莫测，场景丰富多采，三次复仇写得互不雷同，读来也各异其趣。小说的对话生动活泼，作者通过人物对话，不仅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而且交待往事，展开情节，均表明作者是善写对话的艺术大师。小说的出版，使大仲马的声誉蒸蒸日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大量的通俗小说。

　　大仲马的小说皆有其真实的背景，他创作的主旨不是重复历史，而在于渲染主人公的冒险奇遇，通常与历史事件挂不上号。因此，严格地说起来，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小说，而是历史演义。大仲马的贡献在于：在浪漫奇遇和真实背景相结合而构成的境界中，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描写了几百年的法国社会风貌。

　　3.“巴黎的秘密”揭露者——欧仁苏

　　欧仁苏（1804～1857）也是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以《巴黎的秘密》（1842～1843）一书，轰动当时法国文坛。”据说，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几乎成了巴黎每个家庭谈论的中心。

　　该书主要描写德国公爵鲁道夫“赎罪”的曲折故事。主人公鲁道夫是德国某公国王公盖罗尔斯坦的儿子，为了父亲反对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萨拉的婚姻，一时冲动，拔剑刺父。后因痛悔自己的唐突，只身来到巴黎“赎罪”。当第二次来到巴黎时，他乔装工人，私访贫民区。从一个外号叫“刺客”的屠夫手中，救出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小妓女——玛丽花，并将她送到“模范农场”教养。玛丽花在老教士拉波特的“灵魂改造”之后，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鲁道夫的前妻萨拉，一个野心勃勃幻想成为公国王后的女人，当得悉玛丽花原来是自己与鲁道夫的亲生女儿之后，企图利用女儿来达到自己与鲁道夫复婚的目的，授意“校长”将玛丽花绑架起来作为复婚谈判的筹码。而当年接受萨拉委托的公证人弗兰，正是造成小玛丽花沦为娼妓的罪魁祸首。为怕这事大白于天下，竟将玛丽花淹死于塞纳河以灭口，幸被鲁道夫感化过来的“刺客”及时救起。于是鲁道夫与玛丽花终于父女相认。此后，玛丽花成了阿梅丽郡主。因有感于自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前行，拒绝了一位亲王的求婚，投身于修道院，最后终于抑郁而死。小说的收尾，恶人受到了恶报：公证人弗兰在鲁道夫的威逼之下，交出了当年接受的“委托金”；当年虐待玛丽花的“猫头鹰”则因内讧死于同伙手下；那位“校长”也因惧于法律的裁决而装疯被关进了疯人院。“刺客”则因为保护鲁道夫丧了命。

　　这部小说，作者以形象而犀利的文笔，揭开了掩盖在巴黎身上的豪华、文明的神秘外衣，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七月王朝统治下的巴黎真实的社会图景：在这个车水马龙、轻歌曼舞的城市里，一面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一面则是贫困饥饿，罪犯云集：逃犯、惯匪、地痞、流氓、小偷、扒手、妓女、贫民的“犯罪渊薮”。小玛丽花被逼为娼，老板娘 “猫头鹰”的恶行，“刺客”生活于贫困交加之中等等，正是七月王朝统治下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缩影，这正是小说命名为“巴黎的秘密”的用意所在。由于作者关于利用一切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故事，所以它具有很大吸引力。同时，小说的语言流畅，娓娓而谈，阅读起来，易于“进港”。作品中的某些场面写得异常逼真，特别是作者又将一些“黑话”插入其间，再加上某些“恐怖气氛”的渲染，如每到紧要关头，总配合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来加强心理效应，这也是小说招揽读者的地方。

　　4.别具一格的浪漫主义作家——梅里美

　　梅里美（1803～1870）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以中、短篇小说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梅里美被认为是莫泊桑之前法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一共创作了近二十篇小说。

　　梅里美开始是浪漫派作家，后来归依于现实主义作家行列，然其作品始终洋溢着浪漫主义风格。梅里美的作品思想内容，主要是从道德角度上去揭露社会。他喜欢写异国题材，常常把没有受资本主义文明影响的纯朴、真诚、性格骠悍的人物及粗犷、勇敢的社会风俗与资本主义文明予以对照，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自私。她的作品和情节都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嘉尔曼》（1845又译成《卡门》）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女主人公嘉尔曼一生追求自由的悲剧是小说的中心内容。嘉尔曼个性倔强放荡、机巧灵敏、泼辣大胆，渴求自由，富有浪漫情调。在她心目中，自由高于一切，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她宣称：她“自己永远是自由的”，她的人生信条就是自由。当她伤害了工友被判刑坐狱时，她以自己的姿色，致使押送者龙骑兵唐·何塞将她释放逃走。她曾将藏有小锉刀的面包，通过狱卒给为她坐牢的唐·何塞，用以越狱逃跑。她为了爱情曾强烈地追求唐·何塞这位为她而沦为强盗、走私犯的龙骑兵。但是当她预感到唐·何塞不能满足她的自由放荡的欲望，并且将有可能左右她自由自在的人格独立时，则竭力摆脱他的束缚。因此，当唐·何塞恳求她同去美洲寻求新的生活时，她一口拒绝，并发誓“跟着你走向死亡，我愿意，但是我不愿意跟你一起生活”。她宁可死于何塞的刀下做一个自由的鬼，也不愿活着做唐·何塞的附属品，誓死坚持“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信念。

　　嘉尔曼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绝对自由的追求者。为了自由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不惜生命，执意以求。在那尔虞我诈、假冒伪善的复辟王朝统治时期，应该说，嘉尔曼不愧为一朵独自开放、野性犹存的“自由之花”。她与当时那丑恶的假道学的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她公开称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的商人国家”，她无视社会的任何所谓道德、法律。她追求的是 “忠于自己”的绝对自由和个性解放。最终，她勇敢地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自由的原则。

　　嘉尔曼的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是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虚假道德的蔑视与否定。她那粗犷、热情、勇敢、不羁的个性同文明社会上等人的虚伪、鄙俗、阴暗、险恶的嘴脸恰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复辟王朝的丑恶伪善和黑暗无道。这正是嘉尔曼这一艺术典型闪发光彩的原因。

　　梅里美的艺术风格在《嘉尔曼》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全书文字流畅自然，清朗明丽。情节曲折有致，富于地方特色和异国情调。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传奇色彩。《嘉尔曼》发表以后，深受读者喜爱。法国音乐家比才将 《嘉尔曼》搬上了歌剧舞台，取名《卡门》。嘉尔曼“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的壮语豪言，随着歌声飞到欧洲各处，鼓舞着人民坚定的反抗意志。除《嘉尔曼》之外，《高龙巴》（1840）也是梅里美优秀小说之一。

　　5.风貌独具的女作家——乔治桑

　　乔治桑 （1804～1876）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貌独具的女作家。她虽然没有参加那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可她创作的基本倾向却自始至终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她自觉地具备着自外于现实主义潮流的意识，对当时文坛上已占优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这样的反问：“是什么时候起，小说非要描写现实不可，非要描绘当代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事不可？”乔治桑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从与巴尔扎克“极不同的观点来看人类事件的”，并力图 “把人类描绘得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如我所认为应该的那样”。这位女作家很有个性，正是这种风貌独具的气质，将她“相信艺术的使命便是情感与爱的使命”的信念，具体地化为她小说中那种牧歌式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

　　乔治桑出身于军官家庭，四岁丧父，随祖母在诺昂乡下长大，十八岁与杜德望男爵完婚。1831年因夫妻不和，离家出走巴黎。1835年解除婚约后，曾先后与缪塞、肖邦等相爱。她是卢梭的信徒，醉心其文学作品；同时又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她个性奇特，独立不羁，喜标新立异，时着男装，渴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乔治桑是一位多产作家，文艺作品达百卷以上。她的作品反映了1830～1848年间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革命要求，在法国拥有广大的读者，成为“时代的旗帜”。在她的创作实绩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系列的“田园小说”，这是她退出巴黎政治生活、隐居故乡创作的。最著名的作品有《魔沼》 （1846）、《小法岱特》（1849）和《弃儿弗朗沙》（1850）。

　　《魔沼》被誉为乡村小说中的“宝石”，是一部歌颂农民美好品德的作品。小说描述了年近三十的农民日尔曼鳏居两年后，听从岳父之命，到邻村去向一个有钱的寡妇求婚。其时正值牧羊女小玛丽也要出发去寻找工作，于是一二人结伴同行。夜里经过林中魔沼，迷失了方向，走去走来，直到次日天明以后才走到寡妇家。但是日耳曼发现这位有钱的寡妇骄奢虚荣，虚伪庸俗。而与小玛丽一路同行中，使他看到小玛丽是位心地善良、疼爱他的孩子的好姑娘，他认为她才是自己最理想的妻子，是一位值得追求的对象。小说结尾，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歌颂了男女主人公争取自由恋爱、美满婚姻的思想和行为：男方不为有钱而风骚的寡妇所动，女方则竭力争脱了农场主的纠缠，终于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婚姻。作品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大自然的绮丽风光。如小说对日耳曼和小玛丽他们迷失在森林里的一段夜色描摹：“将近子夜，雾气散开了，日耳曼可以透过树隙看见繁星闪灼，月亮也从盖着他的水气里挣扎出来，开始撒下无数的钻石在潮湿的苔藓上面……火光映在池塘里，青蛙开始习惯了火光，冒险地发出了一些尖锐而怯懦的声调，老树的杈丫的枝子，满布上苍白的地衣，好象巨大的干瘦臂膀，在我们旅客的头上伸展交叉，这是一个美丽的所在……”

　　小说还不时穿插着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的许多有趣的风情习俗，如日耳曼与小玛丽婚礼仪式中的一节：新娘同三个模样一般的小姐妹，用一块大白布遮盖起来，由新郎用一根细棍子去猜点。猜错了，新郎就得与新娘跳舞。为此，被白布笼罩起来的小玛丽巧使心计，做出各种暗示的动作，以指引自己的郎君猜点到自己……这一切，使乔治桑的小说散发出一种田园、农家所特有清幽、欢快的生活气息，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这就是乔治桑田园小说的特殊风格。

　　6.浪漫派中“顽皮的孩子”——缪塞

　　缪塞 （1810～1857）在十九世纪浪漫派作家中有“顽皮的孩子”之称。他从浪漫主义运动而来，但又同浪漫主义异道而行。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除了创作诗篇外，还写过不少成功的小说和戏剧，也发表过一些引人注意的有关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论文。

　　缪塞的一生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在生活上，他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自己却又沉溺于这种生活的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他曾经企图在其中找到自由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结果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欺骗和冷酷的嘲讽。在思想上，他一方面反对旧贵族社会道德，一方面又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现实格格不入。他既瞧不惯资产阶级社会充满庸俗和丑恶、自私和卑劣的风气，但他又摆不掉这个现实。结果便往往事与愿违，无法给自己找到光明的前途，徒然发出生不逢时的哀叹。可以这样说，缪塞的一生是从反抗开始，最后走上了和现实妥协的归宿。

　　作为诗人，缪塞的诗，富有青年人的感情，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他特别注重形式美，语言丰富多彩，形象性强，富于乐感。初期的诗歌，热情艳丽，对爱情、自然、异域风光，青春生活，充满了追求和憧憬。这在《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 （1830）和《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的诗作里有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

　　1834年，缪塞和女作家乔治桑爱情破裂后写下了著名的诗集 《夜歌》 （1835～1837），反映出失恋后痛苦、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啊，女神！

　　生或死对我有什么关系？

　　我爱，我愿意气色苍白；

　　我爱，我愿痛苦；……

　　受过了痛苦，还应该再受苦；

　　爱过之后，就应该永无止境地爱。

　　正是这些痛苦的呻吟使他的诗作，被认为是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中最动人的诗歌。

　　《夜歌》中的这种痛苦情怀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其自传体小说《世纪儿忏悔录》 （1836）中有更加集中、更加详细、更加深刻、更加典型的表现。

　　小说主人公沃达夫 （一般认为是作者本人）怀着在欢乐场中遭到过失恋的痛苦，因丧父返回故里，认识了一位年轻貌美、性格温柔、心地纯良的乡邻知识女性——比莉斯 （一般认为是乔治桑的化身）。尽管这位女性是位寡妇，且又比其年长十岁，但这并不防碍两人相爱。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风暴雨：沃达夫对比莉斯的感情炽热而敏锐，常自寻烦恼地从她纯洁的过去中去寻找瑕疵。沃达夫一方面向她要求纯洁的爱情，但又不满足于这种爱情，甚至责备比莉斯不能像他过去接触过的放荡女人那样来爱他。面对着沃达夫这种恋爱的变态心理，比莉斯茫然不知所从。短短的半年时间时，这位号称“玫瑰花儿”的比莉斯枯萎了。她饱受精神折磨，但仍然不肯抛弃沃达夫，因为比莉斯理解对方因爱她而痛苦。最后，这对恋人准备离开那难免引起精神痛苦的故土园地，远走他乡去寻找归宿。途经巴黎时，沃达夫发现比莉斯与她的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同乡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心心相映。在一阵疯狂的忌妒和痛苦之后，他真诚地向比莉斯握手告别，独自登上马车离开巴黎。沃达夫感谢上帝，因为“由于他的过错而造成痛苦的三个人中，只留下了一个不幸的人”。

　　《世纪儿忏悔录》虽写的是爱情纠葛，但内涵深湛。主人公是一个患有 “世纪病”的人物，作者概括和分析了这种“世纪病”的产生社会根源是：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主义幻灭的产物。他们觉得过去光荣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目前的社会又充满庸俗、自私和黑暗，令人无法忍受，却又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因此，在他们心中便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愫。他们彷徨天主，怀疑一切，最后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只好染上当时的社会恶习，以颓废纵欲的荒唐行为来打发他们的青春。这便是作者的所谓染上了 “世纪病”的“世纪儿”所遭到的悲惨命运。沃达夫在爱情上的变态心理就是“世纪儿”情愫在恋爱中的表现。

　　书名之所以取名为《世纪儿忏悔录》，是因为沃达夫想把纯洁、善良、温柔、美丽、开朗的比莉斯当作医治他“世纪病”的救星，殊不知他患的这种“世纪病”，远非比莉斯的爱情所能医治好的。因为沃达夫已病入膏肓，他的这种变态的恋爱心理，正是其本身不可治愈痛苦的发作，结果既折磨了比莉斯，也折磨了自己，把他和比莉斯的爱情也葬送了。这就是沃达夫的忏悔，也是作者——缪塞本人的忏悔。所以，读者透过世纪儿的忏悔，既看出了当时年轻的一代对复辟王朝的不满，也悟出那一代年青人所面临的现实是多么地窒息人的心灵。

　　《世纪儿忏悔录》由于是以自传形式来表现，带上作者本身的感受，读者们阅读起来就倍感亲切，更添情趣。小说是一个忏悔的灵魂在自白。有人说：“这本相当富有戏剧性的小说，结构很艺术，笔调轻盈，色彩鲜明，并且充满了激情。”小说还以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著称，尤其是对沃达夫的变态心理刻划，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激情，这样就更加能够深入地表现沃达夫与比莉斯这类知识型人物的悲剧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察其心的了。

　　7.“过渡诗人”——戈蒂耶

　　戈蒂耶 （1811～1872）是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诗人。他从小极富才气，喜欢写诗，热爱绘画。早年思想激进，作为“欧那尼之战”的一员干将，他身着红衣亲赴剧场，为 《欧那尼》演出助威叫好。

　　1832年，戈蒂耶在《阿尔贝丢斯》诗集的“序言”里，提出了艺术至上的观点，认为唯有艺术才能给人慰籍。这一观点在1835年发表的《模斑小姐》的序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使这篇序言成为唯美主义思潮产生的标志。在这篇序言里，戈蒂耶认为“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它本身的终点和目的，就是戈蒂耶的座右铭。这种艺术观在《模斑小姐》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实践。

　　小说描写一位姑娘女扮男装出外游历，希望结识一些男朋友并从中挑选出自己如意的情人。她以外型美作为爱情的基础，以感官享受作为爱情的目的。小说之所以如此描写，实际是小说“序言”里提的论点作论据的。虽然小说既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然在客观上，无疑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的正统伦理道德有很大的冲击。

　　作为诗人，戈蒂耶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 《珐琅与雕玉》（1852）。在这部诗作里，诗人运用高超完美的艺术技巧把生活中的一些普普通通的，甚至琐屑的事物和景象加以雕塑和加工，小巧玲珑，剔透优美。尤其是作者又常常以画入诗，以乐入诗，力求把光和色彩，音乐和绘画的视听效果集中于一首短小的诗歌之中，把诗歌压缩成语言图画或语言雕刻。诗集中的每一首，都是采用每行八音步、每节四行的诗体，念起来短促、响亮，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感。诗集里全是些写景、咏物和对自然美、人体美的反复吟咏。现引其 《白色大调交响乐》以示读者。

　　流传北欧的童话故事里常常讲到，

　　古老的莱茵河上有天鹅美人，

　　她们洁白的脖子弯成弧线，

　　一边唱歌一边沿着河岸游泳。

　　或者她们栖息在枝头树梢，

　　展开她们雪白的毛羽，

　　还露出她们闪烁光泽的

　　比自身的茸毛还白皙的肌肤。

　　这一群美人里有一位

　　偶尔光临我们的家乡。

　　她那天生的缟素装束

　　犹如寒夜冰川上的月光。……作者用各种白色的事物来比喻传说中的天鹅美人，就像用明暗不同的白色调画一幅画，又像同一乐曲的高低音符谱一首乐曲。

　　戈蒂耶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抵制了浪漫派诗歌里那种“自我”过度扩张和感情无限流露的倾向，以及当时“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潮。戈蒂耶的理论和诗歌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帕尔纳斯派”起了先导作用。据说，波德莱尔十分欣赏戈蒂耶的技巧，他把自己创作的《恶之花》题献给他，誉戈蒂耶是一位“无懈可击的诗人”。在十九世纪法国诗歌史上，他是一位转折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8.“怪才”——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 （1821～186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他和缪塞、戈蒂耶一起从浪漫主义而来，但又和浪漫主义异道而行。波德莱尔从一开始，其反抗总是与冷漠、沉寂同伴。他在诗歌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的诗，别具一番滋味，被称为象征派诗歌之祖。

　　波德莱尔六岁丧父，生母改嫁作他人妇。他与继父关系不融洽，矛盾很深。这样的家庭境遇，使其从小就养成忧郁、孤僻的内向性格。他反抗过，放荡过，穷困潦倒过，花天酒地过。他从1841年起，开始写诗，1851年后，埋头搞文学创作。

　　波德莱尔受爱伦·波影响较深。因此，他特别强调诗歌必须重视想象。他认为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相互感应。宇宙一切事物之间能产生“交感”。波德莱尔所写的诗篇和传统的浪漫主义诗篇有区别，成为具有新的特色的象征派诗歌。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却和浪漫派作家相同。

　　1857年，波德莱尔将自己历年所写的诗作编成诗集出版，取名《恶之花》。他在为这本诗集草拟的序言里，强调诗歌应将善与美区分开。诗人要求挖掘恶中之美。《恶之花》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也反映了作者低沉落寞的情怀。诗的内容，新奇怪异，想象丰富。将人的嗅觉、视觉、听觉沟通起来。波德莱尔把恶划入诗的范畴，将城市最阴暗的角落作为诗的题材。从内容到方法，都打破了过往的传统，在诗歌的领域里，开辟了新天地。正是基于此，所以，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9.浪漫派戏剧一瞥

　　法国的浪漫派戏剧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雨果为首的年青一代剧作家，同古典主义戏剧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雨果的 《克伦威尔序言》像一记春雷轰动了法国戏剧界，大仲马热情响应，称这一事件为“文学的阿美利加。”1830年《欧那尼》的演出成功，法国浪漫派戏剧从此得到公认，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雨果成为浪漫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以其创作实绩，摧毁了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的统治，并控制法兰西舞台十几个春秋。被称为“法国莎士比亚”的缪塞，以其《罗朗萨其奥》具有“莎剧风格”而雄据剧坛。大仲马、维尼等人也不甘落后，也以其创作实绩壮大浪漫派戏剧的声威。

　　维尼在法国浪漫派剧作家中，他以写作态度严谨，重视艺术形式著称。维尼的戏剧代表作是 《夏特东》（1835）。这是一出三幕剧，剧本以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为背景，故事发生在伦敦。

　　主人公夏特东是位诗人，他十分贫穷，一身是债，他寄居在富商约翰·贝尔家里，对生活已是十分绝望，唯一支持着他的，是他心里爱着贝尔的妻子吉蒂。他外出散步时遇见昔日的同窗好友，其中一个是市长的亲戚。他原想躲避他们，他们却找上门来。贝尔原来瞧不起夏特东，这一来便敬他三分。市长亲自来找夏特东，建议他去当自己家里的仆役长。这时，夏特东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他的作品不是他写的，而是抄袭一个世纪作家的作品。他接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服鸦片自杀了。一直爱着夏特东的吉蒂，发现他自杀后，也痛苦死去。

　　这出戏之所以一炮打响，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冲突。一位年青诗人，又有才气，却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多余的人”，只不过是一块“废铁”或“听差”的价值。他临死前对社会的诅咒，间接地表达了剧作者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剧本尖锐地提出了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命运问题，谴责了近代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

　　大仲马的剧作亦颇具声威。五幕散文体历史剧 《昂利第三及其宫廷》 （1829）是第一个突破了古典主义统治而获得成功的浪漫剧，它上演时间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它开辟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戏剧文学领域，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因此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剧本以法国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背景，用政治阴谋和爱情纠葛紧密交织的情节，生动地反映了国王昂利第三和首相古伊兹公爵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古伊兹公爵要挟昂利第三正式任命他为天主教同盟的领袖，想从此取得指挥军队的大权，以便篡夺王位。而国王的宠臣圣·梅格兰却爱上了公爵的夫人克莱弗丝。一心想控制国王以操纵政权的王太后梅西迪则企图一箭双雕，同时消灭这两个对手，于是和她的父亲星相家吕其里设下诡计，故意让梅格兰和公爵夫人单独相会，引起了公爵的怀疑。公爵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兼情敌，不择手段，逼着妻子写密信约梅格兰夜间来幽会，同时布置了埋伏，准备把对手置于死地。梅格兰在爱情的驱使下，不顾危险，只身来到公爵夫人的房间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公爵夫人向他表白了隐藏在心中的爱情，并帮他跳窗逃走。在激烈的格斗之后，气息奄奄的梅格兰被公爵下令用夫人的手巾勒死。

　　该剧在政治上是以历史外衣作为掩盖，对复辟王朝的继续存在的一种变相的否定。剧本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波旁王朝，却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封建专制的丑恶本质，以至国王查理十世也感到是在影射他和奥尔良公爵，因而下令禁演。由此可见，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朝的七月革命前夕，《昂利第三及其宫廷》确实具有积极的意义。

　　整出戏剧显示了浪漫主义风格，从剧情的气氛一直到公爵夫人丢了手巾这样的细节，都可以明显看出是受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被完全抛弃，剧情的发展不再限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地点也随着矛盾的深入而不断变换。人物的语言也不再是十七世纪悲剧中那一套矫揉造作的、格言式的华丽词藻，而是生动活泼、感情丰富的对话。主人公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浪漫主义热情。梅格兰与公爵夫人之间的爱情爱得战栗，爱得激情。

　　缪塞在法国浪漫派剧作家中，创作了一系列接近莎士比亚风格的剧作。1834年创作的《罗朗萨其奥》可看成真正莎士比亚式的作品。该剧展示了罗朗索这位主人公活动的周围环境，不仅表现了丰富的历史社会生活内容，安置了各阶层的人物，还展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社会的五光十色。

　　剧本一开始就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人物情节。多种矛盾交织于一起：人民群众与暴君的矛盾，暴君与罗马教廷和统治集团内顽固派的矛盾，整个反动统治集团与共和派的矛盾，以及主人公早先作为“帮凶”时与人民的矛盾等等，而这些矛盾又从属于最基本的矛盾的制约，剧本有条不紊地表现了这一切。从而使戏剧冲突，层层深入，展示核心，导向高潮。这种艺术匠心，既增加了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引人入胜的效果，又充分表现了社会生活和政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

　　罗朗索是剧作者塑造得成功的艺术形象。作者将他赋予一个具有多式面貌、多种人格、多层次心理深度的复杂的人物。就这一形象的悲惨结局看，他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勃鲁多斯式”的人物。从阅读效果看，这个剧本，读来兴趣盎然。这出戏之所以扣人心弦，主要在于剧作者在戏剧创作中的聪明、机智和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真实、深刻的结果。所以，它具有莎士比亚式的风格。

　　此外，缪塞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轻松喜剧或带有喜剧性的作品。这些剧本的构思都不一般化，各具别致潇丽的风韵，一个个都不落传统喜剧的俗套。他从不求助于插科打浑的闹剧手法，又注意远离夸张的喜剧情节，把故事安排得如同生活一样真实而又能含喜剧性，毫无公式化的弱点。缪塞的这些轻松喜剧，可以说是心裁别具，令人料想不到。

　　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是一个来自各个方面的集合体，各以其自身的个性出发，但却又都以浪漫主义文学风格而名世。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叛逆的“浪子”、“世纪病”患者集中于一起，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情、文学中的个性解放和自我扩张成了浪漫派才子们的共同音符。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感情大爆发、大解放的产物，真情散发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可以这样说，法国文学出现了集中的而又普遍地抒发个人心底情感的新浪潮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