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刀郎现象【四百一十】
刀郎的第四张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2004)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进入2020年代,“那英”和“刀郎”的结构性位置似乎发生了某种颠倒。当年质疑刀郎审美的那英,因为深度参与电视选秀节目的经历,如今似乎——不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成了“梗王”,各种与音乐“本身”无关的“梗”成了她的标签。相比之下,常年隐于幕后的刀郎,反而以艺术家的身份被大众认同。刀郎的《罗刹海市》大火,抖音功不可没。全民狂欢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家乐于将这首歌解读为对所谓主流音乐人的影射。如今,无论是通过线上线下演唱会重新登场(崔健和罗大佑近年也举办线上演唱会),还是在新作中融入更多民间曲艺、宗教和古典元素(龚琳娜和窦唯也有类似策略),使作品更具可阐释性,刀郎都更有意识地以艺术家的身份示人。
罗萌:现今所谓的“复仇文学”似乎已经超越了“个人复仇”的范畴,有了时代集体主语的意义,这也是刀郎可以作为时代价值尺度的原因。
三
罗萌:回到音乐本身,我注意到田老师在微博上转发这次活动的配文是:“世世代代,吟游歌手的灵魂不死。”为什么把刀郎界定为“吟游歌手”?我们的时代还有其他吟游歌手吗?或者说,从音乐和吟唱的角度看,刀郎的特殊性在哪?
田艺苗:东西方都存在吟游歌手的说法,西方有教会音乐、宫廷音乐,对立的是民间歌手和吟游歌手。中国古代有教会或宫廷里的音乐家,也有不愿意表演正统音乐,希望演唱更自由奔放的歌曲的音乐家,歌唱和流浪一直是人类不可遏制的需求。刀郎正在成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音乐艺术家,乐队里有越来越多的民间音乐人,使他不仅创造了音乐,也创造了文化现象。刀郎最吸引我的部分并不是创作,而是他作为表演者的才能,他的现场演唱极富激情,甚至能看到酒神精神,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同时也能在他的新专辑里听到他对歌词的新追求,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更关注歌词的文化内涵,把音律放在次要位置。
2007年5月18日,刀郎在“新疆十年环球巡演”上演唱《怀念战友》。
2024年8月30日刀郎线上演唱会
罗萌:田老师提到了歌词问题,刀郎把歌词写得很复杂,从流行音乐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利于传播的。但现在又可以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刀郎的歌词一定程度独立于曲调,以类似诗句的方式被广泛传播,这让我联想到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林老师和成老师怎么看歌词和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林志猛:刀郎的新专辑和前期存在较大变化,故事性非常强,尤其是《罗刹海市》,不是简单地抒发个人情感,而是通过引入故事来传达对人性、社会的看法,使《聊斋》等经典二次传播。歌词传达是文学化的一种形式,田老师也提到,西方以旋律为基本切入点,中国则更注重歌词内涵。从改编的角度来说,刀郎抽出神话中的一些情节,以叙事性的转变传达给世人,这个做法在哲学中也很常见,柏拉图也经常把哲学性要素融入改编的神话中,来传达更深刻的思想。在《弹词话本》中,融入江南小调的歌曲传唱度并不高,但恰恰是特定的音乐样式才能展现一类人的情感或社会性表达,并且通过多张专辑展现多层次且深刻的内涵,构成完整的生命表达。艺术家往往追求技艺本身的完美化,从刀郎的音乐创作和演出状态可见一斑,他没有奇装异服或夸张的动作性表演,而是通过尽可能少地关注他个人,让人们更多地聚焦音乐,直接体会音韵中的各种情愫,融合表演与艺术。理解刀郎的音乐除了结合他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更多的是要从歌词中展现的情、事、人入手。人世间不仅有悲剧或喜剧,更主要的是要公正地看待这两面,才能完整地对待人生。因此虽然一些歌曲传唱度不高,但有它自己的意义。
成玮:今天的流行音乐有许多传播形式,歌词难度不一定会构成传播阻碍,甚至会吸引一部分像我们这种喜欢对复杂文本施展阐释技艺的群体。《山歌寥哉》的每首歌,都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堪称解读的狂欢,这也是增加传播度的另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刀郎已经是成名歌手,这会增加一些听众的耐心。刀郎早期的歌词直白,旋律朗朗上口,迅速传播后获得一定关注度,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仍然为大众所热爱。现在就有了一点歌词晦涩的“资本”。大众文化传播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甚至是不可控的。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各种诗歌形式多半是伴随音乐而起的,例如诗经、楚辞、汉乐府、词、散曲等,也出现了许多传世之作。所以是否入乐演唱,是不是歌词,都不妨碍一个文本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重要的是语言艺术的成熟度、表达内容的深度广度,以及听众的共情程度等。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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