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盛唐诗歌和中唐诗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中唐诗歌中，盛唐诗那种浓烈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中唐诗有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盛唐诗人追求的是境界的浑融；而到了中唐，我们才看到了有意识的字锤句炼。盛唐存在着审美趣味相近的不同的诗人群落；而到中唐，我们却看到了有相近理论主张的不同的诗歌流派。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的艺术高峰面前，表现出拓展新的诗歌艺术领域的巨大努力。从盛唐到中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杜甫就是衔接这个转变的伟大诗歌。

　　唐玄宗后期，沉溺于声色，挥霍无度；且又沉迷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很少过问朝政。朝廷大权先后落入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手中。自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张九龄罢相到天宝十一载（７５２），李林甫专权１６年；天宝十三载（７５４）之后，杨国忠又独揽大权。李、杨累起大狱，朝政在倾轧与清洗中一塌糊涂。正直的士人无法立足朝廷；而当道奸佞之间，互相争斗；权相与拥兵权的边镇节度使之间，也矛盾激烈。政权内部，已呈分崩之势。在上者奢侈，必加重对民间的盘剥，王公百官豪富大量兼并土地，天宝后期，大量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流民。在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贫困与不公。唐代社会在经历开元盛世的繁荣之后，正在酝酿着大的动乱，而玄宗却一无所知。
　　终于在天宝十四载（７５５），爆发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这年１１月，拥有重兵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１５万，反于范阳。翌年五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奔蜀。战火所经之处，州县残破，万室空虚，北半个中国疮痍满目。从安史之乱起，至乾元三年（７６０）五年间，全国人口从５２８８万锐减至１６９９万，可看出这场战争给唐代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
　　这场巨大的灾难，给唐诗带来了不小的转变。还在天宝年间，一部分失意士人，就已经在诗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他们就是元结《箧中集》中所收的作者。《箧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诗２４首。加上其它文集所收，这七人留下来的诗共４６首。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馀里，贫贱多是非”（孟云卿《悲哉行》）。“徘徊宋郊上，不见平生亲。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同上《伤时》）。“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赢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他们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到来的一群诗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歌观念，与他们是一致的。他写有《二风诗论》、《系乐府序》、《刘侍御月夜宴会序》，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
　　元结（７１９～７７２），字次山，天宝十三载（７５４）登进士第。安史之乱之后，先后避难于?邑（今湖北大冶）、瀼溪（今江西瑞昌）。后曾奉诏募兵抗拒叛军，又曾任道、容二州刺史。他最有名的诗是《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系乐府十二首》。《系乐府》中的《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诸篇，写生民疾苦。《舂陵行》以同情之心写安史之乱以来道州一带州县残破，民不聊生，而赋税逼迫：“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贼退示官吏》亦写赋税之祸害，甚于盗贼。杜甫读此诗后，给予很高评价： “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元结与《箧中集》的诗人们，一变盛唐诗人诗中的理想色彩，而转向写人生悲苦。他们的诗，有思想深度而乏艺术力量。杜甫才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术的巅峰。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他的青年时代，是在盛唐社会中度过的，过了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２０岁南下吴越，２４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翌年东游齐赵。３０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往来偃师、洛阳间。３３岁在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不久又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情怀。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但这幻想在天宝五载（７４６）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落第之后回到偃师，后来又来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书左丞》）。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反映天宝后期动乱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
　　安史乱起之后，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长安。在陷落的长安，他写下了那些忠君恋阙的千古名作，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他听到肃宗已经即位灵武，便历尽艰辛，奔赴凤翔行在。他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这个时期，他写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因疏救房琯，他于乾元元年（７５８）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期间，他写了“三吏”、“三别”。乾元二年（７５９）秋，他终于弃官，携家入蜀，于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
　　他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后来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乱，他移家梓州，来往旁县，中间又曾在阆州小住。永泰元年（７６５）五月，离成都经渝州出峡，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大历三年（７６８）春，他离夔州，飘泊江陵、公安、岳阳、潭州，大历五年（７７０）冬，死于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年五十九。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盛唐诗人还不惯于引战争苦难入诗。他们还没有把眼光转向底层。在这场灾难面前，他们发抒感慨，“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写及战乱最多的，有《奔亡道中》、《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扶风豪士歌》、《永王东巡歌》、《南奔书怀》等等，他写参与这场战争的感受、抱负、态度和不被理解的心情，还没有转向写底层百姓的苦难。写百姓苦难的，是安史乱起前后进入创作高潮的诗人们。李嘉祐写战后凋残景象：“处处征胡人渐稀，山村寥落暮烟微。门临莽苍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贫妻白发输残税，馀寇黄河未解围。”（《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白骨半随河水去，黄云犹傍郡城低。平陂战地花容落，旧苑春田草未齐。”（《宋州东登望题武陵驿》）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垢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７５６）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反于广州，杜甫后来写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里描写的是具体的情景，连面临这情景时感觉到的氛围和情思都有了。他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败阵，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向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写到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而尚得再次从军，令人不忍卒读。他把战火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等诗，都是这种写法。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一己的感慨，但由于他颠沛战乱之中，与这场灾难息息相关。心之所向，情之所系，未离时局，因之从他的感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从认识历史的起初面貌说，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盛唐诗创造玲珑兴象以抒情，杜诗用叙事手法写时事。诗的叙事手法起源甚早，《诗经》、乐府都用过。唐代诗人中李白的《赠张相镐》、李颀的《别梁锽》都用了叙述手法。李白的诗，叙自己的行藏；李颀的诗，实写梁锽的性格。而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
　　杜诗叙事，既叙事件经过，又用力于细部描写。这些细部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北征》叙从凤翔行在往鄜州省家的一路所见：“菊垂今秋花，石载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鸮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写到家情境：“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没有直接写战争灾难，而乱离与贫困一一显现。他写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常细事，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前此的叙事诗。它从概括描写走向写具体事件的片断，因写细节而更少概括描写常有的夸张，更多真实感。故事性被冲淡了，而生活色彩则等到极大的加强。《兵车行》、《羌村三首》、“三吏”、“三别”、《彭衙行》、《赠卫八处士》等诗无不如此。
　　杜诗叙事，融入强烈的抒情。多数的叙事诗，他其实是作为抒情来写的。例如《羌村三首》，记回鄜州省家事，写重逢如何悲喜交集，写与家人、邻里如何在这悲喜中相见，仍然是细部描写，“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邻人满墙头，感概亦歔欷”；“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但这些细部描写要表现的，是悲喜交集的心境，是一腔蕴蓄已久、渴望渲泻的感情：悲哀、同情、无可奈何，都交错在一起。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客观的真实的叙述与主观的强烈的抒情，融为一体。他的一些诗，很难分出是抒情还是叙事。有时还杂以议论、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长篇如此，短篇也如此。有赋的铺排、散文的句法，也有抒情诗的意境创造。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而抒发的是一己情怀。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的，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