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刀郎现象【四百零九】
刀郎的第七张专辑《披着羊皮的狼》(2006)
同时呢,公众复仇,都带有以下攻上的意思,刀郎的出来,满足了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武侠式英雄的长久断更。就像金庸小说中,少室山大战,如果没有段誉、虚竹跳出来和萧峰义结金兰,这场战役就不会成为武侠第一名场面。所以,刀郎,这个时代的复仇者,就是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的肉身形象。时代需要刀郎,比时代需要刀郎的歌,更意味深长。
而木卡姆的特点,直白,直接,直抒胸臆,跟当代复仇剧一样,短平快。“我不等了!”这是时代形式的一个表征。而刀郎的存在,就是时代的刀,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刀郎发精神文明金奖,某种程度上,在武侠小说退出后,他承担了武侠小说的部分功能,把拿起刀的荷尔蒙变成了托举刀郎的荷尔蒙。这是刀郎的贡献。不过再要让刀郎像鲍勃迪伦一样拿文学奖不太可能,或者诺贝尔其他奖考虑考虑?
黄锐杰:我很认可毛老师的观点,刀郎音乐之所以流行确实可以用“复仇文学”解释。我并不是刀郎的粉丝,近两年关注刀郎最初就因为这套“复仇文学”叙事。如何理解“复仇文学”?我觉得要回到中国民间的一个关键词“报”上。“报”既包括“报恩”,也包括“报仇”,这是中国民间的基本伦理,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做过细致研究。这种民间的“报”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文化中时,形成了以“复仇文学”为代表的爽文机制。再往深处挖,这套机制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底层群体积压的对社会分化的不满。这种分化最极端的表现是,一旦分化固化,表达不满的形式本身就会失去意义,这些表达形式会变成分化机制的一部分。这就是本雅明说的“经验的贫乏”,经验还在,但我们失去了表达经验的有效形式。因此第一步肯定是从形式革命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刀郎的歌就是一场形式革命,背后折射出对以综艺为主的当代歌坛生态的不满,试图引导人们回归对音乐本身的关注。这就是形式革命,可以说刀郎带来了重建表达不满的形式的可能性。
杨联陞著《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丁雄飞:在刀郎走红的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支柱依然是电台、电视、唱片和音乐颁奖晚会。如今回看,那几年仿佛是中国流行音乐在传统媒体和体制下的最后辉煌。就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行的2004年,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横空出世,次年登上了春晚。而2004年同样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超级女声》。自此,网络和电视选秀、综艺节目彻底改变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生态。而到了今天,流媒体播放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音乐传播的最重要媒介。
从这个角度来看,刀郎在2004年的爆红,也是这一媒介和体制转型的缩影。一方面,《2002年的第一场雪》创造了CD销量的奇迹,正版销量高达二百七十万张,盗版更是突破了千万。刀郎的音乐非常适合在CD店等场所循环播放,曾长期霸占彩铃榜(彩铃可视为一种过渡媒介),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像降央卓玛这样的歌手会翻唱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刀郎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CD时代权威的地位。因此,当那英以“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在2010年批评刀郎“不具备审美观点”时,这背后有着值得深思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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