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1883一1924），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现代派小说的鼻祖，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专横而又强暴。母亲忧郁而好幻想。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卡夫卡从小养成懦弱羞怯、孤独内向、优柔寡断的性格。

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以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文学，后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获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后到“普通保险公司”任职。1908年起受聘于半官方的工伤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因病离职。卡夫卡患有肺结核，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

卡夫卡从小就爱好文学，中学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及易卜生的戏剧。以后对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这对他的人生观、创作思想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卡夫卡一生憧憬着爱情和婚姻，可他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没有成家，终生寂寞不得意。他孤独、苦闷、抑郁，为此曾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仗上刻着：‘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孤独脆弱、悲观自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因素看，卡夫卡所处的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强横的军警作后盾，对外侵略称霸，仇视各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对内实行专制暴政和民族压迫，给卡夫卡敏感的心理罩上阴影。从时代的因素看，世纪之交的忧郁幻灭感弥漫欧洲大地，一次大战的爆发使数千万生灵涂炭，世代累积的财富和文明化为灰烬，卡夫卡绝望地悲叹：“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他们陷入一片空虚之中”。从民族因素看，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人，无法摆脱排犹种族歧视主义的精神折磨，时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漂泊者，加之卡夫卡操的是德语，又被周围的捷克人视为异己，民族与语言的隔阂加深了孤寂感。从个人及家庭因素看，他无法处理好父子关系，身体屠弱多病，努力成家又终归失败等也影响其心理及性格的形成。

卡夫卡在大学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保持了从未出现过阴影的长达22年的友谊。在布洛德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后来竟然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卡夫卡创作非常勤奋，但几乎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加之病魔的折磨，因而作品并不多。他并不想成名，甚至不想发表作品。生前没有发表多少作品。卡夫卡只是把写作看成是忠实的伴侣和赖以寄托思想感情的工具，其目的在于自我体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观意识与情感。卡夫卡死后布洛德在遗物中找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遗物里（也就是书箱里、衣柜里、写字台里、家里和办公室里，或者可能放东西的以及你想得起来的任何地方），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别人手里的所有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请你以我的名义要求他们焚毁，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什1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后来还发现一封表达同样愿望、更详细的信。庆幸的是，挚友布洛德觉得这是人类财富的一部分，因而“背叛”了卡夫卡，花了很大的精力将遗稿整理出版。遗憾的是，卡夫卡的女友已销毁了一些作品。1935——1937年出版了布洛德主编的6卷本《卡夫卡全集》；1950——1958年又出版了9卷本的全集（其中8卷都是卡夫卡生前未发表过的），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片断、日记、书信、箴言等。

卡夫卡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生前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观察》（1913）、《判决》（1913）、《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4）、《骑桶者）（1921）等。二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述）、《乡村教师》、《地洞》等约34篇。三是生前未发表过的3部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城堡》等。

《美国》原名《生死不明的人》，现名是布洛德出版时改定。卡尔·罗斯曼是文科中学学生，出生于布拉格的富有人家，16岁时受到35岁的女仆的引诱，和她生了孩子，此事颇损家庭体面。卡尔被父亲驱出家门而流落美国。在横跨大西洋的轮船上，卡尔认识了船上的伙夫。伙夫不仅劳动艰苦，还受尽司炉长的欺压，工资也常遭克扣。卡尔深表同情，挺身出来打抱不平，但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反而招来麻烦。到了纽约，又突然遇到一个自称是他舅父的身为参议员的百万富翁，把他领到家里，让他过上了极其富华而又有教养的生活，请家庭教师补习英语，学钢琴，骑马……但是，两个月后，这位舅父借口卡尔行为不轨把他捧走。以后流落街头，他当过“西方饭店”的电梯工人，不久因失职而丢了饭碗。当他在市郊无证件而受到警察追捕时，得到流氓德拉马什和罗宾逊的庇护，从此成为德拉马什及其同伙的仆人。后来又应招去当技术工人，随着火车日夜奔波在美洲大陆——…·小说到此中断。在日记中卡夫卡提过，可能以卡尔的死来结束小说。该小说在形式上受流浪汉小说的影响，用狄更斯式的传统叙述手法，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生存状态。

《诉讼》（一译《审判》）叙述银行襄理约瑟夫·K的悲惨故事。K在他30岁生日的早晨，躺在床上突然被法院宣布逮捕。奇怪的是K被捕并没有正式的逮捕证，只是两个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他犯了什么罪？是谁控告了他？依据什么法律？逮捕他的看守一概无可奉告。更令人费解的是，K被捕以后，依然行动自由，照常上下班，甚至他最后被处死前不久，还陪同一位同银行有业务联系的意大利朋友参观当地名胜大教堂。从宣布他被捕到处死，一年间法院只传讯过他一次。而且为了不妨碍K的业务工作，把预审的日子特地定在星期天。预审法庭坐落在K从未去过的市郊，没有明显的标志；预审法庭所在的大院，高大的大门显然是供运货车用的，大院四周又有仓库。预审室竟设在一个空气污浊、尘土飞扬、光线昏暗的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在一个挤满人、乱哄哄的讲台上，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预审。预审法官第一句话又是牛头不对马嘴：“您是一个油漆匠吧？”“不”，K说，“我是一个大银行的襄理。”K的如实回答却引起了哄堂大笑。当K慷慨陈词，指出这次草率的预审是毫无法律根据时，在一片沉寂的法庭上，忽然又莫名其妙地闯进一个刚洗完衣服的洗衣妇。接着K公然把预审法官手中那污点斑斑、纸页发黄的记录本一把夺了过来，表示出极大的轻蔑。就在K侃侃而谈，法庭上气氛肃严的当儿，在这个光线暗淡的大厅那头，发出一声尖叫，原来一个男人把那个洗衣妇拽到门边的角落，欲行非礼。在骚动中，K愤怒地匆匆奔下楼去，一幕预审的怪诞剧演完了。尽管K一开始对自己没有犯罪充满自信，拒绝他叔叔要他到乡下避祸的建议，而是四处奔走，想弄个水落石出。但当K越是要为自己开脱，就越是把自己推向毁灭的深渊。“法”的邪恶之手一旦伸向了他，就不管你是否有罪。正如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师对K说：“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K聘请的律师竟然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抗辩书。神父对他讲了一个“法的故事”：一个乡下人在法的大门前要求守门人让他进去，但守门人要他在门口等着，一年复一年，一直到死也进不了法的大门。K的无罪虽无须证明，但K的死也是不可改变的，在31岁生日前夕晚9时左右，两个穿着礼服的刽子手，把K驾到一个荒凉的采石场，K孤苦伶什地被他们像一条狗似的用屠夫的刀杀死了。这部小说标志着“卡夫卡式”的形式：画面荒诞，支离破碎；描写抽象，象征浓厚；充满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主观感受，使人体验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感、灾难感和压迫感。
《城堡》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与《美国》及《诉讼》被称为“孤独三部曲”，都贯串着社会批判的主题。

《判决》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克·本德曼正在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后到父亲房间。其父对他态度极为不好，怀疑他指责他嘲笑他。其实他的父亲一直在跟他的朋友通信，且早把他订婚之事告诉了他朋友，为此朋友与格奥克疏远了。他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其父竟提高嗓门说：“现在我判处你淹死！”于是格奥克冲下楼梯，真的投河了，临死前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你们的呀！”小说带有自传色彩，通过象征性隐喻，寄托着作者关于“罪与罚”的内心体验，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变形记》故事神秘离奇。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腹部长了两排细腿，背部变成硬壳，翻不了身，下不了床。他感到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葛蕾特见到这个情景，极为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悲伤并害怕，妹妹开始同情他，照顾他。由于他失去了挣钱养家的能力，家境江河日下，他们只得出租房屋以增加收入。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爬了出来，房客惊恐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一定得把这个“怪物”弄走。此时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他反锁自己不再进食。很多天后，老妈子发现他已经死了，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全家人仿佛卸掉了沉重的包袱。作品通过格里高尔的变形及变形后的遭遇及悲惨结局，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表现了人的“异化”。

《在流放地》在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方面，最为惊心动魄。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了上司的尊严，就被处以死刑，执刑时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刺字、刻图案，让犯人活活地经受了12小时的肉体折磨后才死。然而比杀人本身更残忍的是那个亲自执行的军官，他表现得就像操作一部生产机器那样若无其事。而当他发现新来的司令要废除这种刑罚，他不动声色地从机器上卸下死人，又无动于衷地自己躺了上去，亲自操作机器把自己凌迟处死。

《致科学院的报告》写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这当然是十分荒诞的。这只猿猴在找到“人类的道路”以前，被关在一只很窄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凌驾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我甚至觉得，人类因自由两字而上当受骗是否已经太多了一些？”“不，我所需的并不是自由。我只要有个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找不到出路的孤独、恐惧感。

《乡村医生》中医生在严寒深夜出急诊，让女仆去借两匹马来套车，却突然从猪圈里奔出两匹骏马来。到了目的地后，那个求医的少年病人并没有病。他打算回家时，却发现少年腰上有个致命的伤口，这时病人的家属却剥光医生的衣服，把他按倒在病人床上。与此同时，两匹马把头探进窗子，医生赤身裸体跳出窗口，跃上马车，但马车在冰天雪地里却磨蹭起来，而他一面担心女仆被马夫纠缠，心急如焚，一面想抓衣服，而衣服勾在车后头就是够不着，可他那些心灵手巧的病人竟无动于衷不肯帮忙，于是他大喊：“我受骗了！我受骗了！夜间门铃响时本不该去开门的。真是一失足成干古恨！”小说相当流畅，很有节奏感，但它仿佛是一幕幕梦幻的记录。它表现了生活在非理性社会中的无能与痛苦。

《饥饿艺术家》表现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追求之间的永恒矛盾。饥饿表演原定40天，但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要继续演（即饿）下去，他不愿在艺术正处于最佳状态时中止表演，而追求艺术最佳境界的代价却是生命本身，这正如浮士德的满足就意味着肉体死亡，追求无限的代价就是消灭有限的肉体。艺术与生命在这里被同时“卡”住了。

《地洞》写一只人化了的鼠类动物，为了保存自己，抵御大小动物的进攻，营造了一个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然而这只动物对自己营造的地洞是否安全可靠又满腹狐疑，缺乏信心。为此他常常寝食不安，夜里常常惊醒，始终觉得响声随处可闻，“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整篇小说都是这只人化了的动物的内心感受。它表现了小人物的恐惧心理和生存环境的非理性。

卡夫卡这位欧洲文坛的怪才，就是他的名字（Kafka，穴鸟之意）亦给人一种挤压、扭曲、尴尬、窒息的感受。他在《乡村婚事》中说：“我手无寸铁地面对着一个形体，他安静地坐在桌旁，望着桌面。我围着他绕圈子，感到自己被扼住了喉咙快窒息了似的。第三个人围着我转圈子，觉得被我扼住。第四人围着第三人走，感到被卡住喉咙，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星辰运行到宇宙之外。万物都感到被卡住了脖子！”卡夫卡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心状态和幻象的直接延续、记录。通过内心感受所激起的幻想和怪诞，揭示现代社会中人的深层心理骚动和对这个灾难遍地、满目疮痍的世界的心理反应，描写了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错综复杂、似真似幻的处境，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掘进程度”。人们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人类社会。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们称为“卡夫卡式”。

“卡夫卡式”如同“莎士比亚化”或“席勒式”，涵盖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且已成为一个美学概念。
在思想上，卡夫卡接受了存在主义学说，反映了世纪末情绪，表现了人的孤独与恐惧，表现了荒诞世界和异化主题。

第一、权威的不可抗拒。在卡夫卡的意识中，始终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大而无法抵御的异己力量——权威笼罩着，这简直成了他一生精神上的“紧箍咒”。这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最充分的是《诉讼》和《城堡》。前者涉及“法”，后者涉及“政”，都表现的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异化”现象。《诉讼》中作者把那个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处决人的法院写得既具体又虚妄，既腐败又恐惧。在卡夫卡笔下，政治上腐朽的资本主义庞大国家机器每天都在冷漠地运转，虽然它的每个局部是可以看见和接近的，但整体却始终是神秘莫测的。农民在“法的门前”等到老死而不得进的寓言，更是卡夫卡对资产阶级法律投的否决票。而“城堡”则是与人民为敌的剥削阶级官僚化统治机构的写照，城堡可见而不可即，象征着它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层层从属关系的体系。一切都分成了等级，一切都带着锁链”，这个“戴着锁链”的社会越发展，它的官僚化统治机械越复杂、越庞大，暴君越多，人越受到它的统治。《致父亲》中作者揭露父亲“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征”。正是在这样荒诞和异化的世界上，人民受到无形的威权的奴役，盲目地修筑长城，人还不如一条狗，人的处境犹如地洞中的鼠类，发发可危，以至最后“异化”为“甲虫”了。

第二、障碍的不可克服。卡夫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梦魇的世界。卡夫卡曾向雅诺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桅缆，吱吱扭扭地不停作响。”卡夫卡的这种感受决不是偶然产生的，其意识中日益严重的障碍无疑是现实生活在他头脑里一再叠映的结果，其作品有关障碍的描写俯拾皆是。《诏书》中垂死的皇帝亲自派一个钦差大臣把他的诏书送到目的地。这位大臣捧着死人的圣旨要走出皇宫，但宫殿重重，墙谍叠叠，台阶无数，上上下下总也走不到出口；出来在路上又遇到巨大的人群，他拼命挤呀，挤呀，挤不到尽头……一个人在公园里迷了路，陷进了一个荆棘丛中难以自拔，于是他发出呼救。一个园丁不慌不忙地走来，好像要来救他，但忽然又说：要请示他的上司……。《美国》中卡尔遇到的障碍还是阶段性的，《诉讼》里障碍就频繁多了，而《城堡》中障碍的密度更大，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绊脚石。洋洋23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多少个障碍的辛酸故事！无怪乎卡夫卡感慨“我思考的能力有限，但要超越的障碍却无限。”

第三、孤独的不可忍受。在卡夫卡荒诞异化世界里生活着的人，有一个突出特点：孤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完全孤独，但又不是那种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英雄，而是被一种无情法则排斥的不幸人们，以致于亲生骨肉、手足同胞之间的感情也不能抵御这种法则的侵袭。《判决》中格奥克无非欠缺一点“孝道”，竟然被生父置于死地；《美国》中卡尔不过年少失足，竟被双亲无情地放逐异乡；《骑桶者》中“骑桶者”严寒难熬，想向熟悉的煤店老板赊点煤炭救急，却被拒之门外；《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顺利之时，人们为他欢呼，不利时就被冷落在一旁，以至死了却无人问津；《乡村医生》中医生冒寒深夜出急诊，非但没有得到感谢，反遭毒打，被剥光衣服，裸身挨冻，道旁熟人却无动于衷……陌生感、孤独意识主导了卡夫卡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正如《城堡》中侍女佩壁感叹的那样；“我们房间外面一切东西都是冷酷的无情的——我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这方面写得最成功的是《变形记》。这种孤独感源于卡夫卡对所处的家庭、环境、时代、社会的世态炎凉的切身体验，源于他本人浓烈的孤独意识，可以说这是他捧着自己的灵魂痛苦地呕吐出来的。

第四、真理的不可求寻。卡夫卡深切地感到，这个上上下下联成的“网络”般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彻底“异化”了，它完全用虚假维持其存在，毫无真实可言，其大部分作品都是他想要解释世界而不能，或者说欲救真理而不得的苦恼访惶心境的艺术记录。《致科学院的报告》中主人公要找到出路，无出路，毋宁死。当然不仅指摆脱笼子，更主要指希求获得内在自由，即获得真理性认识或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诉讼》中约瑟夫·K怀着对资产阶级现存法律制度的幻想，一心想求得还虚假以真实的目的——澄清自己莫须有的罪名，目的不但没实现，反而像一只狗一样被杀死。死前他终于醒悟：世上有真理，但真理可望而不可即。寓言故事《法的门前》农民的悲惨结局，譬喻“求真无路”；《城堡》中K为了在村子落个户口，竟耗尽毕生精力……卡夫卡作品字里行间似乎都在抗议，又在悲叹“真理在哪里？！”以致他说：“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称为路者，乃踌躇也。”

卡夫卡作品无一不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表现荒诞和异化的主题，表达人的恐惧孤独感。“卡夫卡式”的思想特征，与其艺术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寓言式的结构，象征梦幻的手法，人物、时间、地点与背景的虚化等，是很明显的。“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象征主义框架中细节的现实主义乃是卡夫卡的特色，也是他对现代小说的特殊贡献。”卡夫卡作品与纯粹荒诞作品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或者说，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作为中心事件的陪衬物却是真实可见的。《变形记》中除了“人变甲虫”这一荒诞事件之外，主人公和其它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理逻辑，都符合人类现实生活的特征；《城堡》中像城堡那样的目的物虽然若隐若现、虚虚实实，但小说中一个又一个小故事，都是日常生活中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诉讼》中K被捕的程序，被捕后依然自由等显出怪诞，但法庭捕人、预审、预审法官、犯人、陪审员等，又都符合常规。卡夫卡正是通过无数细节描写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导向逻辑终点的抽象性和荒诞性，而这荒诞性又不失其象征意义，从而将他所要表达的主体事件或中心意念表达得十分强烈。

第二、怪诞。卡夫卡曾说：“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打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来说是地球上最主要的事情。”他追求的艺术效果就是强烈、惊异，于是采用怪诞的手法，对怪诞的内容——中心事件、情节、画面等别出心裁地构思。《变形记》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偶然事件无非是暴病、创伤、逮捕……总之不可能是变形，可主人公格里高尔偏偏变成了甲虫；《老光棍鲁布姆费尔德》中孤独的老光棍忽然有两个活蹦乱跳的赛璐璐球与他作伴；《城堡》中一批妓女被带进酒店的马厩；《美国》中浴室的莲篷头比澡盆还大……卡夫卡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写”客观世界外象的作品是真实的，只有通过“怪诞”把现实加以变形，才能让人看到真实的本质。

第三、象征。卡夫卡作品中的怪诞现象，串联起来，就成为歪歪斜斜、怪模怪样的“图案”，这些图像既是卡夫卡“个人的象形文字”，更是有象征意味，包含着譬喻和寓言，是卡夫卡作品出现多解性的原因之一。《城堡》叙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可那时隐时现，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城堡”，不正是与老百姓隔着不可愈越的鸿沟的官僚机构的象征吗？《地洞》所展现的惊悸不安的心理，不正是“世纪末”中小资产阶级心态的象征吗？《法的门前》中农民的悲剧，又象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多少人的不幸命运啊……卡夫卡潜心于充满超质感的图像，使之带有预言性，象征暗示了丰富的内涵，引人深思。

第四、浓烈的自传色彩。卡夫卡的世界中，总是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总是颤动着一颗受折磨的灵魂，甚至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姓名如K、约瑟夫·K、Karl……，都是从作者的姓名Kafka上面“K”下来的，这是卡夫卡创作具有自传色彩最明显的表征。而且我们从很多主人公身上，都可以读出“卡夫卡”来，作者的不幸遭遇、浓浓的孤独感……都移植在作者笔下的人物身上了，他们似乎在说；“我们都是卡夫卡。”
《城堡》表现了“卡夫卡式”小说的典型特型。

主人公K，来自何方，何等身分，作品始终未作交待。一个冬日的早晨，K孤身一人，踏着雪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半夜抵达一个穷村落。这个村落坐落在小山上的城堡脚下，并归城堡管辖。而这个城堡便是K的目的地，他是到城堡去请求当局批准他在村子安家落户。他冒充土地测量员，先在村子里住下。他让巴纳巴斯作向导，第二天一早K向城堡进发，城堡分明就座落在前面的小山丘上，清晰可见，但K就是怎么也到达不了城堡。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客店，城堡当局明明知道他不是土地测量员，却给他派来了两名助手。正当K一筹莫展之时，城堡里的“力部部长”克拉姆叫巴纳巴斯给他送来一封信，告诉他巴纳巴斯将负责K同城堡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但K想见的城堡长官CC伯爵，虽然人人皆知，然而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他。为了能和克拉姆面谈，K无法，只得去结识并勾引在旅店酒吧间做招待的克拉姆的情妇弗里达，却又因此得罪了女店主，反而成了K与克拉姆晤面的障碍。K被迫离开客店，到一所学校当门房，又因冒犯教员而被赶了出来。于是K又住进了一所“贵宾招待所”，他听说几城堡当局的官员来村都在这家宾馆投宿，就以为那里住的一位大老爷必是克拉姆，可却是他的一位秘书。K得到克拉姆给他的一封信，赞扬K在村里的土地测量工作做得不错。K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从未干过一点测量工作。K一直在等待巴纳巴斯的信息，这时巴纳巴斯的妹妹奥尔嘉不得不告诉他，原来巴纳巴斯这位信差自己也从未见过克拉姆，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因此，他每次去城堡都是空跑，指望巴纳巴斯取回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K与奥尔嘉的友情又引起了弗里达的醋意，她向K宣布自己已与少年的伙伴同居了，这个伙伴正是近日同K朝夕相处的两个助手中的一个。最后，克拉姆的一个秘书艾芒格尔召见K，命令他立即把弗里达还给克拉姆。其实，这时弗里达早已走了。至此，K与城堡联系的一切可能性都断绝了……

小说没有结尾，只写到20章。据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到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它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城堡》从人与城堡的关系表现人在荒诞世界中的生存状态。主人公K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百姓特别是小人物的象征，也是现代人的命运的象征，同时也是卡夫卡的精神写照。“城堡”有多层寓意：它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统治机构的缩影，是神秘的异己力量的象征。老百姓与国家之间，关系疏远而对立，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者隔开，永不相通。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大小官吏的阻挠下，小人物的起码要求也无法满足，人们最低的生存权力也是没有具体保障的。据卡夫卡看来，人们永远怀抱着朦胧的“无望的希望”，永远追求，永远达不到目的。城堡的主要统治者CC伯爵和当局负责人克拉姆，好像是永不显现的神灵，但他们的阴影四处笼罩着人们，使人们时时刻刻都感到压抑、惶惑、忧愁。小说中的一些“插曲”，亦被卡夫卡赋予了深刻的批判性，如克拉姆的秘书索尔梯尼的办公室，文件堆积如山，形成了柱子，挡住了四壁，而且这些“文件柱”经常倒坍，发出巨大的轰响声。他和许多大小官吏一样，相当忙碌，不过他只是埋在文件卷宗之中，并不管老百姓的疾苦。克拉姆们，索尔梯尼们专制暴虐，荒淫无耻。巴纳巴斯一家和她的妹妹受凌辱、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可以作为这些老爷及其帮凶们作恶多端的罪证。奥尔嘉愤慨地说：“在贵宾招待所那些跟班老爷们的眼睛里，我只是一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任意摧残我。”奥尔嘉的妹妹阿玛利亚揭露说，克拉姆“能够一动不动的呆坐几个钟头、然后忽然做出些残暴行为，令人吓得发抖。”“克拉姆对女人简直是一个暴君，他叫一个女人来，然后再叫一个来，没有一个是玩得久的，玩厌了又叫她们走。”后来，阿玛利亚因为拒绝了克拉姆秘书索尔梯尼的求婚，全家陷入极大的恐惧，结果亲友邻人们疏远了，父亲鞋铺里的伙计也跑了，最后倾家荡产。这就是城堡管辖下老百姓命运的写真。小说役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更增加了K等孤独者的“陌生感”。

卡夫卡生前无名，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瞩目。因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人们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作品的了解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