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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出蜀入京的苏东坡【报告文学】
历来文献与论著所载,苏东坡一生三次出蜀、两次入蜀,其中两次为“出蜀入京”。这一历史坐标,正是苏东坡文学人格从“眉山小苏”走向“东坡先生”的起点。
2. 出蜀入京的历史坐标
苏东坡一生三次出蜀,其中两次是“出蜀入京”:
第一次:嘉祐元年(1056),苏洵率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由眉山经成都、剑阁、越秦岭、过长安、渑池而抵汴梁,应礼部试。次年兄弟二人同科进士及第,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名震京师,主考官欧阳修惊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第二次:嘉祐四年(1059)十月,母丧守制期满,苏洵携二子及家眷从嘉州(今乐山)雇舟沿长江水路出蜀,经三峡至江陵,再陆路北上赴京。苏轼此行的开篇之作《初发嘉州》,恰是“出蜀入京”最富诗意的文学标记。
此后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兄弟二人丁父忧期满,又陆路翻秦岭北上,属“出蜀入京”之余波。三次往返,既是一个地理过程,也是一个精神过程。
3. 《初发嘉州》:出蜀入京的心灵镜像
《初发嘉州》写于嘉祐四年第二次出蜀入京途中,值得作为这篇文学评论的核心文本:
>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呈现了一个青年诗人与空间、与时间、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其一,“故乡飘已远”的空间悖论。** 苏轼以“飘”字写故乡,而非“离”或“辞”。“飘”字带有不自觉的浮力,故乡在船行中逐渐远去,不是被抛弃,而是像一片云一样自行飘逝。诗人尚未真正失去故乡,只是故乡开始从脚下抽离。这种微妙的距离感,正是出蜀入京者的普遍心理结构:身向前行,心向后顾;故乡渐远,而京城未至,人处在一个悬置的、过渡性的空间之中。
**其二,“往意浩无边”的进取心理。** 与“故乡飘已远”相对的,是“往意浩无边”。“往意”二字极见苏轼的本色。他不是被动的行旅者,而是主动的奔赴者。出蜀入京对苏轼而言,不是流浪,而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这虽是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的话,却道出了苏氏兄弟共同的心理底稿。少年出蜀者的世界图景是开放的、外扩的、充满可能性的。“浩无边”三个字,把地理上的蜀道之险与心理上的天地之宽并置,形成了强大的张力。
**其三,“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的意象转换。** 船过乐山大佛脚下,江水由激流转为平川。这是苏轼最擅长的写法:把外部景物转化为内在心境的隐喻。奔腾者,蜀中山水之性格,也是少年心气之性格;旷荡者,出蜀后天地之开阖,也是人生舞台之开阖。“造平川”的“造”字,暗含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力量——平川不仅是自然的,更是被诗人“造”出来的。这里已经埋下了日后苏轼“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种子:他始终是一个能给世界重新命名的人。
### 4. 出蜀入京的文学史意义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苏轼的“出蜀入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型母题。
- **蜀地作为“文学腹地”**: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唯东有长江三峡为出口。这种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得蜀中文人天然地具有“出蜀”的冲动。从司马相如“驷马高车”出蜀入长安,到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再到苏氏父子联袂出蜀,蜀地文人的文学起飞,几乎都以“出蜀”为起点。出蜀入京,是蜀地文人从“地方性”走向“天下性”的成人礼。
- **“入京”与“名震京师”的文学机制**:北宋京师的文学生态,与蜀中完全不同。苏轼在蜀中读书时所受的教育,是苏洵式的“发愤为文”;而到了京师,他面对的是欧阳修所代表的古文革新集团、科举制度的评价体系、以及天下士子的竞争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之所以能震动京师,正在于它既有蜀中私塾的深厚根柢,又暗合了京师文坛“平易自然”的时代审美。出蜀入京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地方才子”与“天下文宗”的碰撞与融合过程。
- **出蜀入京的代价:故乡的永久悬置**。苏轼一生再未真正回到蜀中定居。出蜀入京,意味着从此成为“离乡者”。此后的“万里家在岷峨”“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都是出蜀入京这一原初创伤的反复回响。可以说,苏轼全部的乡愁诗,其心理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出蜀入京的那一刻。
### 5. 出蜀入京与苏轼文学风格的奠定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出蜀入京途中所写的诗,与他在蜀中少年时代的作品相比,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风格转向。蜀中时期的苏轼,诗风偏于精工、内敛,带有蜀地山水的幽深之气;而出蜀入京途中,眼界骤然开阔,诗风也随之疏放。嘉祐四年南行途中,三苏父子“赋诗百余篇”,汇成《南行集》,苏轼的《初发嘉州》《过木枥观》《屈原塔》等皆在其中。这批作品标志着苏轼从“学诗”进入“诗之自觉”的阶段:他不再满足于模仿前人,而是开始以个人经历为诗材,以行旅见闻为诗境,形成了“随物赋形”的早期形态。
### 6. 结语:出蜀入京作为一生的隐喻
“出蜀入京”对苏东坡而言,不仅是青年时代的一次地理位移,更是一生的隐喻。他一生都在“出”与“入”、“去”与“归”之间摆荡:出蜀入京,入仕出仕,出入朝野,最终流落儋州。但正是这个“出”的动作,使他从一个蜀中少年变成了面向天下的诗人。没有出蜀入京,就没有“名震京师”的苏轼;没有出蜀入京带来的永久乡愁,也就没有后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东坡。
在这个意义上,《出蜀入京的苏东坡》这个题目,看似只写一段少年行旅,实则可通向苏轼文学世界的全部密码:**蜀地是他的根,出蜀是他的命运,入京是他的舞台,而那份“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的张力,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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