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的鳌头【四百六十三】

        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文明社会吗？但从肖春兰“造处”与富人的“买处”这两个荒唐画面，乡下妹肖春兰看似可笑却又是极富嘲弄意味的一句“处不处，我来处”的话语，已对当今这种所谓的文明社会做了立体的解答。这确是一幅很引人深醒的立体画面。而像这种几近夸张、荒唐、怪诞和黑色幽默的画面在午菲这部小说里俯拾即是。像黑白通吃的“黑脸贼”罗冬勤；仇富诈富吃富最终身死荒郊野岭的乡霸“凸眼匪”许力辉；“红吃黑”假公济私而办冤假错案一条龙服务的“红顶律师”袁伸和在法院任科长的法官“白头翁”等等正反两面人物身上，那阴阳倒错、恶行恶俗画面在他这部小说中实在是不胜枚举。由于时间和本人精力所限，我在这里没能一一例举。我以上所叙，仅是对老同学小说画面感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感受。至于他这部小说画面之外的时代特征，人物寓意，艺术审美品位诸方面，不在我今天要说的范围。　　总而言之，一部小说能提供给像我以上所说的这么多与众不同的风情图和风俗画，这已足于让人惊喜。而在当今多如牛毛，读者又越来越少的“泛小说”时代，能写出一部可供人一读，供人一哂和供人一笑的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以我个人的观点，午菲虽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归根到底他还是属于“大器晚成”那类的作家。但这没关系，世界上有许多作家都是“大器晚成”的。最具典范性的要数曹雪芹。曹氏甚至连“大器晚成”都算不上。因为曹氏到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穷极一生的《石头记》刊印问世。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像曹氏这样凄美的范例太多太多了，多得我们都不想去例举。对于午菲来说，这部面世后将会存之颇多争议的《六点红情殇》能够出版，说明近年来国家对文学已有了较为宽松的创作氛围和允许文学多样性存在的写作环境。午菲这部长篇小说适逢其时获得出版，应算是幸运的。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