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从此南宋便直接面临蒙古的威胁。从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到卫王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被元军攻占，南宋灭亡。这场江山变易的剧烈程度更超过了靖唐之难，因为人们不再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异族的铁蹄了。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元遗山集》），正是在宋元易代之际，宋诗放射出最后一道夺目的光彩。
　　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最后两句成为鼓舞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格言。他的另一首名作《正气歌》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他的忠义情怀和英雄气概，诗中颂扬了历代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用文学形式宣告刚毅正大的道德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振撼人心的人生颂歌。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２００首。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例如《至福安第六十二》和《思故乡第一百五十六》：
　　握节汉臣回，麻鞋见天子。感激动四极，壮士泪如雨。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
　　前一首写自己从元军中逃出，历尽艰险回到温州朝见宋端宗的情景。后一首写身处穷北狱中对江西故乡的怀念。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２００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文天祥的集杜诗说明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谢翱（１２４９～１２９５）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例如《西台哭所思》：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此诗是悼念文天祥的，文既是谢的故友，又是民族的烈士，故诗中寓有双重的悲痛，深挚感人。谢翱最有特色的诗是《效孟郊体七首》，成功地运用隐喻的手法抒写了亡国的哀思。例如其三：
　　闲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视不见处。牵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风吹空巢，波涛在孤树。
　　深有所感，却又闪烁其词，意境如梦如幻，凄迷的夜景正衬托也亡国孤臣无处归宿的感受，辞意精警瑰丽，风格奇崛高古，呈现出孟郊和李贺诗风的影响。
　　其他的遗民诗人也有许多好作品，如谢枋得（１２２６～１２８９）托物咏志的《武夷山中》、林景熙（１２４２～１３１０）揭露元人发掘宋室陵墓罪行的《梦中作》四首、郑思肖（１２３９～１３１６）自明心迹的《自挽》、《二砺》，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操，传诵千古。
　　宋末还有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汪元量。汪元量（１２４５？～１３３１）并非士大夫，但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这于诗，其代表作是《醉歌》１０首、《湖州歌》９８首和《越州歌》２０首。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前一首记述南宋的太皇太后谢氏在降表上签名之事，后一首写被俘的宫女乘舟离开临安的情景，直书其事，并无议论，但作者的痛愤之情却溢于表。这些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了那段伤心的历史。其友人李钰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尖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宋末的爱国诗歌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