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欧洲文坛泛起一股自然主义浪潮。它颇有气势，至今仍有影响。它的源头在法国。大约正值浪漫主义江河日下而现实主义如日经天的时候，它开始在法国文坛露头。它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正像当年浪漫主义视古典主义为对头一样。它是现实主义的同盟军，正象当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一样。它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它的奠基者是龚古尔兄弟，理论大师和创作旗帜是左拉。它因提倡用自然科学的生物学、遗传学观点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观察社会、表现人的生物本能而得名。

　　在自然主义的高潮时期，也即七八十年代，法国还出现了全新的文学，即：由《国际歌》奏出其最强音的巴黎公社文学。它为时虽不长，意义却重要。它揭开了法国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章。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国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各种弊端恶性膨胀，不少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认为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并迫切想探索出病源，寻找到为什么，于是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又称后达尔文主义。这种学说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并无区别，完全归属于自然界，没有什么灵魂，与自然世界之外的宗教或精神世界没有联系。因此，人只不过是一种高级一些的动物，他的品性和命运由两种自然力量即“遗传”和“环境”来决定。他通过遗传而得到个人不能自制的天性与欲求，又必须无可奈何地接受生存环境中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摆布，人实际上是处于遗传与环境的冲突或者说欲求与存在的挤压之中的动物。要改变人的状况也就必须从遗传与环境入手。受这种学说的影响，以龚古尔兄弟和左拉为代表的一部分善于创新的作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创作倾向来看，其实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源远流长。左拉在阐发他的自然主义主张时，甚至认为“荷马也是一位自然主义的诗人”。但是，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文艺思潮，它是在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克洛德·克雷比雍 （1707——1777）那里初现端倪的：克洛德在他的著作《心和精神的迷惘》里就提出过接近现代意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强调小说对研究人和人类活动的重要性，强调小说的科学性。他宣称要用小说的形式为人类社会写一部类似布封的《自然史》那样的“人类生活的图画”，使小说成为所谓“人的资料”，让人们“终于看见自己的面目”。为此，他甚至让真实的情书也一字不动地进入自己的小说。

　　到十九世纪，由于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的影响，一些作家开始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使文学日益鲜明地带上了 “科学”的色彩。这种倾向在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尤其明显。斯丹达尔就宣称，从根本上看，“文学”与“数学”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巴尔扎克更提出了“社会和自然相似”的观点，认为所谓“社会环境”，就是 “自然加社会”，其《人间喜剧》的总体构思就是受启发于当时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而其中“分析研究”一类的作品更是试图根据“自然法则”来研究社会和人。所以左拉甚至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了”，并且巴尔扎克晚年写的《贝姨》，树为自然主义小说的样版。到后来的福楼拜，更明确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名词和很多虽不系统却十分具体的自然主义观点。他以探问的形式倡导过自然主义：“迄今为止，有谁作为自然主义写过历史呢？有人分析过人类的种种本能，看到过他们在这样的范围里怎样并应该怎样发展吗？”他反对文学的倾向性，认为“描写不偏不倚，就可以达到法律的威严和科学的精确性”。他否定文学的典型化，提出“随便碰到的哪一个人都比我居斯塔夫·福楼拜更有趣，因为他更普通，归根结底也更典型”。他的《包法利夫人》已有自然主义的一些特点，如使用文献性的材料，对人物作生理学的分析等。所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看，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自然主义思潮是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埋下胚胎，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那里破土出芽的。

　　在这样的文学基础上，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为自然主义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一著中提出，社会的形态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均可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十九世纪起已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实证阶段，或者说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类的认识“不再求知各种内在的原因，而只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而实际规律中起根本作用的又是“不变的自然规律”。孔德的哲学由于有引人“务实”的内核而适应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心态，因而很快盛行，加速了法国文学奔向真实性、分析性、准确性、客观性，一言以敝之日科学性的趋势。到1858年，另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艺术理论家的泰纳在 《历史与批评》一著中第一个为自然主义文学规定了理论上的基本含义：根据精确的观察，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描写生活。

　　在这样的文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上，加上前述后达尔文主义的直接诱因，作为思潮、运动和流派的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文坛形成了气候，打出了旗帜。首先是龚古尔兄弟借自己的小说出版之机发表了许多具有宣言性质的序言。接着由左拉作了系统完整的理论阐发并组织了自然主义文学集团。于是自然主义崛起于法国文坛，并以强劲的态势向欧美文坛冲击、扩散。

　　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不满现实主义对生活须作典型概括的要求和对社会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强调。根据左拉的论述，它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强调客观性而反对倾向性。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都注意描绘出客观现实的精确图画。但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认为在这种描绘中要表现出作者的倾向性，即褒贬爱憎，虽然不主张象浪漫主义一样鲜明强烈地渲泄，但应该在叙述和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自然主义则认为文学不应当服从于某种思想或感情上的倾向，而应当保持中立和客观，对所描写的人和事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如左拉所说的：“我看见什么，我说出来，我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仅限于此；道德教训，我留给道德家去做。”简言之，自然主义作家不做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只做科学家；不评论不说教，只摆出事实让读者去作价值判断，去裁决善恶美丑。

　　第二，强调科学性而忽视艺术性。前已述及，现实主义也注意科学性，但主要是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靠拢，如斯丹达尔小说中的政治色彩，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经济意识，而且更多地是表现为科学态度与艺术精神的结合。而自然主义的科学性中，人文和社会科学退居到了其次，特别强调的是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同时还要求作家不仅要有科学态度，而且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亦即左拉说的实验的方法：“假如实验的方法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物质生活，那么，实验的方法也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感情和精神的生活。”他的所谓实验方法，就是要求作家首先通过观察搜集大量的生活资料，然后象生物学家、病理学家一样，把人放到各种环境，也即各种“实验室”和实验条件下，测试出人的情感、思想、行为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科学实验者是自然的审问官，文学家则是“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只有实验小说才能达到对人的科学认识。这种理论很新颖，但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和实验方式与文学家头脑里进行的艺术活动是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的。

　　第三，强调自然性而淡化社会性。人是文学的反映对象，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二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属性。现实主义也是更注意社会属性的。而自然主义却更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左拉认为“人类世界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一样，都服从于同一种决定因素”，人是“空气和土壤的产物，象植物一样”。从而把生物学的决定论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范畴，把人的心理、性格、情欲、行为看成是由生物学的规律所决定，在作品中着重探讨人物的生理奥秘和遗传因素，而不注意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对人的作用。所以左拉宣称：自然主义作家在“继续进行着生理学家和医生的业务”。为了进行这种“业务”，他们经常把人物置于某种病态之中：如酒精中毒、神经错乱、色情狂等。扩而大之，对社会也持同样观点，作同样对待。

　　第四，强调真实性而忽视典型性。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注重真实反映生活，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与典型性密切相关的，即要求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反映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真实。而自然主义的真实则不注意典型性，一切服从真实，“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没有英雄，他们认为英雄都是文学家夸张的产物，而只有普通人，小人物，甚至庸俗丑恶的人物；没有戏剧性的情节，而喜欢罗列平凡的、偶然的、琐碎的事情和细节，甚至搜寻怪诞、畸形的东西以避免作品令人生厌。凡是真的就是好的，不论它是美的善的还是丑的恶的。

　　必须指出，上述基本特征主要是从自然主义理论中梳理出来的，而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并不是如此简单。由于自然主义本来是从现实主义发展而来，它与现实主义仅一墙之隔，一步之差，所以在很多即使是自我标榜为自然主义者的作家那里，也常常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而很少有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品。左拉就是如此。因此对自然主义作家作品，必须特别注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